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么這段時間我對中國科舉冒出了越來越多的想法，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現在再談這個問題，或許有人要笑我了，又有什么好談的呢？一切已經蓋棺論定，我們早已經接受了科舉扭曲人格和破壞文化的論斷。或許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卻會發現，現在和過去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
一個有序的社會往往要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如何選拔人才。從中國歷史的開端，五帝時期就已經遇到這個問題了。部落聯盟的首領，等到年老力衰的時候，他就要考慮他的接班人了，那時候國家不大，人口不多，他能聽到來自底層的評價，他能夠對這些人進行長時間全面的考察，于是堯把帝位傳給舜，舜傳給大禹。
啟建立夏朝以后，國家的統治的方式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確定下來，到西周發展成一套規范的封建制度，公侯伯子男，差序化，金字塔形的架構。到了群雄逐鹿的時候，這種金字塔形的架構無法滿足競逐的需要，血統的傳承無法遺傳先祖的卓越才智。沒落的貴族開始以“自薦”的方式奔走于諸侯之間，或逞口利，或獻計謀。有眼光的貴族開始豢養有一批有能力和才識的人，這些人叫“養士”。孟嘗君危難之際，便是憑著這些養士中最不起眼的“雞鳴狗盜”而化險為夷。
到了漢代，人才的選拔依舊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皇帝下詔地方把有名望的人用公車送到中央，根據才能授予一定的職位，即使這樣，也無法保證地方官員在如此寬廣地域和眾多人口的國家中沒有遺漏。他們只能在他們接觸到的范圍進行篩查，而皇帝和官員的個人喜好，某些不確定的因素，也使這種篩查缺乏公正，公信。而公正是所有士人的需要，而公信力是整個社會所要求的。那么就應該造成一種資格，一種確定的評價標準，使這種篩查在公正和公信力上無法指摘。因此在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度便誕生了。由一定的人員劃分士人的品階，根據品階授予不同的職位。然而這樣所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全部掌握在“中正官”手上，于是對智力和能力的考察變成了對門第的品評。上下流通的管道被閉塞了，社會倒退到回秦朝以前，即便不是世襲，但本質卻是一樣的。
這樣的選拔制度必定要走進死胡同，可是，出路在哪呢？人才選拔制度既然要保證公正和公信，那就來一場考試吧。古人多次失敗之后，終于確定了天才般的創建了科舉制度。它不僅保證了公正和公信。而且動員了全社會所有讀過書的人，從這點來說，意義是非凡的。
考試確立了，可是考什么呢？唐代的考試相對于后來的朝代更加活潑，多樣。它既考詩，也考文章，也考策論，武則天時期又加了武舉和明經，題目和文章都不拘形式，文章也不需要糊名，名字敞亮亮呈現在考官眼前。有些士子還會提前去拜謁考官，或者把自己其他文章事先遞上去，以期事前獲得考官好感，得到錄取。同時唐朝還保留著士人“自薦”和“他薦”的渠道。一些士子通過干謁權貴的方式而獲得朝廷的青睞。最有名的是李白通過賀知章受到唐玄宗的賞識和重用。明代馮夢龍把這件事做了藝術加工，寫進了他的《三言》里面。
宋代文章需要糊名，也不能寫詩了，再后面，糊名也似乎不能保證沒有作弊的可能，因為考官能夠認出考生的筆記，因此考生把卷子交上去之后，還需要專人照抄一遍送過去。為了堵塞越來越多的漏洞，考試越來越嚴，越來越規范。同樣這樣一場動員了所有讀書人的考試也成了政府思想控制的工具，它限定了考試的范圍，只能從幾本書中敷義。又因為考官的才力和智識也是有限的，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定了。發展到最后，八股文便出現了。然而無論是限定的范圍還是限定的格式都與獨特的人格和個性背道而馳。即便是科舉考試的優勝者并不一定具有合格的社會管理才能，也無法證明其文學意義上或學識上的相當成就。這種地位與實質的分離為當時的人和后人所詬病。清代名醫徐靈胎曾諷刺道：“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首擺尾，便道是圣門高第，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茫茫昏迷一世，就叫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晦氣”。
那為什么科舉還是在中國牢固不破地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呢？因為它至少提供了一個穩定社會所需要的人才輸送的正常渠道。至少引導了讀書的風尚，至少讓官方思想廣泛播散到整個社會，形成整個社會最核心的凝聚力以及保持整個社會精英階層對國家的向心力。最重要的它有效遏止了階層固化，從而進一步預防了社會分裂和動蕩。就像余秋雨說：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
如果說在唐代，士子們多少會有通過干謁權貴，從而受到皇帝關注，來達到朝廷做官的浪漫幻想，那么到了明清，所有的讀書人都不會對此“終南捷徑”抱有期望。從而幾乎所有的人都歸攏到科舉這條路上。即使偶有隱士高蹈避世，在他讀書的開始也無法避免做官的想法。科舉動員了所有的讀書人，它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深刻影響了整個社會。它凝聚了所有讀書人和他們背后家庭所有人的人心。即使家庭成員沒有讀書的人，他們未來的后代仍有讀書的可能，因此科舉取得了所有人的共識，似乎也沒有任何一件別的事能達成這種程度的共識。
在中國的，個人的顯達包含了整個家庭的付出，而顯達之后對家庭的回饋就成了必要的責任和義務。士人的科舉上的競逐，除了“面壁十年圖破壁”之外，也同樣包括整個家庭無任的支持，有許多的家庭需要幾代人的財富積累才能供養一名讀書人所需。漸漸地，這樣的方式內化為一種社會共識，一些古村保留著皇帝對含辛菇苦，獨自撫養兒子考取功名的母親旌表牌坊。我也在一些村子的祠堂外面看見過旌表士子功名的旗桿石。士子考取到了功名，還可以赴朝廷為他們舉行的瓊林宴，鹿鳴宴，可以打馬御街，之后還有社會為他們舉辦的各式的活動，流水價地宴席，晉謁座師，拜訪同年。自然是“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這樣的榮耀與科舉失敗兩相比對，就顯得后者無限的黯淡悲涼。個人的榮辱和整個家庭家庭的捆綁，使得這種悲涼更加難以承受。然而這條路上，跌倒的人往往比“打馬御街”的人更多，黯淡蓋過了輝煌，無盡的哀嘆和哭泣掩過了席宴上的歌笑。于是我們回過頭，看到更多的是雙眼禽淚，身穿長衫，“亂蓬蓬的花白胡子”的落第書生禹禹獨行在新科狀元剛剛歡慶的街道上，皎潔的月光遍照京城，顯得他更加黯淡。身上囊空如洗，也無臉回去見望穿秋水的妻子和清苦寡居的母親，他只能流落京城，含垢忍辱，期盼著下一次折桂蟾宮。
然而我們也不必為科舉的失意者給于同情，科舉的弊病在于它把個人的人生軌跡兩極分化了。中舉之前固然能夠含垢忍辱，苦打苦熬，打落牙齒和血吞下，一旦中舉，內心的野心和欲望的顯露，有時令人瞠目結舌。戲劇《秦香蓮》里，陳世美考上狀元，便把糟糠之妻的秦香蓮徹底拋棄。如果陳世美沒有考上功名，或許他還能夠回到鄉下與妻子繼續過去的生活。身份的驟升帶來的是性格的扭曲，隱忍的越久，社會和周邊投來的艷羨和贊譽越多，扭曲的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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