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悲慘人生，在烏臺詩案后就正式開始了。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后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于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里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里的御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這里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斗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后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后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并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于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里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鉆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
隨即，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后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么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于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后，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茍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駙馬王詵，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派人去給在南京做官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欽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消息，立即請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么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蘇軾一聽，就準備出去。祖無頗連忙提示:“衣服，衣服。”蘇軾說:“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無頗提醒道:“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于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欽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蘇軾自來疏于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過是以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想跳水自殺。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家里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臺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后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
這也就是烏臺詩案的開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