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軍
在成都，有兩個名字最被人們熟悉，那就是諸葛亮和杜甫。
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后人為了祭奠他，設武侯祠，祠廟所在之地當然名曰武侯區。在這一點上，人們顯然沒給昭烈皇帝劉備多少面子，因為來成都旅游的人，多半是沖著諸葛亮去的，雖然劉備的昭烈廟更加氣宇軒昂的立在武侯祠的前面。
同是政治人物，差別怎么就那么大呢？我想，皇帝多了去了，可像諸葛亮似的丞相有幾人呢？不管哪一個皇帝，都希望給下面的臣子樹一個標桿，做一把標尺：“來來來，各位愛卿！請認真對照一下自己，你是否能做到對朕真的忠貞不二、殫精竭慮！”所以，對諸葛亮的宣揚是有政治意義的。既然是有目的的宣傳，其中不實的東西肯定很多。魯迅先生所說“狀諸葛亮之多智近妖”還是很有深意的。
如果想想，那些個活在我們記憶里的好多個人物是虛假的，你可能會悲哀的發現，為什么我們不夠誠信。明末，張獻忠也是在成都呆了好長一段時間的。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歷史教材把他塑造成了一個農民起義的大英雄。我也虔誠相信張獻忠是個大英雄，但這個家伙對四川造成的災難是罄竹難書的，我被騙了。
當然，諸葛亮之所以名垂千古，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篇《出師表》。“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唯有思想者才是真正的君王，才能千古不朽，名曰“萬歲”。
在這一點上，杜甫的出現充分說明了這一真理。杜甫前半生顛沛流離，寫下了眾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不朽詩文。杜甫晚年，選擇在成都郊區筑茅屋聊以擋風遮雨，即使自己窮困潦倒，但還是寫出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如今再看他的“草堂”早已已成為成都對外宣傳的一張名片，不僅令人唏噓。我們去杜甫草堂的時候，正好趕上某機構拍宣傳照。六位多姿多彩的空姐團坐在草堂門前，一位手執毛筆，在宣紙上作書寫狀；另幾位深情款款，美麗不可方物。此時的杜甫草堂，已是美女們的背景。對于這個創意，我從內心深處喊了一聲“狗屁”。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杜甫，晚年生活更加凄涼，如果說他的身邊有的話也應該是一群毛愣愣的窮孩子。若是讓一群可愛的孩子在草堂門前揮毫潑墨吟詩作賦，豈不比弄幾個美女好的多？但話又說回來，如果真那么設計，又有幾個看的呢？
在武侯祠，香爐是冷的，斑駁的銹跡很扎眼。各尊神像前，沒有跪拜用的任何東西。在杜甫草堂，詩圣像前也沒有跪拜用品。一切都干干凈凈的，這倒很好。既然我們在精神上與那些先哲有些許的共鳴，又何必作跪倒膜拜狀呢？一邊是磕頭如搗蒜，心里想的卻是求皇叔求丞相求武圣求詩圣保佑我升官發財，豈不是諷刺的很？
兩座館內，均大樹參天。人們在保護這些古跡的同時，順便把這些古樹也保存了下來。在這里，如果你看到一人都摟抱不過來的銀杏樹，你也不必感慨時間的偉大，樹的久遠，因為在市井之間，我們不曾給樹多少長大的機會。
夕陽即將落山，人影開始散亂。告別杜甫草堂，我的行走的腳步還得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