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P. Tichenor）、多諾霍（G. Donohue）和奧里恩（C. Olien）在1970年發表的《大眾傳播流動和知識差別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知識溝假設（knowledge-gap hypothesis）”，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多，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獲得媒介知識的速度是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識差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
蒂奇納（P.J.Tichenor）的“知識溝”理論認為，“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二者這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大眾傳播的信息傳達活動無論對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還是社會經濟地位低者都會帶來知識量的增加，但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獲得信息和知識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結果是兩者之間的“知識溝”不斷變寬，差距不斷擴大。
“知識溝”不斷變寬，差距不斷擴大，除了接觸媒介和學習知識的經濟條件外，蒂奇納認為，還有五個因素是造成“知識溝”擴大的原因：
第一，傳播技能上的差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較強的理解能力和較大的閱讀量，這有助于他們對公共事務或科學知識的獲取。
第二，知識信息儲備上的差異。從先前的大眾傳媒和正規教育渠道得來的知識越多，這些見多識廣的人，對新事物、新知識的理解與掌握也就越快。
第三，社會交往方面的差異。“教育通常意味著日常行動圈子較大，參與更多的社會團體，人際交往更多，由此擴大了與他人討論公共事務話題的機會。”社交活動越活躍，交往的范圍越廣，獲得知識信息就越快、越多。
第四，對信息的選擇性接觸、接受、理解和記憶方面的差異。對信息的選擇性接受和記憶，可能是態度與受教育程度綜合作用的結果。大眾媒介的研究始終發現，人們往往以符號（既有信仰又有價值觀）的方式解釋記憶信息。也就是說，個人生活的水準、層次與大眾傳媒的內容越接近，對媒介的接觸和利用程度就越高。
第五，發布信息的大眾媒介系統性質上的差異。迄今為止，傳播有一定深度的關于公共事務和科學知識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眾主要集中于高學歷階層。這與當今的廣告不同，科學知識、公共事務和新聞一般重復較少，而重復有利于社會地位低的人群對話題的學習與熟悉。“知識溝”理論是關于大眾傳播與信息社會中的階層分化理論
“知識溝理論”認為，當上述五大因素中的一個或多個因素起作用時，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階層都處在有利的地位，這是造成“知識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知溝”也就尤為明顯。因此，當大眾媒介2媒介流量繼續增加時，傳播技能、知識儲備、社會交往、態度性選擇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知溝”也隨之加深。
知識溝理論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為回應社會上要求教育機會平等的呼聲，拍攝了一部電視教育節目《芝麻街》，該節目作為政府學前啟蒙項目的一個嘗試于1969年播出，目的是為那些家庭貧困兒童提供學前啟蒙教育的機會，縮小貧富兒童學前教育的差距，以緩解兒童由家庭經濟狀況而造成的受教育機會不平等。但結果卻事與愿違，《芝麻街》播出后，對貧富兒童所產生的教育效果都非常良好，但是經過調查后卻發現，富裕兒童對節目的收視率要遠高于貧困兒童，而其教育效果也要好于貧困兒童。
1970年，蒂奇諾等人在大量實證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識溝”理論。貧富兒童在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上的明顯差距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就是說，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兒童常常是在進入小學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學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貧困的兒童在學前沒有錢請家庭教師，沒有錢購買啟蒙讀物，進入小學后，二者在學習能力和成績上自然會產生明顯的差距。有關研究證明，這種差距隨著年級的上升而不斷擴大，從而導致升學率、學歷甚至將來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上的兩極分化。面對上述情況，一股要求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的社會呼聲不斷高漲。在當時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美國政府出臺了一項“補充教育計劃”，試圖通過大眾傳播和其他手段來改善貧困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條件。通過制作兒童啟蒙教育的電視系列片，利用電視媒介來緩解貧富兒童接受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就成為“補充教育計劃”的一個重要項目。于是，針對這一目的制作的《塞薩米大街》（又名《芝麻街》）電視系列片應運而生。
然而，在對該系列片播放后的實際效果的研究中發現，在貫徹這個意圖方面的目的并沒有達到，這一舉措失敗了。《塞薩米大街》播出后雖然對貧富兒童都產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總的實際效果卻是擴大了貧富兒童之間在學習能力和成績方面的差距。因為對節目接觸和利用最多的還是那些富裕兒童。
這部以緩解受教育條件不平等為目的的電視系列片，播出后的實際效果表明，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將同樣的知識或信息傳送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角落，人們在接觸和利用傳媒的機會上并不存在平等與否的問題，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結果并不是如此簡單。
蒂奇納提出的“知識溝”理論的積極意義在于，它揭示出造成“知識溝”的根源在于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高低不同。日本學者兒島和人認為，在社會信息化過程中，“知識溝”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它不僅表現在貧富階層之間，而且會廣泛地表現在性別、年齡、職業、行業、群體、地區、民族、國家以及文化之間。這些或許是蒂奇納和卡茨曼在分析“知識溝”的原因時所忽略的一個方面。
為了縮小“知識溝”，有許多學者提了兩個方面的對策：
第一，從硬件方面，必須對不發達地區或低收入者階層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對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區實行價格優惠，以推進硬件在全社會的普及程度。
第二，在“軟件”方面，必須提高社會成員的“媒介使用的能力”。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要激發他們強烈的欲望，培養他們的勤奮、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質。如果他們沒有強烈的求知欲望，沒有勤奮、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質，僅僅把電腦、電視等傳媒當成娛樂消遣的工具，縮小“知識溝”的目的是難以實現的。
與“知識溝”理論持相反意見的是J.S.艾蒂瑪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論。該理論的中心內容是：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信息傳達的需求并不是無止境的，都存在著一定的上限。雖然由于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同，達到某一上限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地位高者與地位低者都會先后獲得飽和，最終結果是兩者之間的“知識溝”不斷變窄、變小。如果“認為通過大眾傳播的‘知識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會‘知識溝’，實現普遍社會平等的觀點是很幼稚的”話，那么，“上限效果”理論正從反面說明了“知識溝”理論的正確性。
參考：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