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1977
（一）
1983年，我接到上頭指示赴阿富汗進行戰地采訪，那時阿富汗戰爭已經持續四年了，我跟著一個蘇聯的軍隊，白天拍攝戰爭留下的廢墟和殘骸，晚上在帳篷里一遍遍地篩選照片。我把第一個月拍到的照片發回報社，卻沒有被出版，他們說都是些別人拍過的東西，沒有任何價值。
于是我打算拍攝我跟著的這個蘇聯軍隊，但當他們的頭目得知我的想法后，毫不客氣地威脅道：“我們的軍隊就是國家的高級機密，我們會把任何一個觸犯蘇聯高級機密的德國佬扔到地雷區去。”
我的主編回復我，繼續待命。
三月末的一個下午，我所在的軍隊展開了一次突擊，一個蘇聯士兵就在我面前被炸開，身體七零八碎。我的腹部一陣劇痛，在短暫的耳鳴后，我徹底暈厥了過去。
醒來已經是三天后，我睜開眼睛看到了正在給我掛點滴的護士。我渴地不行，用蹩腳的俄語一遍遍重復著水這個詞，我的聲音很小，小到我自己都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在說話。那個護士聽不懂（我懷疑她是聽不見），僵持了半分鐘后，她離開了，過了一會又回來了，還帶來了另外一個護士。那個大眼睛鵝蛋臉的女人用一口流利的德語問我，有什么需要幫忙的嗎？
后來我才知道，那個女人叫特雷曼，烏克蘭人，是那所臨時醫療點唯一會德語的人。我也知道了炸彈沒有炸掉我身上任何一處，我只是被它的沖擊力造成肝臟破裂。
特雷曼是典型的烏克蘭美女，一頭棕色的卷發，鼻梁微挺，眼睛深邃富有靈氣，笑起來很甜美，認真嚴肅的時候冷艷十足。我覺得她是那些護士中最好看的一個，最耀眼的一個，她的皮膚白皙動人，陽光下如同寶石般閃閃發光。
因為語言的溝通，特雷曼成了我在異國他鄉唯一一可以說話的人，她很喜歡歐洲文學，從莎士比亞聊到歌德，再從莫泊桑到茨威格，跟特雷曼聊文學像是在聊靈魂。我問她為什么來阿富汗，她用她那甜美迷人的嗓音答復道，因為國家需要我。
特雷曼拿著針管的樣子很性感，她全神貫注地注視著她的病人，目光都放在病人的傷痛上。
即使有時接收到面目全非的軍人，她也能鎮定地處理傷口，動作迅速，有的護士受不了會在某個時刻大吼大叫，聲嘶力竭，哭嚎著要離開這里。每當這時，我會看見特雷曼穿過走廊，走到她們身邊停住，緊緊地抱住著那些看上去已經精神崩潰的女人，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滑落，所有人都在和她一起默默地流淚，有的流在臉頰，有的流在心里。我每天都會目睹到死亡，護士們忙到手忙腳亂，醫生累倒在手術室里，每個人的身上都沾滿了鮮血，自己的，別人的，世界仿佛只剩下呻吟聲，那些都是戰爭的代價。我有時不知道戰爭是為了什么，為了權利還是為了自由，當身邊的人都死光了，誰又能享有所謂權利和自由。
我跟隨的那支軍隊已經拋下我離開了，我依然留在醫療點上，我的病讓我沒有躺在病床上的資格（就算有我也絕不會去），特雷曼為我找來一張舊床單，鋪在走廊的角落，我就睡在那里。我往報社發了電報，說明了我的身體狀況，同時也把那天爆炸前在戰地上拍攝的照片寄了過去，五月份的時候他們寄來了一筆錢，我全給了我所在的醫療點，同時我表示愿意留下來幫忙。特雷曼是最開心的。
在醫療隊幫忙的日子一點也不輕松，每天都要處理很多傷者和尸體，忙地幾乎都沒時間吃飯睡覺，我都忘了我跟特雷曼在那段日子里是怎么戀愛的，我們沒時間說話，就用眼神表達彼此的內心。有一天在用擔架抬一個病人時，她在底下偷偷地拉了一下我的手，她的眼神里有難得的少女的嬌羞。我給她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我的家人，柏林的風光，還有荒蕪的廢墟野草。特雷曼親了親我的臉頰，叮囑我以后有時間一定給她拍一張。我吻著她的手，致以最真誠的承諾。
然而離別的日子總會來臨，我在醫療隊的第三年，報社發來電報，令我立即停止在阿富汗的采訪，前往切爾諾貝利，剛好在那一年，特雷曼所在的醫療隊撤回到蘇聯。
（二）
1986年，我從阿富汗回到莫斯科，回到家的那一晚，我和五年未見的母親抱在一起哭泣，父親在一旁默默地抽著煙，母親從我的脖子一直摸到腳跟，確定我還是她完整的女兒后哭地更厲害了，她一邊感謝上帝一邊詛咒戰爭，她說我瘦的只剩下骨頭，磕疼了她的心臟。
我已經26歲了，年齡大地足以擁有一個已經會跑會跳的小孩，然而事實上我連男朋友都沒有。父母很快幫我找到了約會的男人，叫尼奧古，我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見面了。他有一頭黑色的濃密的卷發，身體瘦瘦的，個子卻很高，我只要看著他說話就必須抬高我的頭，以至于那天晚上我睡覺時脖子酸的難以入眠。我覺得跟他在一起我像一只隨時都仰著脖子晨叫的公雞，實在是滑稽極了。雖然他笑起來唇角微勾的樣子很像斯恩，但又永遠不會是斯恩。
一想到斯恩，我又捂著嘴巴在被子里哭了起來，心里面疼地要命。我沒有告訴父母關于他的事，事實上在分別那天他就已經切斷了我們之間的關系，他渾身顫抖著說，特雷曼，我好愛你，我是一個混蛋，除了愛你我什么都做不了。忘了我吧，你要好好生活下去。我們第一次擁抱著親吻，眼淚交融在一起。
我恨死了他的上司，他們竟然叫他去切爾諾貝利，他們知道他有一個患病的妹妹急著用錢，知道他除了答應別無選擇。我恨死了那些人，他們用錢去剝奪他的生命，切爾諾貝利，那里現在簡直是一座死亡之城。盡管國家在竭力封鎖消息，但西方的傳言已經涌來，他們說那是上帝的懲罰，那我親愛的人呢，他究竟做錯了什么？圖書館里已經找不到關于核輻射的任何書籍，切爾諾貝利也成了禁區，我看著窗外烏黑的濃云，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了。
9月份的時候，醫院里下發了通知，要召集照顧切爾諾貝利患者的志愿者，我瞞著家里人偷偷地報了名，一周后，我去了那家專門治療輻射的醫院。
醫院里每天轉移來的病人大多來自切爾諾貝利，我抱著一分僥幸，每天向上帝祈禱讓我見到他，哪怕只有一面也夠了。我還在家里的時候，每天想到他都會吃不下東西，現在我照顧這些任何一個都可能是他的人，這反而讓我多少有了吃東西的欲望，雖然醫院里的人一遍遍告誡我馬鈴薯不能吃，牛奶也不能喝，但是我餓起來還是什么都會吃，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我已經在吸收輻射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后，我竟然見到他了，雖然我已經認不出那是他，但病歷本上清楚地記錄著，德國記者，斯恩·肖克。我從二樓發瘋似地跑到他所在的六樓，那層樓躺了一百多個輻射病人，我不能靠辨別他們的樣子找到我的斯恩，我只記得他的編號是77，所以當我像一個瘋子一般跑到他的病床前時，他和我一樣驚訝。
我們才分別半年，但好像已經有一個世紀那么長，我抱著他哭了起來，眼淚打濕了他的衣服，他的頭發已經失去了原來金色的光澤，整張臉開始發黑，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后，他推開了我，朝著我吼叫，不要我靠近他。我再一次試圖抱住他時，被旁邊一個護士制止了，她拽著我的胳膊，一直把我從他身邊拖走。她說你瘋了，他已經不是人了，是一個巨大的核反應堆，你再靠近他你會死的。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六樓，我坐在走廊上，像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我想到我們在阿富汗的時光，那個時候也很辛苦，但是我可以觸摸他，我可以抱他，可以跟他交換靈魂，然而現在我只能看著他，甚至不能靠近了看，我不知道我們究竟犯了什么錯，上帝會如此懲罰我們。人間就像是地獄，那時候死亡像天堂。
第二天我問主管六樓的醫生，我會死嗎，他說保護好身體就不會。我繼續問我以后還可以結婚生小孩嗎，他猶豫了一下，說幾率很小。我又問那我可以現在選擇死亡嗎，他沉默了，于是我獲得了照顧斯恩的特權。
剛開始斯恩拒絕我照顧他，他用最惡毒的語言罵我，他掙扎，歇斯底里地反抗。我每天都強迫自己微笑，我讀梭羅的《瓦爾登湖》給他聽。一個月后，他終于安靜了，他的臉上已經長滿了血膿。他已經疼地說不出話來。
我在他看不見的地方哭，哭完了又到他的病床旁邊陪著他，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幾乎快精神分裂了。斯恩的狀況越來越差，他的頭發已經變成了灰白色，牙齒也幾乎掉光了，皮膚沒有一處是完整的，布滿了黑色的窟窿。有一天他拿他的相機給我看，以前的照片都被政府刪光了（因為他拍了切爾諾貝利），只剩下很多張他手臂的特寫，從一個正常人的皮膚長出黑色的斑點，然后慢慢開始脫皮，流出黃色的血膿，露出血紅色的肉，最后全部變成了鐵銹色。他抬起一只像涂了油漆的手，晃了晃手中的相機，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告訴他我去換一身衣裳來（他在醫院里的時候托人給我買過一條裙子，我想穿那條裙子拍照）。等我回來的時候，他的手已經垂在了一邊，相機滾落在地上，我捂住嘴巴，再也發不出一點聲音。
斯恩·肖克 ?德國記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病逝于莫斯科 ?終年28歲
特雷曼·琴 ?蘇聯護士 ?因吸收輻射過量被醫院隔離 一九八九年一月自盡身亡 ?終年2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