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其人》這篇文章是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Joa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為紀念牛頓誕生300周年而準備的演講稿底稿，1942年在皇家學會俱樂部友人圈子內宣讀過。由于二戰之故，牛頓三百年祭推遲到了1946年7月15日至19日，其時凱恩斯勛爵已去世，留下的底稿是由其弟杰弗瑞（Geoffrey Keynes）于1946年7月17日在劍橋三一學院宣讀的。凱恩斯何時開始對牛頓感興趣尚不清楚，但他終生致力于牛頓手稿的研讀和收藏。他的這篇演講是牛頓研究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牛頓一直被認為是理性主義的化身。在此之后，人們開始注意到牛頓的神學和煉金術思想與其數學和物理學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在17世紀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上來理解牛頓的偉大與超凡。──譯者注
當我試圖在牛頓自己的家中向你們講述牛頓的真實形象，我確實有些怯意。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埋首于牛頓的手稿之中；我早就打算將我的印象和心得寫成一篇文稿，在1942年圣誕節牛頓誕生300周年紀念會議上宣讀。但戰爭剝奪了我來探討這一如此重大主題的閑暇，也剝奪了我去查閱自己的圖書文稿以便證實我的印象的機會。所以說，我將要在你們面前宣讀的這篇短文，如果沒有達到它本該達到的深度，我希望你們能夠諒解。
預先再說明一點。我相信牛頓不是人們通常設想的那個樣子。但我不相信他的偉大會因此削弱。他沒有19世紀精心描繪出來的形象那么平常，事實上他更為超凡。天才都是極為特異的。希望這里沒人會認為我是在用描述的手法來貶低劍橋最偉大的兒子。事實上，我是在努力像他的朋友和同代人那樣來看他，而他們無一例外地將其視為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18世紀及其以后，牛頓就被認為是第一位、并且是最偉大的現代科學家，一位理性主義者，是他教導我們按照冷酷無情的推理方式來思考問題。
我不這樣看他。我不相信，有誰閱讀過牛頓手稿箱中文本的人會這樣看他；那個箱子是他在1696年最終離開劍橋時封裝好的，現在已流傳到我們手中，盡管其中部分手稿已經散落。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師，最后一位巴比倫人和蘇美爾人，最后一位像幾千年前為我們的智力遺產奠立基礎的先輩那樣看待可見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偉大心靈。艾薩克·牛頓，1642年圣誕節降生的遺腹子，是最后一位可以接受博士朝拜的神童。
假如有時間，我很愿意向你們讀讀牛頓同代之人對其童年的記錄。因為這份記錄盡管傳記作家相當熟悉，卻從未完整地出版過──不加任何評論、原樣地出版。這份記錄確實是編織這位年輕魔法師傳奇的素材，是描繪這位天才的開放心靈的最為歡快的一幅圖像，它略去了這位年輕學子內心的不安、憂郁和神經質般的緊張。
盡管用現代流行的術語來說，牛頓是一個嚴重的神經過敏者，并非不常見的那種；但我要說──依據歷史材料──他是最為極端的一例。他的至深天性是玄奧的、隱秘的、遁世的，對于向世人袒露自己的思想、信仰和發現感到極度的恐懼。“我所知道的最憂慮、最謹慎、最多疑的性情”，惠斯頓（Whiston），這位盧卡斯講座教授的繼任者曾這樣評論道。牛頓與胡克、弗拉姆斯蒂德（Flamsteed）和萊布尼茲之間廣為人知的沖突和頗不光彩的爭吵，明白無誤地說明了這一點。像所有他這種類型的人一樣，他完全遠離女性。他不丟棄也不發表任何東西，除非在朋友們的極端壓力之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階段為止，他都是一位專注的、神圣的孤獨者，通過深刻的沉思（introspection）來從事自己的研究，其精神毅力或許無人能及。
我相信，理解其心靈的線索，當在其全神貫注并且持之以恒的非凡的沉思能力之中找到。固然，我們有理由將其視為一個技藝高超的實驗家，笛卡爾也可如此看待。牛頓孩童時代的機械發明的故事，是最迷人不過的了。他的望遠鏡和光學實驗更是明證。這些無疑是他的核心性成就，是他那無可匹敵的全能技藝的一部分；但我確信，這些并不是出于他的獨特天賦，特別是在他的同代人當中。他的獨特天賦在于，他有能力在其內心中持久地抓住一個純粹心智上的問題，直到徹底澄清它為止。我想，他的卓越要歸功于天才人物所稟有的最強健最經久的直觀力量。
任何嘗試過純粹科學或哲學思考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何以能在自己的內心中暫時抓住一個問題并且集中全部力量來突破它，它又將如何從你的頭腦中消失，直至你發現你所審視的是一片空白。我相信牛頓能夠連續數小時、數日、甚至數周在自己的內心中緊緊抓住一個問題，直到該問題向他交出秘密為止。然后，作為一位超凡的數學技師，他將其包裝起來，如你所愿，以便于解釋和說明，但卓越不凡的是他的直覺。“如此陶醉于猜測之中”，德摩根（de Morgan）說，“以至于比起他有可能加以證明的東西來，好像知道的要多得多。”證明，不論其價值如何，我已說過，是隨后裝扮起來的──它們不是發現的工具。
有一個故事，講他告知哈雷關于行星運動的最基本發現之一的情形。“是的”，哈雷答道，“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已經證明了嗎？”牛頓非常吃驚──“什么？我已經知道多年了”，他答道。“如果你給我幾天時間，我肯定會找到一個證明”──他及時做到了。
還有，有跡象表明，牛頓準備《原理》時，在最緊要的關頭被一道證明擱住了：如何證明我們可以把一個球體當成一個所有質量都集中在其中心的質點來處理呢？直至《原理》出版的前一年他才成功地找到一個證明。但他早就知道這是對的，并且多年來一直把它當作一個真定理來使用。
毫無疑問，用來裝扮《原理》闡釋的特殊幾何形式，與牛頓得出結論的心智過程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我猜想，他的試驗通常不是發現的手段，而是證實他業已所知的東西的工具。
為什么我稱他為魔法師呢？因為在他看來，整個宇宙以及其中的萬物只是一個謎語或一樁秘密，純粹思考某些證據或跡象（evidence）──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中以供哲學家作尋寶游戲的神秘線索──就能把它解讀出來。他相信，這些線索部分可以在天空的跡象和元素的構成中找到（因此將他看作是一個試驗自然哲學家是錯誤的），部分可以在通過教友流傳至今的某些文獻典籍中找到（這些典籍的傳承從未中斷，一直可以上溯至巴比倫的原始天啟）。他把宇宙看作萬能之主設置的密碼，就像他自己在與萊布尼茲通信時將微積分的發現寫成密碼文一樣。他相信，通過純粹的思考，通過心靈的專注，這個謎語就會向受啟者泄露自己的謎底。
他確實解讀了蒼穹之謎。并且他相信，運用同樣的沉思中的想象力，他也能解讀上帝的秘密，解讀神明預定的過去與未來事件的秘密，解讀從初始未分化的第一物質到各種元素及其構成的秘密，解讀健康與不朽的秘密。他相信，所有秘密都會向他顯露，只要他能堅持到底，只要沒有任何外來干擾：閱讀抄寫和試驗一切都由他自己來做、無人進來打攪、嚴格對外保密、沒有不諧和的阻攔或批評。他懷著恐懼與畏縮來探討這些半命定半禁止的事物，如同回到母親的子宮一樣爬回上帝的懷抱。“獨自航行在奇異的思想大海之上”，不是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那種只相信像三角形的三條邊一樣清楚的事物的家伙”。
他就這樣持續奮斗了大約25年。1687年，在他45歲的時候，《原理》出版了。
在三一學院這里，向你們介紹他在做出最偉大成就的那些年是如何在你們周圍生活的，最恰當不過了。教堂的東端比大門向東延伸得更遠。在17世紀下半葉，三一大街和連接大門與教堂的建筑物之間的空地上，有一個帶圍墻的花園。南墻從大門的角塔伸向教堂，與教堂重疊的距離至少有現在人行道的寬度。因此，花園規模適度合理，正如洛根（Loggan）的版畫（取自Cantabrigia Illustrate, 1688）清楚顯示的那樣。
這是牛頓的花園。他擁有一套研究員房間，在大門門房和教堂之間──那套房子我想現在是布羅德(Broad)教授住著。花園連著一個樓梯，通往木柱支起的陽臺，陽臺從建筑區凸向花園。樓梯的頂部支著他的望遠鏡──請不要與牛頓在世之時（但離開劍橋以后）設立在大門頂部的觀測臺相混，那是供羅吉爾·科茨（Roger Cotes）和牛頓的繼任者惠斯頓使用的。這個木建筑物，我想是惠威爾（Whewell）1856年拆除的，代之以布羅德教授的石凸窗。花園的教堂那頭是一個很小的二層建筑，也是木制的，那是牛頓的實驗室。當他決定準備出版《原理》時，他雇用了一個年輕的男性親戚漢弗瑞·牛頓（Humphrey Newton）來做抄寫員（《原理》手稿在付梓時顯然在漢弗瑞手中）。漢弗瑞與他一起呆了５年，從1684年到1689年。牛頓去世時，漢弗瑞的女婿康迪特（Conduitt）寫信問他回憶錄之事，我收集的手稿中就有漢弗瑞的回信。
在這25年全神貫注的研究中，數學和天文學只是其事業的一部分，或許還不是他最投入的那部分。我們有關這些的記錄幾乎完全局限于他離開劍橋前去倫敦時保存在那個手稿箱中的文稿。
讓我對這些文稿的主題作些簡要提示。它們的數量極其巨大──我敢說留存至今的手稿在100萬字以上。無疑，除了作為輔助我們理解這位最偉大的天才的心靈的迷人的側光燈之外，它們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價值。
且讓我不要夸大其辭來反駁過去兩個世紀精心創造出來的那個牛頓神話。他的瘋狂極其有條不紊。他所有未發表的關于神秘事物和神學的著作，都帶有這樣的標記：精致的學識、準確的方法和極為嚴肅的陳述。假如它們的內容和目標不是魔法性質的，它們就會像《原理》一樣健全和明智。它們都是在他進行數學研究的那個25年內寫成的，可以分為幾大類。
牛頓很早就在三一學院放棄了正統的信仰。當時在知識分子圈中，索奇尼派（Socinian）是一個重要的阿里烏斯教派。牛頓可能會受到索奇尼派的影響，但我想他沒有。他不如說是一位邁蒙尼德學派的猶太一神論者。他得出這一結論，不是基于比如說理性的或懷疑的立場，而是完全基于古代權威著作的詮釋。他相信，天啟的文獻根本不支持三位一體教義，它是后來偽造的。從天國向我們顯現的上帝只有一位。
但這是一個可怕的秘密，牛頓懷著絕望的痛苦終身將其隱藏在內心。這就是他拒絕圣職的原因，為此他必須得到特許以保住自己的研究員和盧卡斯講座教授的職位，并且不能擔任三一學院的院長。甚至1689年的寬容法案也把反三位一體論者排除在外。流言是有一些，但不是在最危險的時期，不是在他擔任三一學院的年輕研究員的時候。他大體上將這個秘密帶進了墳墓。但他的手稿箱中的大量手稿泄露了這一秘密。
在他死后，霍斯雷（Horsley）主教受命檢查這個手稿箱，希望將它們出版。他看過內容之后萬分驚恐，砰然將其合上。百年之后，大衛·布魯斯特（David Brewster）爵士再次查看了這個手稿箱。通過精心選擇和摘錄，加上一些嚴肅的小謊言，他將那些痕跡掩蓋了起來。最近的傳記作家莫爾（More）先生更坦誠一些。牛頓大量反三位一體的文章，在我看來，是其未出版的手稿中最為有趣的部分。
除了他的更為嚴肅的信仰宣言之外，我還有他的一篇完整文章，表明了牛頓認為哪些記錄是極端不誠實的和偽造的。他認為，圣·阿塔納修斯（St. Athanasius）對此負有責任，特別是誹謗阿里烏斯死于廁所一事。7世紀下半葉英格蘭三位一體論者的勝利，不僅是徹底的，而且是輝煌的，就像圣·阿塔納修斯當初大獲全勝一樣。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洛克是一神論者。我還見過有人論證彌爾頓也是一神論者。牛頓的記錄中有一個污點：他的盧卡斯講座教授的繼任者惠斯頓因為公開承認自己的觀點──那是牛頓在內心已經隱藏了50年以上的秘密──而失去了教授席位并被逐出了大學，可牛頓當時一言不發。
保有這一異端信仰，進一步加劇了他的沉默、守密和內向的性情。
手稿中的另一大類涉及所有門類的天啟作品，從中他試圖推想出宇宙的隱秘真理──所羅門圣殿的規模、大衛書、啟示錄、以及大量其他著作，其中部分著作是在其晚年出版的。與此相隨的是數百頁教會史之類的手稿，意在發現口頭流傳下來的教義的真理。
再有一大類，從筆跡上判斷應是最早期的，與煉金術相關──嬗變、哲人石和長生藥。幾乎所有檢查過這些手稿的人，對其范圍和性質不是秘而不宣，就是輕描淡寫。大約1650年左右，倫敦有一個相當可觀的團體，以出版商庫珀（Cooper）為中心。他們在隨后20年中不僅復興了人們對15世紀英格蘭煉金術士的興趣，而且復興了人們對中世紀以及中世紀之后煉金術士的譯作的興趣。
劍橋圖書館藏有大量早期英格蘭煉金術士的手稿。看來，劍橋大學內有個未曾中斷的秘密傳統，并且在1650-1670年間再度活躍起來。無論如何，牛頓顯然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就在其撰寫《原理》的那幾年，每年的“春季6周和秋季6周”他完全沉浸在煉金術的研究之中，“實驗室的爐火幾乎未曾熄滅過”──這些他對漢弗瑞只字未提。再者，牛頓全身心投入的，不是需要慎重考慮的試驗，而是致力于解讀傳統之謎，發現隱秘詩句的含義，重復以往世紀的初創者聲稱做過的但實際上大多是想象的試驗。
關于這些研究，牛頓留下了大量的記錄。我相信，這些記錄的大部分是他從已有的書籍和手稿之中翻譯和抄錄出來的。盡管如此，實驗記錄的數量仍然相當大。我瀏覽過不少──我想至少有10萬字。無可否認，這些手稿完全是魔法性的，完全缺乏科學價值；同樣無可否認的是，牛頓經年累月全身心投入其中。未來要是有某個學子，比我訓練有素也比我更悠閑，來厘清牛頓與該傳統以及同時代的抄本之間的精確關系，雖說無益，當是非常有趣的。
在這些異質的和超凡的研究中，牛頓度過了人生的第一階段──做出了全部重大工作的三一學院階段，一只腳踏在中世紀，另一只腳為現代科學踩出了道路。現在讓我們轉到第二階段。
《原理》出版后，他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有了徹底的變化。我想是他的朋友，特別是哈利法克斯（Halifax），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必須徹底擺脫在三一學院所過的生活，否則他的身心很快就會衰竭。總而言之，或是出于自己的動機，或是受到朋友的勸說，他拋棄了自己的研究。他接手了大學事務，在議會里代表大學；他的朋友在四處奔走，力圖為他找到一個地位尊貴、酬金豐厚的職位──國王學院院長、查特豪斯公立學校校長、造幣廠總監。
牛頓不可能擔任三一學院的院長，因為他是一位一神論者，并因此未受圣職。他落選國王學院的院長，理由接近無聊，就因為他不是伊頓公學出身。對于國王學院的拒絕，牛頓極為不快，并且準備了一份長長的訴訟備要（現在在我手中），列舉出他擔任該院院長不是不合法的理由。不幸的是，牛頓獲得院長提名之時，正值國王學院決定對抗國王的提名權，而這場斗爭學院獲得了勝利。
牛頓足以勝任上述任何一項職位。誠然，牛頓性情內向，喜愛獨處，一貫守口如瓶，每每心不在焉，但絕不能由此推論出，他缺乏處理自己選擇從事的事務的能力。許多記錄都證明了他的偉大能力。讀一讀他與副校長柯維爾（Covell）博士的通信就知道，那是他作為大學的議會代表期間，為處理1688年革命后棘手的宣誓問題而寫的。他與佩皮斯（Pepys）和洛恩德斯（Lowndes）一起成了最偉大、最有成效的公務員之一。他是一個極其成功的投資者，克服了南海泡沫危機，離世時相當富有。他擁有幾乎所有種類的罕見智力才能──律師、史學家、神學家，而不僅僅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
當他的生活轉變來臨之際，當他將自己的魔法之書裝箱之后，他就很容易將17世紀置諸身后，從而演化成18世紀的形象，傳統中的牛頓形象。
然而，他的朋友們勸其改變生活的建議來得太晚了。1689年，他深深依戀的母親去世了。1692年圣誕節他50歲生日的前后，他得了我們現在所稱的嚴重的神經失常。精神憂郁、失眠、受迫害的恐懼──他給佩皮斯、給洛克、無疑也給其他人寫信，致使他們都認為他的心智已經錯亂。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失去了往昔那種心智上的一致性”。他再也沒有像從前那樣集中精力，也沒有做出任何新穎的工作。神經失常大概持續了將近兩年；失常之后，盡管有輕微的瘋癲（‘gaga’），卻仍然是英格蘭最強有力的心靈之一，傳說中的艾薩克·牛頓爵士。
1696年，他的朋友們終于成功地將他挖出了劍橋。在隨后的20余年里，在他的同代人看來，他就像君王一樣居住在倫敦，是那個時代、是整個歐洲最為知名的人物。當他的力量日漸衰退、性情變得更為和藹的時候，同代之人甚至認為，他或許是一切時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開始有了自己的家，和他的外甥女凱瑟琳·巴頓（Catharine Baton）住在一起。凱瑟琳無疑是牛頓在劍橋讀書時的密友、也是他日后一貫忠誠的朋友、財政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查爾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e, Earl of Halifax）的情人。在康格里夫（Congreve）、斯威夫特和蒲伯的筆下，凱瑟琳是倫敦最燦爛、最迷人的女性之一。斯威夫特的《獻給斯特拉的日記》（Journal to Stella），使她的故事廣為人知，從而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
這些年，牛頓還是中等個，體重倒是增加了不少。“當他乘坐四輪大馬車時，兩只胳膊都要伸到馬車外面去。” 脫掉假發之后，滿頭雪白的頭發，令人肅然起敬。粉紅色的面容，益發顯得仁慈而又莊嚴。在三一學院的后堂，安妮女王一天晚上為他加封了爵位。將近24年，他一直擔任皇家學會的主席。對所有來訪的外國知識分子來講，他成了倫敦的一道主要風景，而他也慷慨地款待他們。他喜歡身邊有聰明的年輕人來做 《原理》各種新版本的編輯工作──有時只是一些能說會道的年輕人，法齊奧·德·杜里埃（Facio de Dullier）就是一例。
魔法已然忘卻。他業已成為理性時代的圣賢和君王。正統的艾薩克·牛頓爵士形象──18世紀的艾薩克爵士形象，正在樹立起來，它與17世紀上半葉出生的那個孩提魔法師幾乎沒有任何關聯。伏爾泰在倫敦之旅的回程之中就這樣報道艾薩克爵士：“那是他特有的福分，不僅出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而且出生在一個掃除了一切經院顢頇的時代。唯有理性獲得了培育；人類只能是他的學生，而不是他的敵人。” 牛頓，就這樣隱瞞了自己內心的異端思想和經院信念，那可是他畢生探究的問題！
但他再也沒有聚精會神過，再也沒有恢復“往昔那種心智上的一致性”。“他在眾人面前講話很少。”“他的表情和舉止總顯得有些倦怠。”
我想，他極少查看那個箱子，那里藏有他離開劍橋時裝進去的、曾經在其位于大門和教堂之間的房間、花園和實驗室里占滿了他的頭腦、汲盡了他的熱情的事物的所有證據。
但他沒有毀掉它們。它們躺在箱中，令所有18和19世紀的窺視者驚駭無比。它們成了凱瑟琳·巴頓的財產，隨后被其女兒普茨茅斯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Portsmouth）所繼承。牛頓箱中所藏的數百萬字未發表的手稿，就這樣變成了“普茨茅斯手稿”。
1888年，數學部分捐給了劍橋大學圖書館。這部分已被編目，但從未有過編輯。剩下的，非常龐大的數量，被凱瑟琳·巴頓的后代，也就是現在的萊明頓勛爵（Lord Lymington），于1936年在拍賣行里分散拍賣了。這一不孝之舉，令我深感不安。我漸漸設法收集到散落手稿的半數左右，包括幾乎整個傳記部分，即“康迪特手稿”，目的是將其帶回劍橋，并且希望它們永遠不會離去。其余大部分被一家辛迪加所攫取，非我的能力所及；這家辛迪加希望借近期300年祭的機會高價出售，可能是在美國。
當一個人盤思這些怪異的收藏品時，似乎就比較容易理解──在另一方向不加歪曲地理解──這個奇特的靈魂：他受到了魔鬼的誘惑，當他在這些圍墻之內解決如此眾多的問題時，相信自己利用純粹的心智力量就能破解上帝與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與浮士德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