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劉泰特 | 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的探討
李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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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泰特先生是一位可敬的獨立思考者。在《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文章中，劉先生提供的這個視角非常好。但是，從同樣這個視角看，我的感受與他的結論不盡相同，有些關鍵處甚至相反。主要是他選取的例子，并非由他所言的都是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所導致。
一、“所以有錢人為什么紛紛逃離中國，新中國前夕逃離，現在又歷史重演的逃離，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需要確定性，“創業容易守業難”，守業就需要社會文化的確定性，于是他們逃離到文化確定性強的國家。”
評：49年的逃離其實是他們心中已經確定了留下來很可能倒霉，所以才逃離。而留下來堅決不逃離的人，則是當時心里相當確定，留下來利多弊少。
二、“中國的知識分子無法創作和著述精神不朽的標桿文化的著作，中國思想意義的歷史名著，只有對社會文化的批判，比如《儒林外史》、《水滸》、《紅樓夢》、魯迅，而從無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一樣的建樹出社會的理想文化”
評：《儒林外史》、《水滸》、《紅樓夢》、魯迅，應該和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小說或騎士小說類比，而與蘇格拉底、柏拉圖類比的，應該是諸子百家學說，史記、資治通鑒、心學等政治、哲學、歷史方面的著述。至少孔子的半部論語已經成功實踐了兩千多年，而希臘圣哲們的理想社會，現在仍然沒有實現。
三、“由于這種文化的不確定性，中國的歷史朝廷政治一個個走馬燈的不停更迭；中國的富人富不過三代”
評：中國歷史上也有些數百年皇族壽命的朝代，也有數百年富強的世家與豪族，孔子世家更是馳名兩千多年。
四、“中國人的建筑，從來沒有永恒神圣的精神，屢屢在社會動亂中毫不足惜的被燒毀成一地雞毛，三千年文明中國，竟然沒有留下一處能夠展示中華民族優秀的宏偉紀念建筑。”
評：這個例子失之準確，三千年文明以來，中國陸續建造的許多宏偉建筑，除了戰亂中焚毀的，都一直保留著，直到文哥時期，才大部分被毀壞。那應該是三千年來極其少有的、在和平時期對文明古跡的人為損毀。這不應歸罪于中華傳統文化，因為儒道佛文化都有講求持守、維護傳統、求靜求穩的共性，不主張革命，更不會主張消滅。只有到了近代不到百年的時期，中華文化的傳統地位才被西方的馬和列入侵強占。
五、“越是個人專制獨裁的文化，就越是具有不確定性，因為個人獨裁者，都想為所欲為的百無禁忌，而文化的確定性法則越多，對個人獨裁者的制約和束縛就越多，因此專制獨裁文化不是沒有能力去追求文化的確定性普世價值法則，而是他們根本的會敵視文化的可確定性。
中國的三種信仰文化：道家一切皆空，毫無文化確定性可言；佛教希望轉世和來世，遁隱不入世的在山林寺廟中，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無有關心世俗文化的確定性法則。
最后就是儒家，儒家和道、佛不入世相反，是高調的入世，并且規定了確定性很強的禮的文化法則，但是儒家把文化的確定性建立在帝王(圣人）個人身上，這就如同把水庫建在沙漠中，水會流失的精精光，以個人的權勢來建立文化的確定性法則，就會表現朕即國家、朕即天下、朕即真理，但是，即使皇帝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任何一個皇帝也都會死的，而新的皇帝或多或少的又會另起爐灶，于是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就這樣跌跌撞撞的延續了三千年。”
評：釋、道、儒的每一個分支，在理念上和精神標準上，其實都很明確，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又允許人類個體更多的選擇自由和容錯空間。然而這些自由可選空間，對于獨裁或精英專制思維的人或制度而言，就可能被認為是難以容忍的不確定性，因為獨裁者和專制者的理念，永遠是自己正確、偉大、光榮，連意識形態中探討的理論都是些“唯某主義”、“唯某論”。統治者一切唯唯，被統治者必須諾諾。
而民m主社會就是給予國民多項選擇的權利和堅持異見的自由。自由正常的人性社會，就是允許社會多樣化發展的可能。在一次次不同政見角逐的投票過程，就是一個從不確定選項中作出決定的過程。
所以結論是：1、確定性與否并非社會的優劣標準。2、中國的現代問題，如果存在文化上的病因，那癥結不見得就一定來自于中華傳統文化，更可能來自于正在壓制、毀滅和取代傳統文化的、占據統治地位的、外來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主旋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