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甫的《西廂記》是依托于元稹的《鶯鶯傳》而創作的，二者的結局截然不同，與其時代背景和作家生平都有著很大的關系。

《鶯鶯傳》是唐代傳奇小說，篇幅較短，描寫不算太多，是更接近于生活，源自于生活的一種創作，創作處于傳奇小說發展的中期，彼時唐朝經濟繁榮，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質水平得到一定滿足的時候，精神需求的追求日益顯現，小說的發展已經相對而言成熟，更加注重小說的現實性，受眾是統治階級和普通大眾，作為統治階級，封建禮教的絕對擁護者，崔鶯鶯這種不顧禮義廉恥，沖破時代枷鎖的行為是需要被扼殺在搖籃里，對于普羅大眾而言，忍受著封建制度的束縛，心中渴望自由和自主，但這在當時無益于是自尋死路，《鶯鶯傳》的結局也就反映了人們渴望自由戀愛但迫于現實只能作罷的現實狀況。張生的始亂終棄，或許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鶯鶯傳》中對于張生情深義重的描寫可以說幾乎是沒有的，大多數集中在張生貪戀崔鶯鶯美麗的容貌，反倒是崔鶯鶯為了愛情奮不顧身，獻出癡情，實為大膽之舉，張生將與崔鶯鶯的信件拿于朋友看，其實我猜測，他花言巧語勸說崔鶯鶯委身于自己時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千百年來的正統思想告訴他崔鶯鶯既然能夠這么做，說明她是一個不守“規矩”的女子，心底里有些看不起他，他已經萌生了要拋棄她的想法，把信件拿給朋友看，朋友作詩，一方面減輕了他的愧疚，一方面“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性情涼薄之徒的朋友又怎么會是顧念情分之人，必定會安慰張生，加重張生斷絕感情的決心，才會說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等自我開脫之語，竟然還博得了眾人的感嘆。作者元稹也并非是什么看重感情的人，原配妻子多年陪伴，吃苦受罪，最后只是換來了《遣悲懷》和后來陸陸續續幾任續弦妻子，情深不壽不過只是一時之痛，新人出現，舊人離開，偶來懷念，一杯濁酒，一聲長嘆，幾滴眼淚，幾句詩歌，聊聊悲吟，怎能夠償還一個女子了卻的青春和一生的盼望。

王實甫的《西廂記》則結局圓滿，有情人終成眷屬。元朝蒙族統治，蒙族相對于漢族而言，民風是更加開化的，所以崔鶯鶯雖然是違背了封建禮教，但卻是擁有一個完滿的結局。元朝壓制漢族文人，這種對于封建禮教赤裸裸的挑戰未嘗不是一種發泄仕途不順的途徑，越是不可行越要在文學作品中化為可行。元朝在唐朝之后，積累了更多的反叛思想基礎，民眾對于這些的接受程度更大，元雜劇相對而言是一種民間藝術，其中構思描寫更傾向于“世俗化”沒有過多的限制。可參考同時代的作家白樸所寫的《裴少俊墻頭馬上》講述的也是一個私定終身團圓結局的故事。相比于《鶯鶯傳》，《西廂記》對于張生的刻畫更加多了，尤其是在月夜出門被拒絕之后得了相思病，這一段的描寫著實是寫出了張生的相思之苦，相思之深。張生和崔鶯鶯自第一面相見“正撞著五百年風流冤業”到后來推波助瀾的“孫飛虎事件”，崔母反悔，二人欲拒還迎來回試探，得償所愿盡魚水之歡，而后分別又團圓，其間故事跌宕起伏，設計更加精密仔細，臨近結尾，張生求得功名，鄭恒出現的小插曲吊足了人胃口，盼得人恨不得歷經波折的二人馬上重逢。張生在離開寺廟的第一晚還曾夢見崔鶯鶯前來找他，寫出其對崔鶯鶯的不舍與掛念，而崔鶯鶯黃花消瘦，得到信件之時回寄幾件家常小物用心良苦，張生也能夠一一知曉，二人是惺惺相惜，互不相忘的。《紅樓夢》中曾有寫林黛玉和賈寶玉共讀《西廂記》，“多愁多病身”“傾國傾城貌”也無疑是在寫寶黛二人情分堪比張生和崔鶯鶯，后來黛玉在閨中感嘆“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也暗寫了情思，《紅樓夢》中也有提《西廂記》是“雜學旁說”，是不符合當時的正統思想的，林黛玉和賈寶玉的反叛精神和崇尚婚戀自由追根溯源或許在《西廂記》中能夠窺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