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飄蕩三年，我的英語退步了，家鄉話反到越說越溜。這得怪我的同鄉們。以前在家里，教語文出身的雙親普通話非常好，我的日常交流里很少出現唐山腔。到了國外，朋友們的口音濃重得厲害。交流日久，把我也帶“遢兒”了。

去美國交流的時候，同班有很多新加坡同學。開學第一課，老師就把學生分了組。由本校的高年級學生帶交流生熟悉校園。不管是中國還是新加坡的學生，甚至包括那兩名日韓生，都帶有亞洲人標志性的拘謹和靦腆。整個上午都是各式美國英語縈繞耳邊。直到室內教學課的提問環節，一名新加坡學生首開先例地回答了問題。那地道的新式英語在美音的余韻中顯得十分突兀，似乎教室內的回響都跟著改變了頻率。隨之而來的是一種令我感到震驚的欣慰。似乎能在這異國的異國聽到新加坡英語是如此的令人安慰。我被自己的本能反應嚇得不輕。以至于后半節課都有點恍恍惚惚。在回到宿舍后的午夜，我依然輾轉難眠。一邊品味著這簡單心理背后的含義，一邊浮想聯翩。我想到一年前的這個時候，身在江南水鄉的我似乎也有過類似的感受。

那是剛在姑蘇城里沁潤了十天的我碰到的糟心事兒。那時我正打算離開蘇州，去往紹興。兩城相近，坐汽車也不過兩三小時。我照例去汽車站找長途。結果被黑了。原因很簡單：我聽不懂江浙方言。雖然吳儂軟語柔耳化心，但我真的是絲毫聽不懂。燕趙大漢只能聽聽音調，找找氛圍，滿足私心一隅而已。問了一圈“長途汽車售票處在哪里”也沒能得到一個明白答案。總算找到一個講普通話的站內工作人員（穿著工作服），指路還很熱心，說“汽車站在火車站外面”，還讓我搭個小摩托，我頓時感激涕零。直到他把我拉向了附近的旅行社，我才明白過味兒來。當時我覺得，算了吧，人家賺點外快也不容易，那點回扣還不一定抵得上油錢，再說這個旅行社的價格也公道，馬上就發車，不必計較太多。既來之則安之地交了八十塊錢，拿了收據。等了半個多小時，說好一會就開車的巴士連影兒都沒有。同行的幾人已經有些不耐煩了，一位新疆大哥念念有詞，和旅行社老板的辯解混做一團，橫豎我都聽不懂，嗡嗡的只是煩心。又過了十五分鐘，我也有些惱了，直接想退票走人。老板不樂意，捂著收錢的抽屜嘀嘀咕咕。我更加不爽，耍賴誰不會，常在外面飄，變臉好幾招，打交道要和氣，但絕對不能孬。我的語氣也橫了起來，大有“不給退錢，那就打一架”的勁頭。這時，一名光頭壯漢從里間出來，抬眼瞥了瞥我，張口就是地道的東北腔：“聽你口音，是唐山人吧?！辈粏栆蚬?，不講道理，劈頭就道出我的來歷，端的是厲害非常，生生卸掉了我本來很陰戾的氣勢。我不知道該如何作答，只好回一句“咋了？”，一愣神間，已經落了下風。那一刻我才明白在《天龍八部》里那些面對王語嫣的人們的心境。那種被看破底細的感覺令人惶恐不安。我意識到，自己的口音原來如此濃重。這種天然的身份標識似乎已經烙印在我身上，在不經意間就透露了我的點滴。這次遭遇對正處于自我認知階段的我產生了極大的震撼。我第一次感到了不能把控自己隱私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正來自于我口語的鄉音。

在美洲西海岸的寒夜里，我再一次回想這種由口音帶來的身份標識性和地域認同感。在這些語音的背后是時間的痕跡。而時間賦予了善變的年輕人很多自己不能察覺的新的觀念與特質。晚風凜冽，我微微戰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