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重男輕女”，這個原本應該隨著舊社會的結束被塵封的詞。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它確實應該被忘記，因為它不屬于這個時代。但是在我心里它卻很清晰，似乎是刻進了我生命的年輪。

故事的開始其實是美好的，我出生在一個偏遠祥和的山村，是家中長女。爸爸希望一胎生女兒，如愿后，給我取了一個從小到大會被夸好聽的名字。那時的爸爸工作穩定，媽媽經常帶著年幼的我去父親單位小住（那個年代叫“進城”）。第二胎，父親希望是個兒子，甚至早早把名字想好了，用他的說法就是：這樣才算是對祖上有個交代。其實我大伯家已經有兩個堂兄了，與其說交代，不如說是那個年代獨有的虛榮心吧。我兩歲不到，上天送給我一個妹妹。從那時候起，我們母女三承擔了爸爸因為愿望落空而隨之而來的壞情緒。

上進的爸爸開始通宵打牌，夜不歸宿，留下媽媽一人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妹妹出生多日，卻不愿意給她重新取個女孩子的名字；我媽被打，連哭鬧還手的勇氣都沒有；雖然這都是從我媽和老一輩嘴里聽到的，但我深信不疑，因為這就是我爸。

后來，弟弟出生了，我開始很少看到爸爸了，用他的話說就是：看到人生的希望，得勒緊褲腰帶替我弟弟奔。家里只剩下我媽帶著三個孩子，養著一頭豬（春節前要殺的年豬），10只雞，種著大隊按一家五口分下來的田，地。我每天上學路過那些稻田，不解：為什么春種，秋收我們家總要比別人家晚一步。全村的秧都插完了，我們家才開始，全村的稻都割完了，我們家才割。那時候我還真傻傻的問過，只是我媽從沒回答我。長大以后我才知道，禾苗是不會自己插到犁好的水稻田，成熟的水稻也不會自己收割，打捆，到曬稻場。總要等到叔父家忙完，才有人對這一家婦孺伸出援助之手。

那時的生活，對拖著三個拖油瓶的媽媽來說，肯定是絕望的吧。我媽讀過小學，寫字很棒，但是教育我們的方式卻很簡單粗暴：打。無論大事，小事，打破一個碗，弄丟一毛錢，說錯一句話，都會招來一頓打。年幼的我，還經常拿這事在親戚調侃，說自己：挨過得打比吃過的飯還多。估計這也是導致我長大后喜歡動手打人的直接原因。男友犯一點小錯，必須要煽他兩個耳光才能泄憤。打你是因為你犯錯，像極了我媽那時候邊打嘴上邊說：“不聽話就往死里打。”那時候的我不懂自己的暴力基因從何而來，不懂打人是不對的，更不懂一個男人再喜歡你，也不能容忍你撕碎他的尊嚴丟在地上踩。

十歲那年，因為種種原因，舉家搬到武漢。如果用一個詞形容剛到陌生城市的我，那”怯懦“最合適不過了。不敢大聲說話，上課遲到不敢進教室，怕排隊時間太長錯過上課鈴而不敢上洗手間，上課老師提的問題再懂也不會舉手回答，對于自由座位的比如音樂課，電腦課，永遠都只坐最后一排。

盡量避免和同學有課下課外的私交，我怕他們邀請一起去租書，買奶茶，和她們去A同學家寫作業或者去B同學家一起聽家教課。因為我一定會拒絕，我要買菜回家，生蜂窩煤爐，煮飯，燒好一家人的洗澡水，我妹妹則負責洗全家人的衣服和飯后洗碗。我們分工明確，彼此心照不宣，從小這種相依相偎讓我們姐妹在彼此此后的生命中的分量十分厚重。

故事并沒有就這樣結束，后來，家庭遭變，我輟學了。過早踏入社會，但無論世間人情如何薄涼，我都沒有放棄過自己。初入社會在酒店當服務員，除了上菜收桌子，我刻意學習和模仿銷售員向客人推銷高檔酒水和高檔菜肴，吸收她們的推銷技巧。

后來改行做銷售，閑暇之余，報了成人自考，學營銷，學顧客心理學，學人際交往，語言技巧，數據統計，銷售分析，開始帶領小團隊沖刺任務。幾年下來，成大畢業了，人也倦了。出現了瓶頸期，只找了份簡單的行政工作打發時間！年紀一年比一年大，我成了家里的燙手山芋，親戚眼里的大難題。七大姑八大姨永遠都在為我操心，只要適婚年齡沒有殘疾的，我爸媽都會軟硬兼施逼我去相親。每次相親告吹都會招來眾人的一頓指責，我和家人的距離也因此漸行漸遠...

當全世界都不理解你的時候，是妥協還是選擇堅持？我選擇后者，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犯方向上的錯誤，當然我也開始反思自己：為什么從未放棄學習，人生卻陷入被動局面？

因為我從來沒有停下腳步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從沒有真正關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學銷售是為了不做一名簡單的服務員，學營銷和數據處理是為了不做一名簡單的銷售員。僅僅是為了解決眼前短期的困境而去做出的改變。我自認為沒有受到家庭影響，實際上那種“女人就是種子命”（原句是：女人就是種子命，男人就是土地，土地肥沃則花嬌，土地貧瘠則花敗）言論一直深深影響著我，使我的思想就像一個裹了足的女人，局促，笨拙，保守。

認識到問題點后，往往解決問題就變得簡單。我用一年的時間從行政轉到美編，我喜歡自己的工作，就像喜歡自己的人生那樣。我想對自己說：就算全世界都認為你不幸福，只要自己覺得自己幸福，那便是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