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九路公交車還是一如往常的擁擠和顛簸，勞累了一天的上班族塞著耳機靠著窗睡去，厚鏡片禿頂男抱著iPad研究他那一綠再綠的股票K線圖，穿著迷彩工作服的民工從被各種顏色染臟的腰包里掏出那不合時宜響起“荷塘月色”的手機對家中老婆的催促表示抱怨，微信運動剛破兩萬一的我倚在扶手旁不想再動一步，在每一個夕陽被海平線吞噬的時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除了那個背著小書包、把紅領巾綁在手上的小學男生，它成為了車廂里唯一充滿生氣的存在。

看著他，我突然想起那個只有一米五幾身高時的自己，每次坐公交車時，明明可以扶住立在一旁的扶手，卻非要踮起腳尖努力地去拉那吊在頭頂上的安全手環，即使在使勁握住手環之后手臂筋骨被拉得吱吱作響，一點兒也不舒服，但為了拼命對自己的“長大”作出一些證明，男孩們總是樂此不疲。等到我足夠高的時候，我甚至可以握住系著安全手環的橫條上，我卻一點兒也不喜歡拉手環了。

從前的我們都渴望長大，把胸前的紅領巾幻想成領帶，將QQ上個人資料里“年齡”那一欄偷偷改成十七，每次過冬至、過生日、過元旦、過春節都要為自己又長大一歲而暗自欣喜，被問起年齡時永遠先報出自己的虛歲，不喜歡被媽媽牽著手，認為那是小屁孩才會做的事情，不想再穿媽媽買的印著卡通圖案的衣服，覺得太幼稚了。

我在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失戀，也在十四歲的時候開始聽林宥嘉，沉醉在施人誠為我寫好的歌詞里無法自拔——“閉上眼看，十六歲的夕陽，美得像我們一樣；邊走邊唱，天真浪漫勇敢，以為能走到遠方。”尷尬的是，我發現自己只有十四歲，沒辦法代入MV劇情啊，最后決定等兩年后失戀時再把這首歌拿出來唱。

十七歲的時候，我愛上了五月天。阿信的聲音在無數個夜晚伴我入眠——“七歲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蟬，以為能抓住夏天；十七歲的那年，吻過她的臉，就以為和她能永遠。”像我這么愛給自己加戲的人，當然不會放過每一個可以把自己代入劇本的時刻。結果呢，我的十七歲稍縱即逝，腦海中自導自演的電影尚未開機便已殺青。

從前的我們總是渴望“長大”，對“幼稚”的事物不屑一顧，巴不得逃得遠遠的。總以為長大意味著自由，意味著受到的管制會越來越少，但同時卻又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獨自從童話世界里走出，去面對遍布惡龍的世界，也意味著在你身邊陪你長大的親人會慢慢老去然后死掉。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伸手與父母要錢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了一種很羞恥的事情，每次放假回家身上一分錢都沒有時，開口說“爸，我沒錢了”的羞恥程度不亞于說出“爸，我是個gay”。有時候也會羨慕身邊許多已經畢業開始找工作的同齡人，至少不用再向家里要錢，可以用薪水買自己想要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想想，要是我也到了那一天，必定又會為了房子車子而苦惱，又會覺得大學象牙塔多么值得令人懷念。長大這件事情是相對的，所謂的長大，只有壞與更壞。

“以前兩個人在一起，無非是互相喜歡，合得來，而現在談戀愛最先考慮的確是現實問題”阿南喪著氣對我講，“以前用得最多的口頭禪是‘啊’，現在變成了‘唉’。”

我以前也很想不通，為什么長輩們總是熱衷于活活拆散子女的鴛鴦戀情，然后再滿世界為自己的兒子找尋千金來相親，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說著“感情可以培養”這樣的話，打著“我是為你好”的旗號，甚至不惜動用道德綁架，就是不讓窮苦鴛鴦比翼。

“我以前也一直想不通。”阿南又唉了一聲，“在我吃完宿舍最后一碗泡面時，我想通了，也跟女朋友分了手。”

“我等不起了，家里欠了很多錢，我爸媽也老了，他們希望我找一個有錢的男朋友。”阿南的女朋友在紅著眼丟下一句話，和一個背影。

就像小時候在電視上看到“偉哥”的新聞，問爸爸“偉哥”是什么，爸爸總是說“等你長大自然就懂了”。在很多問題上我從爸爸那兒得到的答案都是“等你長大自然就懂了”。當時的我十分不服氣，心想著為什么現在就不能懂，長大了就一定會自然懂？

也不知道在什么時候，這些小時候困擾著我的謎團突然都被一夜之間解開了。

正因為我們自身都不夠強大，亦沒有強大的背景支撐著，所以很多時候不得不對這個遍布惡龍的世界作出讓步和妥協。長大這件事情殺死了無數個不懂如何與這個世界周旋的理想主義者，但我始終認為，做一個純粹以功利至上的現實主義者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愛情上也好，事業上也罷，我討厭他們總是用現實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順其自然”是竭盡所能之后的不強求，而非兩手一攤的不作為；“淡泊名利”是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灑脫，而非家徒四壁時的自我慰藉。我們沒有做一個天真莽撞的理想主義者的資本，但可以選擇用自己的努力與實力去護衛一些需要堅守的東西，做一個在這煉獄般的現實世界里長期幸存下來的人，這才應該是“長大”的真正意義。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從來不會想這些問題。

我的十七歲很無聊，詩中詞里寫的美好青春，也不過如此。

我很想回去，不過那道門早已緊緊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