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的執行人

陳群制定“九品中正法”，呈報并經曹丕同意后正式實施。九品中正，成為漢魏到隋唐300年，影響最為深遠的人才政策。

陳群與曹丕共同推出此政策的時代背景與基本特征是：一、前朝東漢時代的“舉孝廉”人才選舉政策已經基本破產，東漢三國之際的人才選拔政策與結果，除非是袁紹式的門第世家為背景，否則，任何人才無法脫穎而出。東漢王朝的人才選拔政策早已宣告破產。二、曹操“矯枉過正”的“唯才是舉”人才政策，頒布于官渡之后，曹操在軍事上對門第世家勢力大獲全勝，政治上有恃無恐，“悍然”發布即便是郭嘉式品行不端者，也公開聘用的人才政策。”唯才是舉”不符合漢魏主流媒體與輿論的價值觀。

陳群推出的人才政策，鎖定后世300年人才選拔格局，但是，陳群和曹丕推出此政策的初衷，實乃迫不得已。在東漢、魏武的兩種人才政策均已破產的情況下，暫時由國家制定人才評判標準，并由“中正官”擔負人才選拔重任，未曾料到，九品中正的基本框架，竟然影響后世300年的路徑。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里評陳群：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為法………魏氏所任之人，如崔琰、毛玠、辛毗、陳群、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為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則其效也。

“未聞君子之道”，是說陳群雖出身名門望族，但并非東漢儒學教化下的道德清流人士，陳群的“轉型”與“脫胎換骨”，是東漢三國亂世的格局使然。

“以申韓為法、鯁直清嚴”，是說陳群為代表的曹魏開國第一代士大夫官僚階層，崇尚法家手段，以嚴刑峻法、整肅綱紀、重樹權威為治理邏輯。

“女謁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是說陳群受曹丕托孤，擔任尚書令錄尚書事，延續東漢以“錄尚書事”掌握權柄的慣例，曹魏以外廷官員壓制外戚（女謁）與內廷宦官（宵小）。

曹魏三任帝曹睿，熱衷于建造宮殿，不斷征用民力，陳群上書勸阻。陳群在其長篇上書的開頭著重提醒曹睿：“今天我們處在天下大亂之后，人口減少，全國人口數比起西漢王朝文景時代，不過相當于當時的一個大郡。”

黃仁宇在其作品里，多次提及“數目字管理”的新概念，黃仁宇認為，“數目字管理”的理念，在中國傳統治理邏輯里嚴重缺失。

陳群（時任三公級政府高官）的上書，證實黃仁宇的上述觀點。

陳群說“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陳群沒有說清楚（事實上也不清楚）“人民至少”究竟是“多少”，陳群也不知道文景之時西漢王朝的總人口數是多少，只是粗略估計說：“不過一大郡”。

中國傳統史家及史書的敘事邏輯與風格，使讀者幾乎不可能貼近民生的數字真相，唯一的途徑，只能是從類似“陳群上書曹睿”這種文字里尋找答案。

讀者如閱讀《資治通鑒》，從公元183年黃巾民變爆發，直至公元235年陳群上書曹睿，文字充斥戰爭與殺戮，但半個世紀的人口滅絕戰究竟死了多少人，沒有人說得清楚。

陳群倒是基本說清人口銳減的真相，從文景的人口（五千萬），減少到大郡的人口（五百萬）。

曹魏帝國是非常時期的產物，曹魏推出的政策，也是非常時期的產物，正如陳群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推出的時間，在曹魏篡漢已成定局之時，正如唯才是舉的求才令頒布點時間，是在袁紹家族已經覆滅之后。

曹魏在門第世家的實際代表（袁紹）覆滅之時，提出唯才是舉的求才令，在門第世家的名義代表（東漢）覆滅之時，提出九品中正制。

唯才是舉的求才令，以才能為唯一標準，不注重道德品行，在“舉孝廉”制度下的門第世家社會，引起輿論的嘩然與非議。九品中正作為有別于求才令的國家制度，更是嚴重打擊了門第世家的自命不凡。

3個世紀以來（武帝之后），漢朝的人才選拔制度，以舉薦為手段，而舉薦的決定權，正在于遍布全國鄉鎮的地方大族，也即是由門第世家掌握舉薦權（比如袁紹家鄉的人才，由袁紹等大家族舉薦，地方政府與普通民眾的作用不大）。

九品中正，就是人才的舉薦與選拔，從門第世家手中，轉移到政府組織部門任命的、專門負責考察人才的“中正官”手中。

九品中正自誕生之日起，在門閥擠壓帝國的時代，就受到門第世家的抵制，門第世家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定九品中正制，并將其改造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