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一齋
圖/網(wǎng)絡(luò)
近日，關(guān)于劉鑫與室友母親的新聞一出，倍受關(guān)注且輿論矛頭變化甚巨。在回溯了整個事件始末之后，又看了各路人士的評論，心生感慨卻也無從下筆，原因有二。其一，罵一個人并不是什么難事，尤其是被戴上了“帽子”的人，但是罵一定能抑惡嗎？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比如打仗，以武止戈只能是暫時性的。要保持長久的和平，還是要有可操作的規(guī)范。一味大興兵戈，非但不能止戰(zhàn)，反而興戰(zhàn)。以罵止惡，也因此是暫時的、當下的。一旦過了度，罵反而滋生了惡。其二，罵可以不是壞事，但糊里糊涂的罵一定不是好事。古往今來，罵人分三種，第一種是善罵，如魯迅，罵醒沉睡的國人去反抗去直面血淋淋的現(xiàn)實；第二種是惡罵，如潑婦罵街，明知理虧卻不講理，甚至拼湊些歪理只為先聲奪人再仗勢欺人；第三種是胡罵，如墻頭草，哪邊聲音大就隨哪邊，自己講不出半點道理或者找不到半點切實的依據(jù)。
罵在劉鑫事件中升華發(fā)酵，最終演變成了一場道德審判。在審判中，被告到底是不是敗壞道德的女巫，原告是不是正義的驅(qū)魔人？這一問題本身應作為焦點，最終卻流失在充滿愛恨的吵嚷聲中。
重新回顧事件的過程，探析劉鑫陷入這場“審判”的原因，或許能從審判本身是荒謬還是合理，來探尋事件主角心里真正的善與惡。
一、事件始末
先是劉鑫與其室友母親會面的新聞爆出
v.ifeng.com/video_9305850.shtml
然后，有的自媒體呈上一些“證據(jù)”，直指劉鑫在室友被害時膽小自私、在被害后毫無作為。比如，悲劇時聲稱劉鑫“將門鎖住”、悲劇發(fā)生之后故意不見室友母親、劉母用語粗俗不堪、劉鑫本人事后吃喝玩樂、劉鑫本人威脅不配合調(diào)查。種種證據(jù)的提出只差明言劉鑫在某種意義上造成室友被害，是悲劇誕生的第二推手。
一時間，對劉鑫的道德審判如潮水般勢不可擋。各式各樣的“判決”基本直指其人性本身，“罪名”如，“人性最丑陋不過如此”、“人性尺度到底有多大”等云云。
令人沒想到的是，原先用以裁判劉鑫道德尺度的證據(jù)有所動搖。劉鑫“鎖門”的“事實”存疑、與舍友母親沒有聯(lián)系的證據(jù)被推翻、劉鑫無故威脅舍友母親原來有一定原因、劉母言出不遜或許不是無事生非、劉鑫案發(fā)后吃喝玩樂的照片是被PS修過的。總之，原先的佐證要么出現(xiàn)破綻，要么直接被證偽了。
與此同時，一些媒體開始重新審視當時將劉鑫送上道德法庭的“佐證”，并且做出新的判斷。
至此，輿論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陣營。一個陣營繼續(xù)對劉鑫做道德審判；第二個陣營反過來安撫激動的民眾，并批評使用假證據(jù)的自媒體；第三個陣營選擇沉默。
二、事件分析
從這一新聞的發(fā)展和輿論的變化，我看到了什么？一方面，劉鑫的三個錯誤決定是她最終被推上道德法庭的主觀因素，另一方面，一些“法官”的故意或無意，使原本不篤定的證據(jù)被當作已經(jīng)證實的鐵證，極大影響了廣大民眾組成的“道德陪審團”。
第一，劉鑫的做法本身首先是不明智的。第一條論斷就是如此冰冷的事后之言，我深感慚愧。然而，這里所討論的恰恰是劉鑫使自己陷入道德審判的三個原因。無論是否發(fā)自內(nèi)心，只要劉鑫沒有做這些選擇，她都不會使自己淪入現(xiàn)在的困境，甚至會使每一個受害者得到些許寬慰。
（1）在面對兇手施暴時，只撥打了報警電話，而沒有采取更積極的方式對舍友進行幫助，如最簡單的，在門內(nèi)警告兇手警察將在極短時間內(nèi)趕到等。需要承認的是，這是相當困難的選擇。在極度驚慌和恐懼下，人往往作出最本能的趨利避害的反應。如果施暴過程十分迅速，常人根本沒辦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應對。譬如，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爆發(fā)火災或地震，造成傷亡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踩踏事件而不是災難本身。這并不是因為人們不知道恐慌會造成危險，而是因為人們沒有時間去考慮如何降低這種危險。在悲劇發(fā)生當晚，劉鑫可能無法采取最佳的策略來保護自己和舍友。她更有可能，是躲在臥室的床下或者柜子里不敢出聲，掏出手機瑟瑟發(fā)抖地報警。如果，劉鑫能夠有條不紊地在電話中向警察陳述狀況，那么，她或許也能從容地面對屋外發(fā)生的事。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她鎖好了門，所以不怕行兇者赤手空拳能闖進來。但無論如何，只要沒能采取更積極的方式對舍友進行救助，再加上兇手是男友的關(guān)系，劉鑫就容易為人所指了。
舍友為她出頭，而她采取了最低限度的援助措施，很容易讓人得出的結(jié)論就是“忘恩負義”。但事實上，此時的男友是男友身份，還是殺人兇手的身份？恐怕，劉鑫更害怕而不是喜歡這個深夜來訪的前男友。與兇手的情侶關(guān)系，帶來的是因為了解兇手的報復心而產(chǎn)生更強烈的恐懼，還是更想要去救助因自己而陷入險境的朋友？死亡帶來的恐懼更甚，還是知恩圖報的道義感更強？因為幾乎沒有人能很好地去回答這個問題，所以，最低限度的救助不會被直接作為指責劉鑫的理由，但很容易就聯(lián)想到她“不作為”的特性。
（2）在悲劇發(fā)生之后，面對舍友之母的過激言行沒有采取克制或同情，而是采取消極甚至憤怒的方式來回應。在被爆出真名實姓，然后被人肉搜索和鞭撻后，選擇了極其憤怒的姿態(tài)去回應另一個受害者的母親，并對整件事情采取降低回避的態(tài)度。
這樣做的結(jié)果適得其反。在情感上，這個母親是最大的受害者。無論劉鑫多痛苦，都無法去和一個失去女兒的單身母親相提并論。案發(fā)過程中劉鑫的反應，并不是眾人指摘的重點。人們最反感的，恰恰是她回避而不是面對好友母親，想要獨自逃出事件陰影而不是共同承受的選擇，即便她一開始不是這樣的選擇。需要言明的是，每個人有每個人處理悲劇的方式，但同時，每個人也有每個人應該背負的責任。在這里，劉鑫所采取的選擇仍然是最低限度的，即配合警方調(diào)查取證。此外，她沒有采取更積極的態(tài)度。很多非法律性質(zhì)的責任，她都拋下了。舍友切切實實地因她失了自己的性命，她不應該以一個“陌生人”的態(tài)度來對待室友的離去。
經(jīng)歷了一場悲劇以后，要承擔這些責任并不容易，逃離也是正常的想法，因而，劉鑫會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局外人看來，更簡單的邏輯是，劉鑫及其男友才是這件事情的兩個主角，室友是被卷入這場風波的可憐人，而室友的母親更是值得同情的弱者。所以，無論劉鑫承受了多大的痛，都應該寬慰舍友的母親而不是自顧自地尋求解脫。
如果室友為她兩肋插刀，那么，她僅僅配合警方調(diào)查一定遠遠不夠。除了法律責任，還有情感責任，不僅僅是哭和道歉，還有對舍友母親的寬慰；接著則是對喚起公眾對室友同情的責任，包括對輿論和媒體的積極配合；最終，她還應該陪同舍友母親一同完成聲討罪犯的過程。這一切后，才能真正說放下。
（3）在和解過程中，時刻強調(diào)自己的錯卻不言明錯在何處。在《局面》發(fā)布的和解視頻中，劉鑫多次向舍友母親道歉，但沒有一個認錯是足夠?qū)嵲诰唧w的。當一個人真誠地道歉時，不能夠單純地為了求得諒解。諒解本身是認錯的的一個可能結(jié)果，只有道歉被接受時才會發(fā)生。那么，道歉怎么樣會被接受？當?shù)狼刚咦躁愬e誤，進而決心痛改前非時才會被接受——又或者，更直接的是，當被道歉者心軟時。就如同第二點中所提到的，劉鑫一直沒能以更包容的態(tài)度面對室友的母親，沒有解開心結(jié)。她聯(lián)系了室友母親，然而第二條被爆出隱私。媒體迅速炒作，題目是《留日女生為室友前男友所殺》云云。至此，與室友母親的關(guān)系惡化，雙方失去信任，并逐漸痛恨對方。這些在雙方在各個社交平臺上的對話都可以看到，甚至在和解過程中也一覽無遺。劉鑫一直在道歉，但事實上并不覺得自己有多大的過錯；舍友的母親從頭到尾也都在說劉鑫根本不想求原諒，至少不是求她的原諒。明顯的事實就是，劉鑫的道歉是失敗的，和解也是失敗的。
如果劉鑫想要獲得諒解，就應該直言自己的錯誤，細數(shù)過錯之處。自持受害者的身份（雖然劉鑫聲稱沒有將自己作為受害者來看，那么，為什么她沒有去幫助“受害者”伸張正義？），或者描述與舍友的親密關(guān)系，只能取得反效果。前者印證人們對于她自私懦弱的判斷。在人們看來，一個人在幫助自己的舍友遭到傷害時，因貪生怕死而沒有挺身而出，事后居然與舍友的母親相比誰更慘——絕對是自私懦弱、忘恩負義之徒。在這樣的情況下，自持受害者身份不可能獲得同等的同情，至少這個受害者沒有丟掉性命。活著一定比死了好。仔細想想這句話沒錯，但也可能有錯。如果，一個人活著只剩下驅(qū)殼，可能不如死了來得輕松自在。如果一個人，經(jīng)歷了嚴重危機而精神失常，瘋瘋癲癲地茍活于世，早已不知道自己是誰、現(xiàn)在是什么時候、真實和夢境之差，那么，這個人就是軀殼了。如果一個人，經(jīng)歷了嚴重危機而生理機能出現(xiàn)大的故障，成為植物人而對外界沒有任何反應，只能仰賴機器度過余生，那么，這個人就是軀殼了。如果一個人，成日重復同樣的行為如同木偶一般，全然失去了對生活的興致，對那風花雪月沒了情思，那么，他也僅僅是一個軀殼了。一個人失去了靈魂，他就僅僅是一個好像活著的軀殼。除此以外，能辨明自己是誰、現(xiàn)在何時、真實與夢境之別，曉得對外接作出反應，能解讀世界之美，那么，這個人就還算得上活著。對于他來說，活著比死著要好。人們看來，劉鑫活的很好。她的頭發(fā)和剪刀手、聚會（雖已被證偽）、找了工作（雖已被辭退），說明她活著比死了要自在。無論比起舍友，還是舍友之母，她失去的遠遠要少于得到的。劉鑫需要把自己當作受害者，因為這是一個事實。另一個事實是，還有另一個受害者和她的母親，而后者在某種程度上受劉鑫所累。這個時候，相互依靠或許比撇清關(guān)系更好一些。
后者則激起舍友母親的嫌惡。一想到強調(diào)好姐妹關(guān)系的劉鑫“鎖住”門，而女兒在門外遭到暴行；施暴者是劉鑫的前男友；女兒是為劉鑫出頭而遭禍；劉鑫在事后還不幫助盡早抓獲罪犯，甚至故意“隱瞞”罪犯是男友的事實；劉鑫逃避而不是幫助獲得公眾對嚴懲罪犯的支持；劉鑫一家在事后惡語相向甚至威脅不協(xié)助警方調(diào)查。每一條理由都抹黑了“關(guān)系好”三個字，也令舍友母親更加痛恨坐在眼前的道歉者。在這個時候，還拿出一條疑似女兒所有的項鏈。這又算是什么呢？與其顧左右而言其他，說什么關(guān)系好，為什么不能好好地解釋上述一切。
劉鑫不能誠懇地釋清舍友母親的懷疑，就無法獲得信任，也就不能得到原諒。如果舍友母親不能夠原諒，和解根本無從談起。因為，舍友的離去和孤獨的母親毋庸置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劉鑫對待舍友母親的態(tài)度、對事件疑點的解釋，是獲得諒解的關(guān)鍵。
第二，對劉鑫進行道德審判的“法官”們也不一定都是明智的。在面對道德法庭開庭之時，“法官”們太急于宣判，而疏于取證。換句話說，將劉鑫送上道德法庭、被宣為有罪、被量刑極重，所根據(jù)的并不是如山的鐵證。
一方面，此前提出的證據(jù)大多是推斷，而且在細節(jié)上有諸多疏漏，以致于推斷不成立或循環(huán)論證。最典型的，如關(guān)于“鎖門”的推斷。劉鑫本人案發(fā)當天她沒有選擇出門而是只選擇報警，就使得“鎖門”成為一種可能。再加上，劉鑫對整個事件采取的回避態(tài)度，很容易讓人覺得她很可能是一個極度自私的人，從而返回去推斷她因為害怕而“拋棄”了救她的室友。基于此，又可以返回來推斷她不僅是一個自私的人，還是一個善于表演的、謊話連篇的人。重新梳理一下推斷的邏輯。因為，劉鑫沒有選擇出門救室友、回國后對整件事件采取了回避公眾和媒體的態(tài)度，所以，她是一個自私的人。因為她是一個自私的人，所以她那天晚上有可能根本就鎖住了房門，以致于室友被堵在門外。如果在細節(jié)上沒有問題，那么，這樣的推斷也可以成立。但相關(guān)的細節(jié)是什么？相關(guān)細節(jié)還是一系列難以證實的相互矛盾的推斷。舍友母親所認定的“鎖著的門”不一定是鎖的；劉鑫的威脅不一定是毫無理由的，可能源于舍友母親過度曝光了其個人隱私，包括家庭住址、車牌號、工作單位等；劉鑫回避舍友母親的行為不一定是因為其自私懦弱，而可能在于此前雙方交惡帶來的互相痛恨；劉鑫道歉不真誠或許不是其心虛和虛偽，而是沒辦法馬上對自己討厭的人服軟和坦率。如果認定了劉鑫是一個壞到了骨子里的人，那么這些都是切實的結(jié)論。可恰恰是這些“結(jié)論”，要么是下意識或第六感的認定——不是基于理性分析而是基于厭惡情緒，要么是“佐證”——剛剛反過來被用來證明劉鑫是一個壞到了骨子里的人。
另一方面，此前一些被廣泛使用的“證據(jù)”結(jié)果被證偽了，削弱了作假證者的公信力，使其原先提供的證據(jù)有偽證之嫌。
被直接證偽的是，證明劉鑫在悲劇之后參加宴會的“罪照”，其中被PS掉的人物居然就是其室友本人。
一個證據(jù)被證偽是道德審判的一次謬誤，還是審判崩潰的開始？如果，審判中使用了虛假的證據(jù)，那么，其他證據(jù)有沒有作假的或者沒有經(jīng)過仔細考證的可能性？盡管，有的證據(jù)很難考證，有的證據(jù)還未被證偽。但是舉證者所舉證中一旦有故意作偽的事實，就很容易令人懷疑其所舉其他證據(jù)的真?zhèn)巍Ｒ粋€人舉了一個偽證，不代表其所舉證皆是偽證，但表示其很有可能舉了更多偽證。在這里，舉證者的公信力不應被質(zhì)疑嗎？無論初衷如何。
另外，進行法律審判的法官和陪審團會關(guān)注舉證是否合法，那么，在進行道德審判的法官和陪審團，是否也至少應該關(guān)注舉證是否合乎道德？偽證不合法，那么，在道德審判中是否合德？亦或是，要以雙重標準來對待原告和被告，即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壞人，所以對后者就要“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所不用其極？在法律審判中，法對待原告被告都是平等的，它懲處越過邊界者。在道德審判中，何嘗又不應該有這一面呢？當然，道德與法有著不同的性質(zhì)，但如果人人平等的原則都無法推及開來，就造成了誰有權(quán)有勢誰就是法、誰聲音大誰有德。這樣的情況下，守“法”者推廣的將是惡法，守“德”者宣揚的則是惡。用平等的態(tài)度來對待原告和被告，或許是審判還未有結(jié)果時最應采取的立場。否則，審判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暴行。
三、反思
從劉鑫陷入道德審判中，可以一窺生活里是的是非黑白。
是與非在于一念之間，既在先天基因的傳續(xù)、后天環(huán)境之框定，更在于每一次的選擇。先天的基因，加上后天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huán)境，以及過去自己所采取的所有選擇。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環(huán)境容易理解，它們構(gòu)成了一個人信念和行為的框架。最后一個因素則象征某種希望，即便我們被條條框框所限，還是會作出偶然的選擇。一個勤奮的人也會偷懶，一個聰明的人也會犯傻，一個崇尚良善的人也有作惡之心。在某個間隙，一個人選擇勇敢而戰(zhàn)勝了恐懼，那么，懦弱的人也會強化勇敢的信念。在某個間隙，一個善良的人選擇了背叛從而得到了安全，那么，好人也會成全自己心中那些不顧它人的私欲。過去的選擇自有報償，那些報償成就今天的自己。劉鑫之所以做下那些選擇，是因為過去所鑄就的信念框架，但這并不意味著萬劫不復。憑借每一次選擇的得與失，她若能夠反思，就能夠改變。如果拋棄最低限度的幫助，承擔更多的責任，或許明天的劉鑫會活得更好。
黑與白，不在于精彩而簡單的童話故事，在于平淡而復雜的事實。好的童話似乎總要分個絕對黑白對錯，有的人絕對的壞，壞得透骨，壞得前所未聞，壞得就好比純粹的惡，就像惡龍一樣要為騎著七彩祥云而來的騎士斬殺。可現(xiàn)實是更加無趣的復雜，它建立在不純粹的動機和行為之上，越是宏觀的越抽象和穩(wěn)定，越是微觀的越具體和靈動。一個文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qū)，里面的人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具體到每一個人在每一瞬間的想法和行動，又有著千差萬別。這些差異和共同能夠組成某些事件，看似隨機發(fā)生卻又有一定的規(guī)律。它不一定每時每刻都會發(fā)生，可一旦發(fā)生就遵守一定的規(guī)則。在這些規(guī)則里面，不一定包括故事的引子、開頭和伏筆、發(fā)展和高潮，以及最后完美絕倫的收官。它有時候，不，大多時候就是如此的平淡無奇，就像你、像我，像其他人的生活一樣。它有時候，也會很慘痛，就像劉鑫和她的舍友江歌一樣。然而，無論是平凡還是慘痛的，都無法述盡復雜的人性靈魂。它大多數(shù)時候是摻雜著黑的白，或者是摻雜白的黑。它大多數(shù)時候不會激情澎湃地講述騎士和惡龍的故事，而是將那摻著黑白的灰色，將那一系列平淡寂寥的悲痛、欣喜和憤怒，還有背后厘不清的對與錯，一一涂抹開來。
總之，是非黑白或許因其有底線而看似簡單，但構(gòu)成是非黑白的，那些具體的人和事卻是復雜的。如果我能把握其一，也能做出一些判斷。但是，今天的生活里，我看到的他人是活在媒體字眼里的形象，聽到的事情可能是故事又可能真的是事實，以致于我總是可能把假戲作真來看。那些倒塌的明星人設(shè)，那些秀出了真人秀的真人，那些活在流量里娛樂一切的娛樂精神——把嚴肅的審判也娛樂了。如果，我不知一人真實的人格，不知一事真正的面相，何敢開口就談罵？被審判的主角有自己的過錯，舉證者也有自己的過錯，那么，他們心中想的是善還是惡？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假設(shè)一個屬較大的惡，一個屬較小的惡，那么，應該都懲罰嗎？如果，其中一個想行善卻得了惡果，又怎么量刑？再者，一個行了惡的人應該背上什么樣的罪名，還有沒有悔過自新的機會？實話實講，這些都很難去回答。畢竟人人都不是真正的警察和法官，沒有資源去搜集與驗證證據(jù)，沒有足夠的理性去權(quán)衡分析，甚至還沒有量刑的標準。在這種情形下，越復雜的事件里的所謂審判，就越容易充滿不自覺的惡意。
古人有云，謹于言、慎于行。這句話最是應落在浮躁的當下。
后記
著此文時，思緒零散，不知所言，望諸君海涵。
因為做不到大師那種善罵，又擔心自己沒辦法從紛亂的信息中分辨出真正的事實，基本不敢開口談罵的。無論對于先被道德譴責的劉鑫，還是對于后被指責的個別自媒體，要開口便罵皆有所顧忌。因此，評此事不敢提“該不該論罪”的問題，更遑論教人為人處世之道，不過作為自省吾身的小記罷了。
最后，只愿大多數(shù)好人能夠在大多數(shù)時候有好報，大多數(shù)惡人大多數(shù)時候得惡報；愿大多數(shù)好人想做好事的時候真的做了好事，大多數(shù)惡人想做惡事的時候結(jié)果選擇了做好事。就如那世間一切，皆在定數(shù)之中，又在定數(shù)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