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心理學家華生做過一個實驗：一個害怕狗的小孩，如果同齡人和狗親近并且一起開心玩耍，慢慢地他也會主動接觸狗，漸漸地消除對狗的恐懼。再舉一個例子，拿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來說。當我一個人在手機上看喜劇電影時，多數時間我都覺得無趣。可當我去電影院看電影，平時沒有那么戳我笑點的電影情節卻能讓我放肆大笑，因為整個電影院里，所有人幾乎都哈哈大笑。我思考過，是不是我在迎合其他人而笑呢？但我發現，我不是迎合，而是那種積極愉悅的氛圍，加上有趣的電影情節，我發自內心地開心。
很多實驗和生活經驗可以證實，積極情緒是可以傳染的。一個人哈哈大笑，無比開心，漸漸地你也會被感染，甚至兩個人一起笑得拍打桌子。我們可以利用這一心理學現象來治愈自己的抑郁癥。
對于一個閉門不出的抑郁患者，如果有一個和他有相似經歷且成功走出抑郁的人與之接觸，那他很可能更快更徹底地康復。對于抑郁患者而言，找到同病相憐的人很重要。國外有一種組織性的“病友會”，這是一個互助性質的團體，由患有相同病癥的人組成，大家共同克服疾病帶來的困擾。雖然我國也有相關組織，不過一般都是小規模的線下組織和沒有章法的線上組織。
我希望不僅僅是未康復的患者去互相交流，還有已經康復的患者，做我們的榜樣，用你的積極樂觀和通透來感染我們。如果一個抑郁患者聽到同伴說“之前我以為自己再也好不起來了，可現在我好多了”，那么患者漆黑的內心就會有一絲曙光，信心倍增。
其實不僅僅在我們身邊我們能找到榜樣，在社會上也能找到。
比如崔永元，他曾經是一個嚴重的抑郁患者。2002年，他離開了讓他名聲大噪的央視主持欄目《實話實說》，外界一片嘩然，有人聲稱他“腦子病了”。幾年后，他在一次訪談中坦承，當時得了重度的抑郁癥。崔永元在父母的支持下堅持治療，通過多元的全面治療，四年后才得到緩解康復。他說，自己煩躁的時候會在家里看老電影，看相關的小人書，看劇本，凡是和電影有關的，他都看，看了內心就會平靜。
他提到，治療抑郁有四步：一是承認自己有病，二是尋找好醫生，三是配合治療，四是防止復發。在生與死的較量中，患者本人、親人、家屬、醫生、同事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當一個看客，圍觀起哄，那就是在害人。
再有一個名人就是陳坤。很多人覺得他在娛樂圈順風順水，不少人羨慕他，可是他內心卻無比憂郁。在他十幾歲的時候，有一個目標就是租個房子去掙錢，分期付款買一個房子，去旅行，吃好吃的......但他的計劃在《金粉世家》成名后全部實現了。金錢一來就是五十萬八十萬，來得太多，也太快。他在北京買了房，接來父母兄弟姐妹，家就是他的天堂。但陳坤只要一離開家，就覺得失去了什么。突如其來的成功，讓他感覺混亂，消滅了他通過進取獲得的快樂和希望。一切都變得不真實。2003年以及之后的三年，他整個狀態充斥著不安、厭世、迷茫，站在窗前，他會害怕自己跳下去。
2007年。他開始尋找讓自己安靜放松的方法——逃避，但這治標不治本。他說，由外而內是不可能的，只能由內而外。之后他開始禪坐。他說，如果不是禪坐，他一定會迷失在名利場。通過禪坐，他明白財富與資源的擁有是命運對他的考驗，他應該借助自己的資源去幫助更多的人。2008年，他徹底走出了抑郁。
未必一定得以患有抑郁的人來作為自己的榜樣。
最近我在讀毛澤東的傳記，我打算把市面上關于他的一切傳記看完。在讀一本傳記的過程中，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其中，我發現我的不足之處就在于我的意志不強，我沒辦法忍受“勞其筋骨”，我做不到和他一樣“野蠻其體魄”。
孔子說因材施教，在尋找榜樣上，我們也要對自己“因材施教”。比如我，我是一個勝負欲很強的人，我的理想非常宏大，但現實的不堪讓我郁郁寡歡，可我不能自律，不能管好自己，最后就陷入惡性循環，越陷越深。而毛主席的成長過程，和他對自己極高的要求，以及他能夠腳踏實地去做的品質，讓我無比欽佩向往。我是一個對自己要求高，但不愿意做出行動的人。我愿意花上23個小時冥思苦想，也不愿意花1個小時去做，這就是我的問題。
同樣，毛主席的原生家庭也并非完美，尤其是他的父親，刻薄古怪，但他卻沒有因此走上和父親一樣的道路。他沒有地主爸爸，父母連識字都有問題，卻沒有阻攔他求知的道路。父親為人吝嗇，卻沒有讓他不愛他人。
那個時候的中國多么困難，魯迅也寫著人血饅頭，可是他沒有抱怨，而是下決心去改變社會，拯救全世界受著苦難的人民。
為什么我們要抱怨父母這也不對那也不對，為什么我們要責怪社會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為什么我們不發展自己，讓自己有能力和智識去改變我們所憎惡的事物？
這是一個缺乏榜樣的時代嗎？不！榜樣是永遠存在的，只是你缺乏像別人學習的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