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沈從文的淵源要從汪曾祺在江陰南箐中學讀高二的時候說起，當時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當時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在這避難的半年里，汪曾祺除了帶了準備備考大學的教科書，只帶了兩本課外書，其中一本是《沈從文小說選》，還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汪曾祺毫不夸張的說，就是這兩本書使他對文學形成了比較穩定的興趣，并且對汪曾祺的寫作風格也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
1939年，汪曾祺趕到昆明考大學，當時趕到昆明的時候還得了一場惡性的瘧疾，還住進了醫院，據汪曾祺說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當時高燒超過40度，在那樣的情況下汪曾祺還不失去幽默的和護士開玩笑的說“要不要寫遺囑？”，就這樣護士給注射了強心針，然后晃晃悠悠的進了考場，發榜后發現居然考到了第一志愿：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也就是當時沈從文任教的學校。汪曾祺之所以考西南聯大就是沖著沈從文去的，也許在當時發燒到40度，考試一點都沒有信心、缺乏意志力的時候，“沈從文”三個字就是他當時的吸引力。沈從文對汪曾祺吸引到什么地步？當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開了三門課，分別是：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汪曾祺對沈從文開設的課程全部選了，可見汪曾祺對沈從文的崇拜之情。據汪曾祺說當時沈從文授課的時候，講話聲音很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汪曾祺和沈從文好像“心有靈犀”似的，沈從文在講課的時候汪曾祺什么都懂，別的學生理解不了的，汪曾祺準能理解得了。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經常去看沈先生(汪曾祺對沈從文的敬稱)，還書、借書，陪沈先生上街，逛寄賣行、舊貨攤，買火腿月餅，聽沈先生和客人談天。餓了就和沈先生到宿舍對面的小鋪吃一碗加雞蛋的米線。汪曾祺從西南聯大畢業后寫過2篇稿子，寫出來已經有幾年了，當時沒有地方可發表，沈先生知道后把汪曾祺的這2篇稿子寄給了上海的《文藝復興》，因為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據說當時鄭振鐸打開原稿的時候，發現上面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小洞，可見沈先生對汪曾祺的這些原稿已經保存了很長的時間。
1946年汪曾祺離開了昆明，汪曾祺在昆明一待就是7年，7年讓汪曾祺對昆明這個城市有了很深刻的感情，特別是昆明的翠湖，翠湖留下了汪曾祺很多的記憶和寄托，在離開昆明翠湖38年后，聽說因為搞建設，把翠湖挖斷了水脈，翠湖沒有水了，汪曾祺覺得很憤怒，因為他覺得翠湖就是昆明這個城市的眼睛，后來又聽說翠湖又有水了，汪曾祺又覺得放心了。這一年汪曾祺來到了上海，因為當時汪曾祺沒有找到可做的職業，情緒很不好，沈從文得知汪曾祺的狀態后，特地寫信罵了汪曾祺一頓，沈先生來信中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么！”，而且沈先生還在信中說了他自己剛到北京所遇到的困難，沈從文對汪曾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恩師，更是汪曾祺人生走向作家的導師。汪曾祺對沈先生的佩服都在字里行間表現出來了，汪曾祺說：“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么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跡。”
1958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作，汪曾祺和農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對農村、農民有了更深的認識，這四年的積累也為汪曾祺以后寫作的道路提供了很多的素材。直到1961年汪曾祺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后來有人問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這些年是怎么過來的，汪曾祺只給了對方四個字的回答：“隨遇而安”，更輕松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逆境，“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這是汪曾祺被劃為“右派”后對自己的定義，以及對當時所處的環境適應。汪曾祺身上有著我們需要學習的力量和堅持，在逆境中成長和對生活的態度，也正因為當初的不放棄，才有了后來的汪曾祺。
1988年，在沈先生去世的時候，汪曾祺在書中說了這樣的話：“沈先生面色如常，很安詳的躺著。我走進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很喜歡汪曾祺這個學生，據說有一次汪曾祺晚上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走進了發現是汪曾祺，沈先生二話不說和兩個學生把汪曾祺扶到住處灌了好些濃茶；說還有一回汪曾祺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一看一句話沒說，就跑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沈先生很欣賞汪曾祺，汪曾祺不但是沈從文的入室弟子，還可以說是沈從文的得意高足，這就是汪曾祺和沈從文的關系。因為一本書而認識了沈先生，后來沈先生就成了汪曾祺的指引，更是人生道路上的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