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臨強還是坐在那里，靠在寫著“宏文書店”四個字的燈箱邊上，一小方發黃的方絨布墊在木制小板凳上，右手耷拉在翹起的左腿上，左手手腕處戴著兒子五年前“淘汰下來的”廉價手表，時常刷著一部老舊的“小方磚”、一部連打開圖片都很吃力的智能手機，時而翻看手邊三年前出版的過期雜志。
他坐在那里，望著幾步遠的岔路口，眼睛似睜若閉。
今年年初，房東要求房租從原來的一年八千漲到一萬二。正因如此，第八年，成為王臨強在這里賣舊書的最后一年。
事實上，選址偏僻、購買力逐年萎縮也同樣成為這家書店關門的原因，“除去開學的那段時間，平常基本上每天就能賣出去一本，一二十塊錢，了不起了。”
“都習慣了”
王臨強住在店鋪里。生活起居、吃喝拉撒被僅僅只有30平方的空間抹去了邊界，廚房與洗手間之間僅是一扇門的距離。各種生活物品奇異地組合在一起，留著蒜末的砧板放在洗手池面盆上，坐便池旁邊的涂料桶上放著洗菜的竹篾，一塊撿回來的木板架著混著油脂和灰塵的調料瓶罐，肥皂出現在電熱水壺的底座上，牙刷被放在插著三只筷子的搪瓷杯子里。
層層壘起的舊書瓜分著王臨強的生活空間，每一寸空間都被疊放的舊書、生活用品占盡。書在書架上按不同學科整齊碼放著，還有一些看不清書脊上文字的書被扎好放置在書架頂上，厚厚的灰在封面結成一層黑色的殼，各種叫不出名字的蠅蟲的尸體躺在上面，泛著白。
店面外，是一個獨立于城市與鄉村之外的存在，漳州龍海市大徑村。還沒被拆掉的磚紅古厝探出破舊的飛檐，雜亂的電線在千篇一律的民房間勾畫出錯綜復雜的線條，墻壁上歪斜的配電箱露出不好招惹的電流聲，店面不遠處的空地堆放著附近居民的建筑垃圾，一起風，王臨強就捂住鼻子往里躲，“后來就不躲了，這灰都習慣了。”
勉強翻身的床板堆著發著潮氣的棉絮和沒地放的衣物，兩邊靠墻、一面被書架堵住，上方被架起的木板壓縮，半封閉的床只留一個口子爬進爬出。每當夜晚來臨，王臨強爬進白色蚊帳織起的黑色籠子里，閉上眼，睡在不得動彈的漆黑里。
狹小的空間使得床尾用了8年的電風扇永遠也吹不到床頭，一到夏天，睡在 “抽屜里”的王臨強總是睡著睡著背后就汗濕一大片，“拿塊硬紙板扇扇，扇著扇著就會睡著了。”
“別人干啥，我就干啥”
他說他“并不怕黑”，黑暗反而能給他一種“安全感”，狹小和黑暗的逼仄感總能喚起他年輕時在火車站倒賣走私煙時藏在下水道的經歷。井蓋一閉，列車車輪與鐵軌的碰撞、行人匆匆趕路的腳步與喧鬧，“外面什么都聽不到了”，耳朵被井蓋捂住，心臟的跳動在被黑暗擠壓的井道里格外清晰。八十年代，藏在下水道里的王臨強一次又一次躲過了稽查隊員的腳步，當然，偶爾的“失手”也讓他人贓俱獲、“進去蹲過幾天，不過塞點錢就能放出來了”。
王臨強不喜歡雨天雨點砸在地上的聲響，他說，“以前在黃梅縣紅磚廠用板車拉泥的時候，怕的的就是雨天”，80年代，20出頭的王臨強輟學后去了縣里附近的一家制磚廠做小工。每到五六月的梅雨季節，接連不停的雨天讓道路變得愈發泥濘，“板車一陷下去，半尺的輪子就拉都拉不出來了”。
王臨強在前面拉著板車，兩個人在后面推著，麻繩咬著王臨強的肩膀勒出一道棗紅的印記，王臨強雙手按住板車的兩個車手、整個人鉤著身板往前倒，這樣，載著用麻袋裝的幾百公斤土的板車才能往前挪個一兩步。
“也就是跟著一個同鄉…… ”九十年代，已過而立之年的王臨強不再拉板車，他和千萬懷著“淘金夢”的青年們來到深圳。當時的他跟著同鄉的一個工頭一起，一群人飄在各個工地之間，扎鋼筋、碼磚……只要有錢，他“什么都愿意干”，“當時想就是有機會在深圳住下來，把妻兒接過來住。”
98那年，帶頭的工頭討薪不成，被老板找人給打斷了腿，從深圳一家銀行的樓頂上跳了下來，王臨強輕描淡寫地說著自己無關緊要的命運，“也好，死在了離錢最近的地方”。
不在工地做工后，“別人干啥，我就干啥”的王臨強時常在不同的制衣廠打工，“他說不要你了，連聲招呼都不打，你就得卷鋪蓋走人了。”說這話的同時，一只蚊子盤旋到王臨強的面前、嗡嗡作響，王臨強手臂保持靜止、悄悄展開雙手，黑色的瞳孔不知望向哪里轉了幾轉，忽而，“啪”的一聲，王臨強手掌上多了一抹沾著血的黑點，他往褲腳處揩了揩，繼續若無其事地說，“都是想吸干你的血啊，帶后富個屁。”
“也不知道哪天這卷閘門就沒人開了”
王臨強和兒子王小東的關系向來不怎么好，兒子王小東高中讀完后去了武漢的一所高專學了機床制造，工作兩年后工廠由于經營不善倒閉，王小東經人介紹來到青島做涂料工，刷墻、刮膩子、砌瓷磚……“這些活雖然累了點，但是賺的比在工廠強” 王臨強提到兒子時，渾濁的眼里閃著光亮。
“我也想回去，可我兒子不讓，他說我回去沒人管……”
事實上，在與家相隔八百公里的地方，王臨強自顧自的獨居生活并沒有所說的“有人照顧”。除了午餐煮的從湖北老家黃梅縣帶過來的腌草魚，味蕾上的慰藉成為他僅剩的依靠，“老婆去年就回家帶外孫了“，他的兒子”一年也就打個四五回電話”。
“他在電話里面問我，為什么別人的老頭子給他兒子買房買車，你為什么什么都沒給我，現在還找我要？” 王臨強記起每一次和兒子的通話，都以電話那頭掛斷后的提示音而結束，王臨強總是緩了半會，才慢慢把碎了屏的手機從耳朵邊一點一點放下來。
“養個兒子就像完成一個任務，任務完成了，啥聲就沒了。”王臨強一提到和兒子的矛盾，血壓就高了上來，不大的眼眶泛起紅潤，手指隔著黑白印花的汗衫在心窩處反反復復畫了幾道，“這里空啊，夜里就在想怎么閻王不把我收走算了。”
王臨強拿起手邊昨天沒喝完的半瓶雪津，昂起頭，咽下一大口啤酒，他口腔里翻出一陣啤酒的酸味，喘了口氣，眼睛看著地上，“也沒辦法，他刷墻養他兩個娃也不簡單。”
“也該走了”
王臨強在這里賣舊書的第八年，會在這個夏天將全部沒能處理掉的舊書全部運到造紙廠，在那里，所有印刷著不同內容的鉛字發黃紙張都將成為紙漿池里的一部分，“這書，對有用的人來說，還值得幾個錢；對沒用的人，屁都不是。”
“回去也不知道做點什么好啊”，王臨強坐在那方小木凳上，身后紅底金字的對聯寫著“財源茂盛家興旺 富貴平安福滿堂”，旁邊一張A4紙黑體加粗寫著“書店轉讓”和兩個號碼。
“說不定回去找個小區去看車，做個保安”，他繼續剝著花生米，把剝下來的花生殼碼在臺階上的茶幾桌面，他撣走膝蓋上落下的花生衣，口里嚼著的花生米嘎嘣作響，“也好，現在和書坐一起，以后和電瓶車坐一起，都沒什么兩樣。”
“八年了，也該走了……”
（原文中受訪者觀點為轉述，不代表認同其政治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