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頭頂同一片藍天，腳踩同一片大地。我們沒有想過的是——也許我們都生存在一個鏡像世界，一個事實和表象正好相反的世界。我們進行著看似相同的思考和行為，實則卻產生了迥然不同的結果。
一個賭徒研究賭博技術，以此認為下次賭博他會獲得更大的收益。一個價值投資者參神拜佛，以此認為他會選中一支超級成長股。這兩人最終都不會如愿以償。由概率論分析得知，賭徒最終贏錢的可能性大小取決于賭資的總量大小，因為每次賭博輸和贏的概率都為1/2，理論上賭資多的賭徒都會通過對賭贏得輸贏雙方賭資的總和。而價值投資者只有通過對比分析公司的財務數據，選擇適當的買入時機，最后才可能擁有一支超級成長股。如果賭徒和投資者都進行理論技術研究，那么結果顯而易見，前者一如既往的輸或贏，后者很大可能取得不錯的財富收益。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其實就是一個鏡像世界，我們打算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可以成為別人不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在我們的思維認知、價值觀念、行動試驗等各個層次，都存在著這樣一個通常不為人所知的世界。鏡像世界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家庭背景、個人財富、能力、才華、顏值等等。它們都可以成為這個世界形成的基石。
以知識經濟為例，在對待付費知識這件事或這個現象上來看，不具備未來視角的人寧愿把相同金額的金錢用來買杯碳酸飲料，而具備未來視角的人卻會心甘情愿去購買。一個付費知識產品價格99元，前者會認為價格高，所以不會去購買它；而后者也會認為價格高，所以會去購買它。深層的含義是，因為前者認為產品實在是貴，還不如買零食，所以不買；后者認為產品貴，也就有相應的高價值，所以買。在以后的時間里，這兩種不同的人，勢必會形成很大的人生分野。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形成鏡像世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否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真相，就是事情原本是什么。如果我們知道事情的原貌，那么我們就會去做這件事。相反，我們就不會去做這件事。那么，在前者的世界里，去做這種行為是對的，而對于后者卻是完全錯誤的。而實際上，這種行為對于兩者都是正確的。比如，一位相親者事先拜訪過女方的親戚鄰里，知道她刁鉆古怪，脾氣暴躁，所以在他不會去相親。而另外一位相親者卻會心向往之，以為那是他夢中的情人。
馬克吐溫曾說：“讓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這個世界，真正讓你陷入困境的，是這個世界最終并非你所想象。”在我們身處的環境里，每天都發生著大大小小的事情，媒體也在一如既往地吹著涼風。但真正能令我們憤怒，或者讓我們興奮，讓我們極度崩潰的消息，恐怕沒有多少，或甚至沒有。并不是那些事件不值得我們訴諸相應的情感，而是我們不知道事件原本到底是什么。它原本長什么模樣，喜歡什么在啥時候發作，我們除了知道搖頭外，一無所知。如果不知道真相，等真正知道的那一天，我們也許就會追悔莫及，也失去了鍛煉自己耐受性和擴展視野的種種成長契機。
在探討如何尋求真相之前，我們應該知道真相是如何被埋沒的。
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是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拓撲心理學的創始人，代表作是《拓撲心理學原理》，群體動力學和場論是他對心理學的杰出貢獻。勒溫在傳播學理論中提出了“守門人理論”，我們用來闡釋信息扭曲的根源何在。
在足球比賽中，要想最有效的減少對方的進球得分，那就去配置一個優秀的我方守門員。在信息傳播鏈中，信息傳播者就發揮著“守門人”的作用。傳播者可以是主持人、編輯、廣播員等等，他們負責把源信息作相應的整理、修改、刪除、追加等。在這處理之后的素材或許還不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新聞，之后往往會經過一系列的再傳播，二級傳播、三級傳播……無窮次也。到了這個節點，我們或許就剛好看到了它。真相經過無數次的轉述更迭，早已面目全非，或已變為謠言。更何況本來就是謠言，最后那就是彌天大謊。
我們平時所接觸的新聞，正是處理加工之后的新聞，或者是經過再傳播的新聞，最令人悲傷的是，或者我們竟沒有看到既存的新聞事實。
沃爾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是美國新聞評論家，在傳播學界享有盛譽，代表作是《公眾輿論》。他在傳播學中提出了“擬態環境”這一個概念，讓我理順了很多事。
擬態環境，就是經過加工處理之后的客觀環境事實，不是百分之百的還原。在很久以前，我們對客觀環境作出相應的能動反應。而現在，我們大多數人只能對“擬態環境”作出相應的反應，少數人能夠憑借著批判性思維素養或好奇心去了解更多的客觀環境。也許在不久的未來，人們只能對“擬態環境”作出機械式的反應。這就像是一層霧霾，我們永遠只能活在這穹頂之下，最后習慣它。這樣的話，我們再也沒有看到一片藍天的機會，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可能事實。
古代人看見別人吃了這果子沒死，今后就可以把這果子作為零食。現代人沒看見網絡評價顯示這家店鋪的果子有毒性，今后也把這其實帶毒的果子當作零食。結果可想而知，兩種不同的判斷方式，導致了現代人嚴重的健康問題。最令人吃驚的是，這例子還不是最令人吃驚的。考慮一個極端情況，假如我們打算去中東窮游，這兩天新聞顯示中東天下太平，鴉雀無聲。而當地的真實情況是戰火連天，交戰雙方恨不得把對方給撕碎。如果我們到了中東，等待我們的會是什么結局？
“擬態環境”和客觀環境稍微有差錯那也情有可原，倘若最終發展到兩者背道而馳的時候，那就是最大的悲劇。
那么，在我們如何尋求事實真相這個問題上，方法論就顯而易見了。總結起來，可以有兩個方面去提升自己。一方面，我們可以提高批判性思維素養，能夠運用邏輯進行嚴格論證推理，也同時知道常見的思維謬誤。知道應該做什么，也知道應該不做什么，我覺得這就是約翰·洛克所說的全面判斷。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培養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遇到問題時多問幾個為什么，不能把別人或自己的觀念在論證之前當作是事實。走出去了解知道客觀環境是什么，不是什么。今年的蔬菜漲價了，去農村看看是不是真的收成不好，還是商家囤積商品、炒作期貨等其他原因，而不是頭條上報道的天氣原因。前提是，我們真的需要或者想知道真相時。不然的話，即使我們愿意，精力和時間也不允許。
如果我們堅持這樣做，并且內化成為一種習慣。我相信，真相就離我們不遠了。這樣做的好處不僅在于提升了自己，同時也能對作為傳播者的大眾傳媒起反饋作用。我們不再看明星八卦的時候，我想媒體平臺也不至于這么不識趣，就是要推送有關某某出軌的新聞。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信息環境變得干凈，國民的理性素養也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培養。
國際政治專家約瑟夫·奈在《軟實力：權力，從硬實力到軟實力》所寫道，一個國家要想真正的強大，維持權力，就必須同時關注硬實力——軍事經濟，和軟實力——文化制度。正所謂“剛柔兼濟”、“軟硬兼施”。我們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實現了個人成長，也提升了國家影響力，解決了作為個人和作為國民的兩個關鍵問題，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