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書院》里，大大在回答讀者提問時提過，如果有機會給大家講講名字的學問。我就找到了熊逸以蘇纓為筆名出的這本書，里面有很多你想都沒想過的文化常識，思想史知識，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點：

1）古人只能稱呼字，而不能稱呼名。一個人的名標志著他的未成年身份，只有父母和尊長才可以直呼，如果你當著一個同輩的面直呼其名，就等于當面在說：“小毛孩兒，我是你爸！”一個人便開始正式步入成人社會了，人們再稱呼他的時候便也只能以字相稱，名成為他在尊長面前自稱時的稱謂。所以說那時候的字基本相當于今天的名，字比名要重要許多。

2）對名的避諱是一項極其重要的社交禮儀，甚至可以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在避諱的規矩里，向來有“臨文不諱”的說法，凡是寫文章、讀經典，該怎么寫就怎么寫，該怎么讀就怎么讀，這種時候不必考慮避諱問題。

3）古人幼年取名，成年取字，名與字的含義總有高度的相關性。比如孔子的兒子名鯉，字伯魚；孔子有個弟子宰予，名予，字子我（“我”和“予”是同義詞）。

4）周公旦，姓姬，按照現在的名字稱呼規范，我們應該叫他姬旦。

5）以現代概念而言，姓是一個人的根目錄，氏是姓的分支，從一個姓里可以分出很多個氏。姓是血緣符號，氏是家族分支符號。

6）為了避免爭端，就有必要在一開始確立好與繼承資格相應的名分。所謂周禮，儒家推崇的所謂正名，儒家之所以被稱為名教，正是由此而來的。

7）古代殺牲祭祀，最高規格者稱為太牢，要用到牛、羊、豬三牲；次一級者稱為少牢，只用羊和豬；再次一級者稱為特，只用羊或豬一牲。

熊逸：名字的由來

“熊逸”出自《資治通鑒》卷二十九之建昭元年：漢元帝到虎圈斗獸，后宮嬪妃皆在一旁圍觀，不料意外陡生，“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婕妤等皆驚走”，原本圈養在圍欄里的熊突然逃了出來，所有人四散奔逃。

經過重新斷句：“熊逸”一出，所有人四散奔逃。

“正名”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傳統之一，兩千多年來，人們都相信著凡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所以在一件事情開始之前，總需要仔細斟酌它的名義。

現代社會依然沒有跳出這個傳統，所以我們會看到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的時候，打的是一場叫作“抗美援朝”的戰爭，而我們的對手美國人僅僅稱這場戰爭為Korean War，直譯為“韓戰”。

被名字注定的結局：令狐沖和任盈盈

我們看金庸小說，書中人物的名字總是大有深意的。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和任盈盈，這兩位主人公的名字看似樸實無華，比張勇、趙麗娟之類的名字并不風雅很多，但只要你熟悉傳統的道家哲學，就會從這兩個主人公的名字里一下子看出作者的用意：這兩個人今后終成眷屬，令狐沖的伴侶只能是任盈盈，而絕不會是岳靈珊。

令狐沖、任盈盈，這兩個名字單獨看上去并無深意，但結合在一起來看卻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沖”與“盈”是道家哲學里一組成對的概念，出自《老子》“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沖”的意思是空虛無物，如同杯子里一無所盛的狀態；“盈”則是充盈、充滿的意思。《老子》那句話的含義是：道的本體是虛而不見的，其功用卻是無窮無盡的。

阿朱與阿紫：一字之差，命運截然不同

再如《天龍八部》中的兩個女主角——阿朱和阿紫，若是一個熟悉傳統儒家文化的讀者，只要將這兩個名字結合起來看，就會一下子明白作者的深意，也會一下子曉得阿紫注定無法和喬峰走到一起的原因。

朱和紫是非常相近的顏色，但孔子說過，似是而非的東西最要不得，“惡紫，恐其亂朱也”，之所以厭惡紫色，是因為它很容易與朱色混淆。《天龍八部》里，阿紫一心想要奪取姐姐阿朱在喬峰心中的地位，這也是一種令人厭憎的“奪朱”之舉。

給孩子取名：瓊瑤化

民國時期的那些名門公子、大家閨秀們著實展現了不少令今天的父母們極度艷羨的名字，然而大范圍的抽樣調查會令我們驚奇地發現：這些名字幾乎沒有得到什么效仿，反而是瓊瑤小說主人公的名字成為最受歡迎的模仿對象。

原因倒也不難推想：當年看瓊瑤劇長大的那些少年少女如今已經為人父母，“瓊瑤體”早已成為他們的骨中之骨，血中之血，這樣的名字只求字眼兒漂亮，并不需要有太多的傳統文化來做支撐，取起來也不是很難，而民國時期的那些名字，比如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從傳統文化的經典中取出來的，若沒有幾分書香的蘊積，確實總會令人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任賢齊、劉若英、林青霞，誰的名字更高明？

當然，今天我們偶爾也能見到一些具有傳統風格的名字，水平自然各不相同。如果讓你將任賢齊、劉若英、林青霞這三個名字依據取名的水平排序，你會怎樣做呢？

由低到高的序列是：任賢齊、劉若英、林青霞。

其實這三個名字都有來歷，不過大多數人只能看出“賢齊”是出自《論語》的“見賢思齊”。“見賢思齊”早已經成為成語了，大部分人也都懂得這個詞的意思，所以這樣取名顯得過于淺近，沒有什么醇厚的余味。

劉若英、林青霞，這兩個名字比之“賢齊”，既沒有那樣淺近，也可以使人在不知道出處的情況下理解字面的意思（盡管只是最表層的意思），而一旦知道了出處，就會覺得余味無窮。劉若英，這個看似平淡的名字其實出自南朝文學家謝莊的名文《月賦》：“擅扶光于東沼，嗣若英于西冥”，形容太陽與月亮交替升沉的樣子。“若”指若木，是傳說中的神木，生長于遙遠的西方，是太陽所落之處。“英”是“花”的意思，“若英”即“若木之花”。

再如林青霞，名字看上去也有點兒平淡，但它出自南朝文學家江淹的《恨賦》：“郁青霞之奇意”。這個名字之所以比“若英”還要高明，是因為它可以給人多一番的聯想：如果你從“青霞”聯想到“郁青霞之奇意”，就會明白它還有一層“胸中積聚凌云之志”的意思。

《月賦》和《恨賦》都是《昭明文選》里收錄的名文，古人有諺語說“《文選》爛，秀才半”，意思是《昭明文選》若能讀得爛熟，就有一半的機會考中秀才了。今天除非讀古典文學專業的人，否則非但沒讀過《昭明文選》，怕是連這個書名都沒聽說過的。我們的名字越來越俗氣，這也是難免的事啊。

暗示的力量

當代心理學家做過這樣的研究，在大樣本的統計數據里發現這種心理暗示是真實存在的。道理其實相當簡單：比如父母給女兒取名“李纖纖”，顯然父母覺得這孩子嬌柔可人，每天“纖纖”“纖纖”地喊著，越發覺得這孩子嬌柔；父母的態度深刻影響到孩子的自我認知，孩子也漸漸覺得自己的形象應該是嬌柔可人的，言談舉止就會越發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然后同學們這么叫，同事們這么叫，身邊的環境永遠在給她傳達這樣的心理暗示。

保護好你的名字

在當時底層社會的共識里，石匠掌握著一種神秘技術，當打樁遇到過于堅硬的河床時，他們會將活人的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頂部，如此則會給大錘的敲擊添加某種精神力量。根據古老的能量守恒法則，這些精神力量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攝自那些被秘密寫了名字的人。這些人因此而損失了精氣或魂魄，于是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可怕的手藝人

人們對自己無法了解的東西總會心懷敬畏，并不斷在想象中為虎添翼。這樣的“心理誤區”其實是億萬年嚴酷的進化史鐫刻在人類基因里的一項生存優勢，所以我們會自然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哲學，會對一切陌生事物充滿敵意，還總是在不知就里的情況下倉促對之發動攻擊。

石匠、木匠等在古人看來掌握著難以捉摸的“高科技”的匠人，毫無懸念地被神秘化了。世人既需要他們的手藝，同時也懼怕他們的某種“高級技藝”——傳說中那是一種近乎巫術的技藝，所以匠人在古代社會里常常被看作是與僧侶、巫師、卜者同類的人。有人認為這是匠人為了爭取更高的收益而自神其術的結果，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從自己的巫師角色中獲得了不少額外的收入，當然，同時收獲到的還有雇主的其實全非必要的敬畏。

至今仍有一些農村地區保持著這樣的習俗——沒有人膽敢在營建新居期間怠慢木匠，因為人們相信，心懷不滿的木匠會使用“厭勝之術”在宅子的隱秘處做些手腳，可使今后家主輕則家宅不寧，重則家破人亡。

厭勝，“厭”與“壓”通假，是“鎮壓”的意思。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故事里，法海對白娘子所使用的就是一種厭勝之術，將白娘子“鎮壓”在雷峰塔下。沈士良請石匠所行的叫魂大法也是厭勝之術的一種，比法海的手段還要高級一些，僅僅通過將寫有人名的紙片用木樁鎮在河床底下，就可以攝取名字主人的魂魄。

厭勝之術

厭勝之術由來甚古，李冰開鑿都江堰的時候就曾經雕鑿了五頭石犀以鎮壓在長江水底躁動的精怪。然而唐肅宗上元二年，都江堰突然決口，大水淹沒了不少人家，杜甫當時以詩史態度寫有一首《石犀行》，其中有說“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顯然以知識精英的視角對厭勝之術表示出大大的不以為然。

名字，僅僅是名字而已，何以會有如此可怖的力量？

這既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文化傳統上的原因。在心理上，一個人的名字是和他本人關系最緊密的符號；在文化傳統上，名字從周代，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時代開始，便被認為是一種“屬神”的東西，神圣而不可侵犯。

名字其實就是符號

唐代詩人岑參有一首很可愛的小詩：“洞房昨夜春風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思念遠在天涯的故人，夢中只消片刻便越過數千里的距離與他相會。我們的思維似乎比什么都快，所以神秘主義者常常以這個緣故而推崇“心念”，說我們只在一念之間便可以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連光速都望塵莫及。

索引系統就是符號系統。我們是通過索引系統來認知世界的，同樣是通過符號系統來認知世界的。那么，我們為什么會這樣呢？

在岑參的“片時春夢”里，他的神經系統便是調閱了那位故人最突出的幾項外形特征，將之組合成一個框架，大腦還會將缺失的信息以一種相當任意的方式填補起來，組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人形象。事實上，當岑參在清醒的時候回憶這位故人時，大腦也是以類似的模式在運作的，所以我們的記憶從來不會十分準確。心理學的這一研究成果早已在刑偵和司法領域里發揮了巨大作用，目擊者的證詞已經不再被毫無保留地當作“真相”來看待了。

將復雜的事物轉化為符號化的記憶索引，這是人類生存中一項至關重要的能力，而使我們迅速記住一個人的最簡單的索引符號，毫無疑問，就是這個人的名字。

一般而言，無論是某人的圖畫、一縷頭發、使用過的物件、手跡、停留過的地方、生辰八字（事實上，以上種種都曾經成為巫術的媒介），都不如他的名字那般能夠迅速喚起我們對他的記憶，這正是我們天生的認知模式使然。

從這層意義上講，我們幾乎可以說“名字即人”，而缺乏現代生物學、心理學知識的古人難免會覺得名字和人之間有某種神秘的關聯，當人們對某人的名字施加某種影響的時候，其影響力會自然而然地作用于某人本身。

招魂：古人最后的生死判斷？

周朝是一個禮制社會，也可以說是禮儀社會，貴族群體共享國家股權，各級貴族上至祭祀、出征，下至衣食住行，都有一整套復雜的儀節。葬禮或許是一切儀節中最復雜的，事實上在儒家尚未成為一“家”之前，在葬禮上做司儀正是他們的當行本色。

重視葬禮是為了“慎終追遠”，可以不斷強化共同體成員對“血濃于水”的感受，對于提升集體向心力很有益處。有兩個葬禮細節與我們當下所要討論的內容高度相關：一是招魂，二是避諱。

招魂，古人稱之為“復”。假設某位士君子剛剛在家里壽終正寢，這時候就需要有一個手腳利落的人為他招魂。招魂者需要從東邊的飛檐登上屋頂，手里拿著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面向北方，拉長聲音連呼三聲死者的名字。比如死者姓王名林，那么招魂者呼喊的內容就是：“啊——林啊——回來吧——”姓和名在當時還不會像今天這樣連起來喊。

人既然剛死，那就意味著魂魄剛剛脫離身體，還沒飄遠，所以只要把魂魄召喚回來就可以令死者復活。招魂者連呼三聲之后，將手里那件衣服從屋頂投入前庭事先準備好的竹筐里，自己從西邊的飛檐退下來。前庭有人拿起那件衣服（千萬小心，因為亡魂若真的被召喚回來了，此刻就附著在那件衣服上），登上臺階，將衣服蓋在死者身上。如果招魂成功，死者就會復蘇（當然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當人們完成了招魂的流程，看到死者依然復蘇無望的時候，就會宣告死者正式死亡，要著手辦理喪事了。

只有對天子的招魂有點兒例外，沒人敢直呼天子之名，于是只有這樣喊：“啊——天子啊——回來吧——”也許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從來沒有哪一任天子的魂魄真的被召喚回來過。

讀者應該已經留意到，招魂時所呼喚的正是死者之名，其實這恰恰意味著招魂與叫魂只是一體的兩面罷了。

事實上在古代的士君子世界里，招魂是很少有的被別人叫到“名”的幾種場合之一。

比如死者姓岳，名飛，字鵬舉，招魂時既不喊“岳飛”，也不喊“岳鵬舉”，當然也不會喊“岳大人”“鵬舉兄”之類的什么，喊的僅僅是“飛”：“啊——飛啊——回來吧——”

在古代的士君子世界里，一個人總會有太多種稱謂。在所有這些稱謂中，名也許是被人叫得最少的一種。古代的男子到二十歲的時候要舉行冠禮，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種成人禮，表示你從此正式加入成人社會，承擔成人的義務，享受成人的權利。冠禮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儀式，就是由嘉賓（通常是長輩）為你取“字”，從此除了國君和父母之外，別人對你稱字而不稱名，這叫“敬其名”，意即對你的“名”表示敬意而不敢輕率提及。父母在你初生時為你取的那個“名”就這樣被小心翼翼地保護在社會規范之下了，直到招魂的時候。

招魂結束，死者入殮，靈柩前還要樹起一面旗幟，旗幟上要有“書銘”，也就是寫上死者的名作為靈柩的標志。如果死者是男性，書銘便直接書名；如果死者是女性，書銘所寫的就是她的姓與排行。

如果我們理解了“名”在古代世界的這份重量，就不難理解招魂或叫魂何以會在人們心中有著偌大的影響力。

避諱：名字為什么要成為禁忌

儒家經典《禮記》有記載說，將死者的棺槨下葬之后，所舉行的最后一輪祭祀叫作“卒哭”，在此之后，人們便會將死者的神主牌位依固定的次序安置在祖廟里，從此“以諱事神”，亦即死者的名諱從此成為一個禁忌詞，是屬神的，不得再在人間提起。這意味著“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就是說，從此以后大家便不再把他當成“人”來侍奉，而是當成“鬼”來侍奉了。

舉個真實的例子：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有一個姓姬名寤生的人，身份是鄭國的國君。在他去世的時候，鄭國要向友邦發布訃告。魯國接到訃告，這在魯國的紀年里是魯桓公十一年，魯國史官將這件事記載下來，這就是《春秋·桓公十一年》里的那條記載：“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意思是說：在今年夏天，五月的癸未日里，鄭國的國君（伯爵級別）寤生去世了。

這個時候，這位姬寤生（其實當時并不會這樣連名帶姓地稱呼）雖然已死，卻還沒有下葬，鄭國的元老大夫們需要開個會，考察姬寤生的一生功過，為他選定一個謚號。姬寤生生前是個果敢有為的國君，帶領鄭國稱霸中原，那么依據謚法，“勝敵志強為莊”，于是大家一致贊同以“莊”作為姬寤生的謚號，從此以后便稱他為鄭莊公。現在的高中語文課本有《鄭伯克段于鄢》這篇古文，文中的主角就是這位鄭莊公。

確定謚號之后，死者于當年秋天的七月里正式下葬，鄭國領導層還要再發一份通報給友邦人士。魯國收到了這份通報，于是在本國史冊上記載道：“秋七月，葬鄭莊公。”——三個月前記錄的是“鄭伯寤生卒”，此時記載的是“葬鄭莊公”，稱謂就這樣發生改變了，鄭莊公的“名”已經被拿去“事神”了，人們提起他的時候再也不能說“鄭伯寤生”了。換言之，“寤生”從此變成了一個禁忌詞匯。

所謂謚號，其實就是給一個人（當然是貴族階層）賦予一個新名字，用以取代舊的名字。從文字學的角度上看，“謚”的本字是“益”，表示“增加”。“益”（謚）從字面來看就是給死者增加一個名字。古人總是不斷給自己增加新名字：有名，有字，有號，有尊號，有謚號……在這一套復雜的稱謂系統里飽藏玄機。不過，關于名字的故事，還是讓我們先從姓氏講起吧。

孔子不姓孔

孔子是殷商貴族的后裔，與那個臭名昭著的商紂王屬于同一個血緣族群，他們都姓“子”。周武王滅掉了商紂王，從此改朝換代，天下從商朝變成了周朝。商朝的遺老遺少被寬宏大量的征服者的后代賜予一處封國，是為宋國。

周朝人作為征服者，很有點兒統戰意識，給宋國以最高的禮儀規格，然而在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下，宋國人的腰桿子其實是再也挺不起來了。我們看諸子百家的文章，宋國人常常被當成揶揄嘲諷的對象，當某位思想家需要塑造一個反面人物來教育大家的時候，宋國人常常是首選。揠苗助長、守株待兔這些故事，愚蠢的主人公都是宋國人。

若干世系之后，到了春秋初年，子姓貴族里有一位孔父嘉做了宋國的大司馬，還成為宋穆公的托孤大臣。這位孔父嘉并不是姓“孔”名“父嘉”，“孔父”是他的字，“嘉”是他的名。先秦時候的稱謂規范和后世很不一樣，標準也不盡統一，若換作后世的稱謂方式，孔父嘉姓子，名嘉，字孔父，應該被叫作“子嘉”或者“子孔父”。

若干年后，孔父嘉死于一場政變陰謀，他的后代逃亡到魯國，從此定居下來，以“孔”作為自己這一系的“氏”，這就是孔氏的由來。六代之后，便有了我們尊敬的孔子。所以，假如我們要給孔子做一張身份證的話，應該這樣來寫：

姓：子

氏：孔

名：丘

以現代概念而言，姓是一個人的根目錄，氏是姓的分支，從一個姓里可以分出很多個氏。姓是血緣符號，氏是家族分支符號。周代有“同姓不婚”的傳統，兩家人雖不同氏但同姓，是不可以締結婚姻之好的。

當時的姓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簡直少得可憐，氏卻越來越多。事實上在很多時候，氏都比姓來得重要，這正如一個人的現住址往往比籍貫更重要一樣。所以姓在不知不覺間便從歷史舞臺中消隱了下去，氏也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我們今天概念中的姓。漢朝人就已經不太分得清姓與氏的差別了，哪怕博學如司馬遷，在《史記》里介紹某人的時候也常常說他“姓某氏”，完全將姓與氏混為一談，將氏直接當作姓來使用了，“姓氏”一語的意義從此為之一變。

周朝的王族姓姬，周公當然也姓姬，他的名字叫旦，因為受封為周公，所以史書上一般叫他周公旦。當然，按照現在的稱謂規范，我們應該叫他姬旦。真是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國家總理級的人物被人叫作姬旦時的樣子，難道那時候人們對雞蛋另有稱呼不成？

事實上，那個時候還并不曾像現在這樣連名帶姓地來稱呼一個人，姓與名總是單獨出現的，所以“姬”和“旦”并沒有機會被放在一起來讀。即便是后世提及周公，通常也不會直呼姬旦。北魏孝文帝《與太子論彭城王詔》有“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這是因為駢文需要照顧對仗，對仗又必須照顧音律，這里若稱“周公”則音律不協，只有退而求其次，反正周公已經過世很久了。

至于周文王，也就是姬旦的父親，為什么給這個孩子取名為旦，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也許僅僅是取“日出”的意思。那個時代的名字，大多都沒有什么太深的含義，畢竟連書都還沒有呢。

帝王本該對名字最有講究，但商朝的帝王都用十個天干符號來取名，比如那位臭名昭著的商紂王，他的名字是“辛”，即“戊己庚辛”之“辛”。他的前任商王還有三位叫“辛”的，為了區分，人們依次稱這四位同名者為祖辛、小辛、廩辛、帝辛，正如歐洲王室里愛德華一世、愛德華二世、愛德華三世那種稱謂習慣一樣。

很有可能當時以天干計時，孩子是哪一天生的，就以哪一天的天干命名之。生在辛日，所以取名為辛；生在甲日，那就取名為甲。如果那時候有生日派對的話，那么無論是某人自己還是他的朋友們都不會忘記他的生日。

禮儀之邦，連取名都有一套特定的禮儀古代中國號稱禮儀之邦，大到國際戰爭，小到行住坐臥，各有各的禮儀。

取名字既是關乎靈魂的大事，那么給孩子取名當然要依照一套嚴格的禮儀規范才行。據《禮記·內則》的記載，在孩子降生第三個月的月末，取名儀式正式啟動。至于為什么要等上三個月才取名，史料上并沒有說，不過推測起來，那時候醫療條件惡劣，嬰兒成活率很低，降生之后的三個月應該是死亡率最高的時段，等嬰兒挨過了“危險期”，父母的心才會踏實一些，也才有給孩子取名的必要。（在古代歐洲的平民社會里，小孩子經常要等到三四歲才有名字，就是因為在三四歲之前的死亡率實在太高的緣故。）

儀式的第一項內容是給孩子理發：胎發并不全部剃光，男孩子要留著囟門兩邊的胎發，女孩子要在頭頂留一處十字形的胎發，要么就是男孩子留左邊的胎發，女孩子留右邊的胎發，這是他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個“男左女右”的規定。

這一天里，家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要早起、沐浴、更衣。孩子的爸爸要從阼階上堂，面向西方站立；孩子的媽媽抱著孩子出來，站在屋楣之下，面向東方；保姆站在孩子媽媽稍前的位置，幫助后者傳話說：“孩子的母親某某（如果妻子姓姜，這里就稱姜氏）謹在今天的這個時候，讓孩子拜見父親。”孩子的爸爸要回答說：“要教孩子恭敬懂禮。”接下來，爸爸一只手握著孩子的右手，一只手托著孩子的下巴，開始給孩子取名了！媽媽要代替孩子回答爸爸說：“孩子會牢記爸爸的話，將來會有出息的！”

然后媽媽向左轉身，把孩子交給早已等在那里的老師。孩子的老師負責把孩子的名字通報給全家的女眷，爸爸要把孩子的名字告訴給大管家，由大管家通報給所有同宗男子，并如此記錄在案：“某年某月某日，某出生。”最后一個“某”所代表的，就是孩子剛取的名字。接下來的程序就相當于今天的上戶口，這里就省略不談了。

魯桓公給孩子取名的故事

在今天或被認為是封建迷信，或被認為是傳統文化精髓的五行生克、生辰八字、筆畫組合之類的講究，其實在周代尚未成型，而且即便在其成型之后，一般也只是下層社會才用這些規則來取名字（比如魯迅筆下的閏土，而魯迅兄弟都不曾取這樣的名字）。先秦史料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周代上流社會依據周禮取名的案例，就讓我們從魯桓公的故事講起吧。

周公旦被封到魯國，但他兼有國家總理的重任，必須留在京城輔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他讓自己的兒子伯禽到魯國上任。伯禽于是成為魯國事實上的第一任國君，然后世代相傳，到了公元前711年，我們本章的主角魯桓公正式繼位。魯桓公姓姬名允，當然，正如沒有人稱周公旦為姬旦一樣，也沒有人稱魯桓公為姬允。在魯桓公繼位的第六年里，正室夫人姜氏終于為他生了一個兒子。

只有正室夫人所生的第一個兒子至關重要，這與當時的子女繼承制度息息相關。

子女繼承制度和婚姻制度都是由私有制派生出來的，倘若沒有私有財產，相愛的人便可以自由戀愛而不必結婚，對孩子們便可以僅僅憑著親情來愛護而不必費心考慮他們應該繼承的財產份額。既然有了私有財產，財產又永遠存在“稀缺”這個特性，每個相關的人都想爭得更多的一份，那么為了避免爭端，就有必要在一開始確立好與繼承資格相應的名分。所謂周禮，儒家推崇的所謂正名，儒家之所以被稱為名教，正是由此而來的。

正室夫人所生的兒子統稱嫡子，側室夫人所生的兒子統稱庶子，嫡子中的老大稱為嫡長子。公元前706年，魯桓公家里的嫡長子吉祥降生，他是真正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孩子，因為只有他將來才有正式資格繼承魯桓公的崗位，成為魯國的下一任國君。所以當務之急是：要為這孩子取一個好名字。

這個孩子的降生，意味著魯國的君位出現了合法繼承人，所以這非但是一家人的大事，也算是全國人的大事。禮儀之邦凡事都要有相應的禮儀，太子降生自然不會例外，于是人們早早便準備好了最高規格的太牢盛饌。

古代殺牲祭祀，最高規格者稱為太牢，要用到牛、羊、豬三牲；次一級者稱為少牢，只用羊和豬；再次一級者稱為特，只用羊或豬一牲。這些牛、羊、豬在名義上都是獻給祖先神祇的，但祖先神祇畢竟沒有肉身，是靠著香氣的供養而存活的，所以他們只是來聞聞味道罷了（這便是“馨香”一語的來歷），肉畢竟還是要被祭祀者吃進肚里的。理論上說，太牢之禮是為太子降生而舉辦的，牛、羊、豬當然應該給太子吃，但小嬰兒無法吃肉，只能由母親姜氏代勞。漢代經學大師鄭玄很嚴肅地解釋說：這樣做也是為了使孩子的母親盡快得到營養的滋補。現代人很難想象：產后體虛的女人以太牢滋補，會不會補得太過分了一點兒？

初為人父的魯桓公本不知道該如何給孩子取名，所以事先他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功課：去向博學的本國大夫申繻請教。按照周代制度，大夫屬于元老級的貴族，是國家重臣，一個人必須年滿五十才有升任大夫的資格（事實上總有例外）。所以，在那個重視長者智慧的時代，大夫級人物說出來的話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申繻不愧是一個淵博的長者，告訴魯桓公說：“取名一共有五種規則，分別是：信、義、象、假、類。”

信，就是以孩子出生時的特征來取名，比如有個孩子出生時手心的掌紋很像一個“友”字，父親便給他取名為友。

更加常規、也更加“科學”一點兒的方法是：在孩子的媽媽尚未生產的時候，樂官就會拿著律管守在她住所門口的左側，大廚端著膳食器具守在她門口的右邊，占卜官拿著占卜器具守在堂下，等太子剛一落生，發出第一聲哭號的時候，樂官趕緊吹奏律管，找到與哭聲相合的音律，大廚提出膳食方面的建議，占卜官提供備選的名字，然后還要行一套有點兒復雜的懸弧禮，再正式取名。

義，就是以吉祥的字眼兒來取名，直到今天這仍然是父母給子女取名時最常用的方式。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發”，果然滅商興周，既昌且發。魯桓公名“允”，這個名字也是根據“義”的原則取出來的，“允”的本義是“誠信”，盡管魯桓公的一生行事有點兒愧對他這個名字。

象，就是孩子的某處特征像什么東西就以什么東西為名。孔子的名字就是這么取的。他的父親曾在當地一座名叫尼丘的山上禱告求子，而孔子降生之后，頭的形狀竟然很像尼丘，所以取名為丘。

假，就是假借萬物之名來做孩子的名字。孔子就用這個方法給兒子取名為“鯉”，今天的父母也常常會用龍、虎、鷹、桂、桃這些字眼兒來給子女取名。

類，就是根據和父親有關的某種特點來做孩子的名字。

取名除了這五項規則之外，還要小心六大禁忌。申繻對魯桓公說：取名不能用國名、官名、山川名、疾病名、牲畜名、禮器玉帛名，這是因為周人有“以諱事神”的傳統，名字一定要易于避諱才行，以上六種名字是很難避諱的。當代小提琴家盛中國就屬于犯了“取名不能用國名”的禁忌，齊豫、齊秦、陳魯豫，他們的名字在周代算國名，在現代算地名，同樣違背了這一禁忌原則，因為這些地名在日常語言中實在太難回避了。

申繻列舉了當時的兩個反面教材：晉僖侯的爸爸給他取名“司徒”，而司徒是一個官職的名字，晉國后來就只好把官職里的司徒改稱中軍；宋武公的爸爸給他取名“司空”，也是官名，宋國后來只好把官職里的司空改稱司城。

這種避諱問題就連當時的人都會覺得麻煩。《國語·晉語九》中有一則故事，是說晉國大臣范獻子到魯國去做外交訪問，在進入魯國的國境之后，他向當地人打聽魯國的兩座名山。奇怪的是，當地人在回答的時候竟然不提山名，僅以山所在的行政區劃的名字來指代這兩座山。范獻子大惑不解，問道：“那不是叫具山、敖山嗎？”沒想到當地人說：“那是敝國先君獻公、武公的名字，需要避諱啊！”范獻子頓時感到顏面無光，回國之后逢人就說：“人不可以不學習啊。我出使魯國，卻直呼人家避諱的兩座山名，被人恥笑，這都怪我事先沒有做足功課啊！”取名不易，有如此多的規則和禁忌。魯桓公前思后想之下，終于用“類”的方法給太子取名為“同”，因為太子和自己的生日在同一天。這個名叫“同”的孩子，后來成為魯國的下一任國君，死后謚號為“莊”，史稱魯莊公。

文雅和粗俗

名是一個人的所有稱謂中私密性最強的，這也算是社會文明化的一大標志。文明，往往意味著雅致、迂回；粗野，往往意味著直截了當。

舉例來說，“死”是一個很直接的表達方式，如果我們的朋友張三剛剛被確診為腦死亡，我們就會說“張三死了”。我們更愿意換一個相對委婉的表達方式，比如“張三駕鶴西歸了”。

文雅的意義就在于，將我們和那些會令我們感到不快的事物盡可能隔得遠些。

這只是文雅的低級功效，更高一級的功效是：將我們和那些理應讓我們付出尊敬的事物隔得遠些，貶低自己以尊敬對方。

不直呼對方之名，這也是貶己以敬對方的一種經典的模式。一個人的名標志著他的未成年身份，只有父母和尊長才可以直呼，如果你當著一個同輩的面直呼其名，就等于當面在說：“小毛孩兒，我是你爸！”

比如我們和關羽共事，那么對他直呼“關羽”“羽”“小羽”或“羽哥”都有可能招致滅頂之災，正確的做法是：可以稱字，叫他“云長”或“云長兄”；可以稱職務名，叫他“關將軍”“關大人”；可以稱爵位，叫他“侯爺”。當然，職位和爵位不是每個人都有的，但是，只要是稍有點兒文化的家庭，孩子在成人之后都會有字，我們總還可以稱字而不稱名的。

男人到了二十歲要行冠禮，也就是成人禮。儒家經典《儀禮》第一章題為《士冠禮》，記載冠禮的全部流程，各種講究，各種繁瑣，讀一遍都不容易，更別提照做了。

朱熹也說過：“古禮在今天幾乎都行不通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最傳統的禮學是屬于貴族社會的，貴族們多是富貴閑人，又最重視傳統，在禮儀上非但不怕麻煩，反而還炫耀這種麻煩，而中國的貴族社會到戰國時代就早早地宣告結束了，后來也只在晉代回光返照了一回。

炫耀型消費是扎根在基因里的行為模式，正如雄性動物炫耀自己來求偶一樣。今天我們需要買私家車作為代步工具，如果僅僅滿足功能性，那么幾萬元的車也就足夠了，但人們還是追求奔馳、寶馬、法拉利，因為只有開這樣的車才夠有面子。

一言以蔽之：沒有人會僅僅因為“自己喜歡”而去購買奢侈品。

貴族最看不起這樣的炫耀，一概斥之為暴發戶心態。在貴族的世界里，只要有錢就能買到的東西，無論多貴，都沒有炫耀的價值。真正的貴族，炫耀的從來不是財力，不是任何物質性的東西，而是純屬于精神世界的優雅。財富可以憑借機遇與能力迅速積累起來，而優雅沒有速成之道，總需要有幾代人的積淀才能形成。俗話說三代才能培養出一個貴族，道理正在于此。

那時候的平民自然享受不起這樣的成人禮，即便舉行了成人禮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孩子照樣沒資格參與政治生活。成人禮上需要取“字”，平民不但沒有字，連名都是胡亂取的。

在貴族的成人禮上，取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這項重任不是由父親來做，而是由特邀嘉賓來做。字與名要在意義上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比如孔子的兒子名鯉，字伯魚；孔子有個弟子宰予，名予，字子我（“我”和“予”是同義詞）。

在無窮多繁文縟節的成人禮之后，一個人便開始正式步入成人社會了，人們再稱呼他的時候便也只能以字相稱，名成為他在尊長面前自稱時的稱謂。所以說那時候的字基本相當于今天的名，字比名要重要許多。

如果拿到的是一本《古代文學作品選編》，目錄里的作者名會是班固、庾信、鮑照、江淹等。但古人編書如果也這樣做，就等于在辱罵這些作者。我們看梁太子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在目錄里，班固不稱班固，稱班孟堅，庾信稱庾子山，鮑照稱鮑明遠，江淹稱江文通，統統不是姓與名連稱，而是姓與字連稱。

如果時代再靠后一些，目錄里的名字就會出現姓、名、字連稱的方式，比如：班固孟堅、庾信子山、鮑照明遠、江淹文通，或者是姓、字、名連稱：班孟堅固、庾子山信、鮑明遠照、江文通淹……這種稱謂方式在日本還保留著，比如日本拍的《三國演義》動畫片或三國人物手辦的廣告招貼，人物旁邊出現的介紹文字都會寫成劉備玄德、關羽云長、張飛翼德、趙云子龍……有人因此嘲笑過日本人的古怪，殊不知禮失求諸野，這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遺存。

《史記》上講，項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劉邦名邦，字季。項羽的字是貨真價實的，因為他乃楚國名門之后，從小接受的是貴族教育，成年而取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劉邦的字頗為可疑，因為劉邦出身于平民家庭，一輩子都以缺乏教養、素質低下著稱，直到他勢力已經很大，知識分子在投奔他的時候總還有心理障礙，覺得很難和一個沒教養、沒素質的老板相處下去。

所以劉邦既不可能舉行過成人禮，更不可能有字。“季”不是他的字，而是他的排行。古人以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季是老幺的意思。劉邦之稱劉季，正如南宋初年的叛軍領袖楊幺一樣：楊幺出身平民，大名叫楊太（這也不是個正經名字），加入造反隊伍之后，因為在領導班子里最年輕，所以被叫作楊幺。

劉邦手下，蕭何是基層公務員，樊噲是市場上的肉販子，韓信是四處蹭飯的無業青年，全和貴族不沾邊，所以只有名而沒有字；只有張良例外，他出身于韓國大貴族之家，所以有字。

劉邦定鼎之后，在一次國宴上講起自己的取勝之道，有一番膾炙人口的名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這段話是《史記》原文照錄，劉邦說自己之所以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信用了張良、蕭何、韓信這三大人杰。

我們注意一下稱謂就會發現，劉邦稱呼蕭何和韓信的時候都是連姓帶名，唯獨對張良僅稱其字（子房）。在這個新興的大漢帝國的政府班底里，字實在是一種很奢侈、很稀缺的東西。

單字名和雙字名現代人取名，一般都取雙字名。若干年前，政府呼吁，要父母給孩子取名的時候盡量取雙字名，不要取單字名，因為這樣的話，重名的概率會小很多，生活中的麻煩自然也會減少一些。

《三國演義》是每個中國人最熟悉的歷史演義，有趣的是，那里邊的英雄豪杰、文臣武將，幾乎清一色是單字名：劉備、曹操、孫權、呂布、關羽、張飛、趙云……

原因要追溯到王莽篡漢的時候。王莽最喜歡托古改制，很有政治理想主義的激情。漢代一直把《春秋》當作孔子留給后人的微言大義，研究《春秋》的權威學者提出《春秋》對雙字名是采取譴責態度的，這種取名風氣應該被嚴厲禁止才對。雙字名為什么會危害政治穩定，這真讓人絞盡腦汁也想不通。但孔子既然有這個意思，肯定有他的道理，照方抓藥總不會有錯。所以王莽以政府名義通告全國，要大家都取單字名，因為這才是孔子所推崇的仁義之道。

既然專家這樣解釋，政府這樣推廣，大家也就上行下效了。甚至匈奴人也來起哄，比如一個漢譯名叫“囊知牙斯”的匈奴首領改名為“知”。新事物一旦相沿成俗，也就沒有人深思它的原委了，所以直到王莽敗亡，后漢建立，后漢又敗亡，三國爭雄，取單字名竟然成為不言而喻的文化傳統了。只有少數標榜自己與眾不同的人才會取雙字名，以此表示一種特立獨行的高姿態。

對名的避諱是一項極其重要的社交禮儀，甚至可以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正如入鄉隨俗的道理一樣，到別人家里做客，事先一定要把需要避諱的全部字眼兒徹底摸清才行，也就是說，要搞清楚對方以及對方父輩、祖輩的名都是哪些字（即所謂“家諱”），交談的過程中切切不可提到這些字，就連同音字也不可以講，否則就是大大的失禮。

這個情況在晉代最甚，因為晉代是繼周代之后最有貴族色彩的時代，門閥大族世代掌握政權，寒門子弟根本沒有晉升的機會。既然那是一個赤裸裸的“拼爹”的時代，自然對爹的大名無論怎樣重視都不為過。所以在新官上任的時候，下屬照例要請長官介紹一下哪些字屬于家諱，免得今后不小心沖撞了長官。但有時候這種謙卑請教也會得罪人：藍田侯王述剛剛就任揚州刺史的時候，下屬照例來請示家諱，王述的批示是：“我的父親和祖父名滿天下，無人不知，婦人的名諱不出家門，不必告訴你們，其余就沒有要避諱的了。”想來在王述看來，一個人若是不知道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名諱，簡直就是對自己一家人的放肆侮辱。

司馬昭某天和陳騫、陳泰兄弟同乘一車，在經過鐘會家的時候，招呼鐘會上車來一起走。但是，司馬昭存心使壞，打過一聲招呼之后便徑直駕車走了。等鐘會終于趕了上來，司馬昭發出了一句早已準備好的陰險質問：“明明約好了一起走，你怎么遲到了呢？大家都等著你，你卻‘遙遙地’落在后邊。”鐘會的父親名叫鐘繇，繇、遙同音，司馬昭故意制造了這樣一個場面，就是為了說出這句貌似再正常不過的話來，占鐘會一個便宜，讓鐘會吃一個啞巴虧。偏偏鐘會是個才思敏捷的人，當即解釋道：“品格高尚而出眾的人何必與大家合群呢？”這句話的原文是“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僅僅八個字，卻犯了司馬昭、陳騫、陳泰的四處家諱：司馬昭的父親是司馬懿，陳騫的父親名矯，陳泰的父親名群，曾祖父名寔（與“實”同音）。

司馬昭籌備了半天，卻被鐘會一瞬間打了個漂亮的反擊，自是大不甘心，當下再找話題說：“你覺得皋繇是個怎樣的人？”這位皋繇，史書中也寫作皋陶，是傳說中堯舜時代一位公正無私的大法官。司馬昭當然不是為了聽取鐘會對皋繇的評價，僅僅是因為皋繇之“繇”與鐘會之父鐘繇之“繇”是同一個字而已。換言之，司馬昭今天非要占鐘會一個便宜不可。沒想到鐘會馬上便一本正經地回答說：“這個人啊，也算是一時的懿士（美德之士）了。”用“懿士”來回敬“皋繇”，沒讓司馬昭占到半分便宜。

司馬昭和鐘會之所以可以拿彼此的家諱來開玩笑，是因為他們的關系非同尋常。如果拋開道德色彩，那么可以說鐘會之于司馬昭，就相當于諸葛亮之于劉備。鐘會素以智計百出而聞名，在平滅蜀漢、逼降姜維的戰役里，鐘會正是三軍統帥。司馬昭能夠成功篡奪曹魏政權，鐘會是有一份汗馬功勞的。關系一定要鐵到這種地步，才可以拿家諱來開玩笑。

辟谷

谷物是一種很容易腐壞變質的東西，偏偏我們把谷物當作主食，吸收谷物的營養，那么可想而知的是，我們的身體也會像谷物一樣容易腐敗、死亡。那么，要想長生不老，就得換一種飲食結構，不能再吃米、面之類的谷物制品了。不吃谷物，是謂“辟谷”。不吃谷物，當然也不能改成吃肉或吃菜，因為肉和菜分明比谷物更容易腐壞變質，要吃就得吃那種無論怎么放都放不壞的東西，那么金屬和石頭顯然就是最理想的食物了。

今天我們會覺得這種想法簡直荒謬得不可思議，但你如果在晉代的貴族圈子里提出你的質疑的話，一定會招致排山倒海般的嘲諷和鄙夷。晉人是很相信這一套的，漢末名醫張仲景就傳下有熬煮金屬和石頭的權威配方，這難道還有假不成？后來大名士何晏把張仲景的配方稍加改進，研制出了風靡一時的保健佳品：五石更生散。顧名思義，這種保健品的主要成分是五種石材，服食之后可以脫胎換骨、重獲新生。

五石更生散，簡稱五石散，有著毒品一般的魔力，令整個貴族社會如癡如狂。在唐代名醫孫思邈的《千金翼方》里仍然保存著五石散的配料表和煉制方法，當然，今天最大膽的江湖郎中也不敢拿這個方子來用。而在晉代的史料里，五石散確實有著如神的療效，雖然不至于當真使人脫胎換骨，但至少包治百病，使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某次，名士王忱剛剛服用過五石散，享受著藥性散發使他如癡如醉的感覺。偏偏這時候還有正事要做，那就是拜訪剛剛升了官的桓玄。桓玄為王忱置辦酒宴，卻沒想到王忱是剛剛服過五石散的。服用五石散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有很多講究，其中之一就是忌飲冷酒。王忱見酒是冷的，便頻頻招呼侍從過來“溫酒”。一聽到“溫酒”二字，桓玄便當場哭了出來。王忱這才想到，桓玄已故的父親名叫桓溫，“溫酒”正犯了桓玄的家諱。依照當時的禮制，凡聽到已故尊長的名諱，必須哭一下以表哀傷、思念和敬意。王忱明白自己闖了禍，被藥力弄昏的頭腦頓時冷靜下來，不尷不尬地準備開溜。桓玄一邊用手巾擦拭淚水，一邊攔住王忱說：“犯的又不是你的家諱，你那么緊張做什么！”王忱贊嘆道：“靈寶真是個曠達的人啊！”

桓玄字敬道，小字靈寶。所謂小字，就是今天所謂的乳名，不是正式的名字。在正式的稱呼里，王忱應該稱桓玄為敬道，但稱呼小字是一種至交好友間親昵的表示。當然，表示輕蔑也可以稱呼小字。《三國演義》里，許攸攔住曹操，不讓他進冀州城門，當時對曹操喊的就是：“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阿瞞就是曹操的小字。耿紀在臨刑之前破口大罵曹操，罵的也是曹操的小字，而且連姓帶小字呼在一處，更有侮辱性：“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

印度佛教原本也很入世，關注的是一個人如何修行才能擺脫生死輪回，但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哲學思辨色彩越來越濃，高僧們甚至專門發展出了一門因明學，也就是現代概念中的邏輯學，以嚴格的邏輯推理來辨析佛教概念，來和本教或異教的對手辯論。

避諱：不要直呼別人的名

五代年間的權臣馮道有一次拜托客人給自己誦讀《老子》，客人才翻開書就犯難了：《老子》一開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觸犯了馮道的名諱。當著馮道的面，這個“道”字當然是不可說的。無可奈何之下，客人只好把這一句讀成“不可說可不可說，非常不可說”。

還有個叫賈良臣的人，要兒子給自己誦讀《孟子》。兒子讀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見“良臣”犯了父親的名諱，徑自將“良臣”替換為“爹爹”，于是讀出來就變成了這樣：“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為了避諱，把爹爹等同于民賊了。

這兩件事傳為一時笑談，其實在避諱的規矩里，向來有“臨文不諱”的說法，凡是寫文章、讀經典，該怎么寫就怎么寫，該怎么讀就怎么讀，這種時候不必考慮避諱問題。

王羲之和王獻之：是父子還是兄弟？

倘若我們不知道王羲之和王獻之何許人也，單看這兩個名字，都會認為這是一對兄弟。倘若我們從歷史書里把王羲之的家譜梳理出來，還會發現他家一連五代人的名字都是“王某之”的形式。更加蹊蹺的是，兩晉南北朝時期，太多人的名字里，末尾那個字竟然都是“之”，比如大名鼎鼎的祖沖之、顧愷之、劉牢之……在“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之”難道因此被避諱掉不成？事實上，據陳寅恪的考證，這些名字里的“之”其實是一個暗記兒，所有以“之”為名的人都屬于一個龐大的神秘組織。這個組織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影響力已經微乎其微了。

世道越亂，宗教就越發達。個中道理一目了然：人總要在生活中尋找確定性，倘若政治清明，生活的確定性就會很高，你在遭受不公的時候知道官府一定會幫你討還公道，你在老無所依的時候知道官府一定會對你有何種程度的救濟，你在遭遇荒年的時候知道官府一定會開倉放糧、賑濟災民。

最喜歡求神拜佛的人群是黑社會，他們不僅求神拜佛，還有各種護身符，各種稀奇古怪的禁忌和儀式，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實在是一個最缺乏穩定感的職業啊，刀頭舐血，今天不曉得明天。

電視節目是一種最為市井化的藝術形式。據業內人士講，絕大多數的電視節目在做觀眾定位的時候都會定位在“三低一高”人群，即學歷低、收入低、地位低、年齡高。如果你是一個審美層次、文化修養較高的人，你一定常常抱怨電視節目不好看（比如春晚），但無論你再怎么抱怨，電視臺也不會做出調整的，因為你這樣的人根本就不會被他們列入考慮范圍。

如果要確認一下“世民”究竟是“濟世安民”還是“世代愿為良民”的意思，就需要參照一下李世民的字。古人幼年取名，成年取字，名與字的含義總有高度的相關性。但是，史書上竟然沒有記載李世民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