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忘年交——在我的老家遼寧阜新，住在我們家前趟房的王老爺子。
認識我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是個中學退休的老校長。據他說他祖上是滿清貴族的包衣，而他是個縣太爺的庶出兒子，奉天師范音樂系畢業。他教了一輩子的書，當過右派，蹲過牛棚。可謂一生坎坷，歷盡浮沉。到老了還是脾氣倔強認死理，至死不改。
有一次跟我聊天時他感慨，自己脾氣又臭又硬，是個老古董。我說他這么大歲數的人了，頭腦比我這個年輕人反應還快，哪里像老古董？而且難得的是溫文爾雅，并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個壞脾氣，比如對我就很和藹嘛。老爺子嘿嘿一笑，雙眸瞬間精光一閃，說：“我得留個活口啊。”見我瞪大了眼睛，老人家又恢復了儒雅的樣子，跟我解釋說這還要從他文革挨批斗時說起。
在那個人鬼不分的混亂年代，因了他的這個耿直的臭脾氣，說了些真話，得罪了不少人。更有人認為他不團結革命同志，傲慢自大，右派的帽子當然是跑不掉的。結果雖沒要了他的命，卻剝奪了他教書育人的權力，一竿子把他打到堪稱窮鄉僻壤的塔子溝種地去了，整整十幾年他都沒再走上過講臺。村里雖然沒人為難他這個落難的秀才，可他內心的苦悶和不甘卻沒人能知曉。
山上廟里的老喇嘛和他算是聊的來的朋友。就在他落實政策、摘帽平反，又可以回到學校重拾教鞭的前夜，來給他送行。往他手里塞了串念珠，盯著他說：“你啊，別人一輩子都到不了你跟前。”哎呀，王先生一愣，心想這老喇嘛怎么突然這么說我？我哪兒得罪他了？再想仔細問究竟，那老喇嘛已經搖著頭走了。
回城后，老先生拼了命的忘我工作，想把失去的時間再搶回來，也因為他杰出的工作成績，得到了上級的稱贊和認可，最終光榮的走上了校長的工作崗位。他響應國家號召，在他的主持工作下進行了多次成功的教育革新。為課程建設、人才培養都傾注了大量心血。雖然他畢生矢志桃李，扶掖青年、提攜后學，但是因為他嚴格認真的治學態度和剛正不阿的性格，又像從前一樣得罪了很多人。一直到退休，他都是孤獨的，身邊始終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甚者，聽到他即將退休離開的消息，學校里竟然有人喝酒慶祝，額手稱慶再不會見到他這個老古板了。沒想到，當年老喇嘛的臨別贈言，竟然一語成讖。
退休后，老先生賦閑在家。沒想到對他為人古板不近人情的評價已經名聲在外了。鄰居們都有點怕這個嚴肅的老頭，誰都不愿接近他。也只有我這個懵懵懂懂的小屁孩兒因為一次機緣巧合認識了老先生，常常向他請教學問。更喜歡他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歷、廣博的見聞，沒事就往他家跑。聽他談天說地，品評古今中外，真是成了我莫大的享受。也因此博得了老先生的喜歡，認了我這個忘年的朋友。
說到這兒老先生嘆了口氣說：“其實我并不是天生就是這么古板的。但是，治學不嚴，無以成學。對侵入校園中種種丑惡的社會現象不嚴，就無法實現教育公平。為了我畢生的理想，即便沒人理解我，又算得了什么？我是無怨無悔的。其實，我內心里也不承認自己是不近人情的老古董的，和你交朋友，順便也可以讓別人看看，我王某人還是容易相處的，有鄰居的小朋友一直在講我的好話。”
我知道，老先生畢竟是心中憋了一口氣。其實他和誰交朋友，那些不理解他、詆毀他的人已經看不到或者不關心了。但是，就為了一個“嚴”字，老先生失去了最寶貴的年華和機會，繼而使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備受誤解和孤立，這個“嚴”字也成了他心中難以愈合的傷口。
多年前，我離開家鄉到北京闖世界的前夜，王老先生來給我送行。他顫抖著手給我整理衣領，語重心長的告訴我要努力工作，凡事要學會忍讓，對人不要太過較真。我分明看到了當年那個指點天下、風華正茂、大步走出奉天師范學院的王先生已經遠去了，面前這位溫潤如玉的老者，慈祥的面容帶著點點不舍，一如一位送別愛孫的老爺爺。真想撲到他懷里，偎在他身邊，不走了。
王老先生已于十年前仙逝，享年八十七歲。謹以此文紀念我的忘年交、我最好的老朋友王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