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瀘沽湖從摩托車上摔下來到現在快兩個月了，拆了膏藥，扔下雙拐，已經能落地走路。陰雨天的時候，還是會感覺到酸痛。左腳踝后部牽扯著小腿的經絡一直疼痛上去，使不上力氣，走不動道。醫生說，還要慢慢靜養，具體恢復情況因人而異。

在還不能走路的頭一個月，我的左腳形同虛設，除了依靠雙拐就是依靠我媽。那段時間，早上一醒來，我就拄著雙拐緩慢挪向洗手臺，整個人靠著墻面洗漱完畢以后，再緩慢挪向廚房，然后我一個上午的體力值就基本耗盡了。那時，我媽會在廚房灶臺旁放上一個凳子，我坐在凳子上面熱一熱早餐，吃完以后坐在廚房里發會呆，等到體力值恢復一部分，再又挪到客廳的火爐旁，讀書。

晚上等我媽下班回家，簡單收拾完，她就開始伺候我洗澡。搬一個凳子放進浴室，攙扶我挪到凳子前，把噴頭遞給我。等我洗完以后，進來幫我穿衣服。剛洗完澡，拖鞋底濕濕的，雙拐也容易打滑，我媽就說，“你把全身力氣靠我身上，把我當拐。”可我媽其實弱不經風，比我力氣還小，靠上去，她時常踉蹌幾下。

到床上，我媽又幫我擦藥，按摩。這才結束我麻煩的一天。

回想起來，在家修養的那段日子，的確悠閑愜意啊。吃飯、看書、刷劇、睡覺，就看著時間慢慢過去。但是，每一次洗完澡，我媽扶著我挪回臥室的時候，我都感覺到不安。這不安，不是怕我媽承受不了我的重量，而是怕她承受了太多。

2.

早在09年冬天的時候，我的左腿腳踝就骨折過，那一次挺嚴重，撕脫性骨折。拆完石膏，從長沙飛回北京之后，我爸就開始了他的車夫之旅。車，是自行車。

我高中校規嚴明，汽車不讓進，單車也不讓騎。我爸為了把我從家送到教室里，不知道哪里弄來了一輛自行車，每天接送我上下學。校外能騎的路段，他就騎一騎，等一進到校園內部，他就不得不停下來推著我走。

從校門走到教室，平常步行也就七八分鐘的事，可我爸推著我每天都遲到。不是我們從家里出發得晚，實在是自行車太難推了。自行車兩個獨輪，加上我又只能側著坐，根本很難掌握平衡。

北京冬天的風是能把臉削下來的，我龜縮在自己的圍巾和帽子里，聽著我爸的遲緩腳步和車輪摩擦地面的聲音。這個冬天好漫長啊，我想。

3.

我的左腳腳踝一直命途多舛，扭傷、摔傷、骨折。09年冬，因為骨折被困在家中、活動受限的時候，我一遍遍讀史鐵生的文字，他帶給了我很多思考與感動。今年，再一次重讀《我與地壇》，我對殘疾這個議題有了一些感悟。

劉瑜寫過，適應孤獨，就像適應一種殘疾。我卻覺得，孤獨跟殘疾相比，太輕巧了。事實上，任何事在殘疾面前，都卑微地不值一提。

殘疾對人的打擊和摧殘，是自身的殘缺，和社會的歧視。史鐵生不知道奔跑是什么感覺，周云蓬看不見琴譜，程浩一生未曾戀愛。他們都活得比凡人更加燦爛矚目，可縱使文學和音樂點亮了他們的一生，但殘缺的遺憾終究難以彌補。

同時，來自社會的冷漠、偏見、歧視，從殘疾的“疾”字上，就可見一斑。蔡聰在《奇葩大會》里說，遇到盲人，一般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哎，可惜了”，第二反應就是，“呀，你完了。”?

記得我認識一個雙目失明的姐姐向玲，她在三歲的時候，被哥哥用鳥槍打瞎雙眼，從此之后只能讀特殊學校。那時候，我覺得周圍的人對她都怪怪的。善良禮貌，但是卻特別刻意地疏遠；她自己倒是開朗坦然，但我卻總覺得這種偽裝的堅強有一種說不出的辛酸。

休說堅韌不拔、自強不息，所謂勵志，在活生生的殘缺面前，蒼白無力。

更重要的是，殘疾對人的折磨，是心靈的鞭笞。在我短暫的“殘疾時光”里，我被暴躁和愧疚這兩種情緒所糾纏。暴躁的是，不知什么時候可以康復，過上正常的上學生活；愧疚的是，不知什么時候可以康復，不再給父母帶來無端的負擔。

我的“殘疾時光”是有個盼頭的，我知道我會康復，雖然不知道具體的日子，但是未來總會到來。可是那些朋友的盼頭是什么呢？他們的遺憾，會一直延續到生命終結的那一天，他們的盼頭不是早日康復、甚至都不是情況有所改善，而是“快樂一點”，自己快樂一點，多找點樂子。

4.

在臺北交換的半年，非常觸動我的事就是，臺北的街頭，隨處都是這樣那樣行動不便的人。他們很獨立，有的甚至不需要有人陪同。

每一次有人坐在輪椅上等公車，司機都會穩穩地停好車子，從駕駛座走出來繞到車后門，在臺階上鋪上一個搭板，方便輪椅上來。等人上來了，再收好搭板，繼續開車。下車也是如此。無論是司機還是乘客都神情自然，沒有人會抱怨，就連一絲過多的矚目都沒有；坐輪椅的人一般道完謝，也就淡定地繼續坐著他的公車。

這一切，都是那么和諧而自然，仿佛沒有人有什么特殊。

我才知道，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5.

記憶中，我跟向玲姐姐唯一的交流就是，她在我的書房要求我給她讀《讀者》。上小學的我還太不懂事，偽裝的善意還沒學會，只覺得很煩。

我反問她，“那要是沒有人在你怎么辦？”

她說，“那我就自己一個人聽收音機啊。”

據統計，中國的殘疾人人口有8500萬，我在公車，地鐵，人行道，便利店，菜市場都幾乎看不到他們。那么，他們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