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讀賣新聞》曾于2011年舉行《昭和時代的象征》民意調查,排名最高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1964年的東京奧運。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舉辦奧運會的國家,2013年國際奧委會確認了東京贏得2020年的奧運舉辦權,即將舉辦第二次奧運,再度超越所有亞洲的城市。
奧運從來就不只是運動的盛事而已,奧運是民族自信心的投射、是國力興衰的表征,同時也帶動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成長。
已不再是戰后了!
1945年于廣島和長崎所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使得日本政府無條件地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由美國托管長達7年的時間,直到1952年,日本政府才逐漸掌握重建的權力。
因為韓戰的關系,美軍將日本作為軍需供應的基地,加速日本戰后經濟地持續成長。1960年擔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在十年之間將GDP由13兆日圓增加到26兆日圓。
“已不再是戰后了!”這個詞匯在確定由東京爭取到1964年奧運的前后幾年大為流行,不僅使用于經濟報告當中,也成為當時的流行用語,并且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建造。
評論家中野好夫就以《已不再是戰后了》為名發表文章,指出:
“對于敗戰的教訓之反應,不論光明與黑暗……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們敗戰的傷痛,必須以更沉潛的形式,讓它活在未來。”
把傷痛藏在心里,并且以它為力量,走向未來,東京奧運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拉開序幕。
代代木競技場
東京奧運的運動場館之中最令人驚艷的就是由丹下健三所設計的代代木競技場,由于以往亞洲的建筑師沒有設計過如此大型的體育場館,對于日本的建筑師和結構設計的運算都是一大考驗。
丹下健三出生于1913年,畢業于東京大學建筑系,出生于戰前的丹下健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在戰爭期間沒有什么建筑可供設計,于是進入東大的研究所繼續進修,直到戰后,他才得以大顯身手。
1964年東京奧運的主場館代代木競技場是丹下健三的成名之作,當時他年逾五十,在創造力和執行力都達到顛峰,搭配結構師坪井善勝,在建筑結構上解決大師的設計難題。
由于當時沒有電腦運算,代代木競技場內部最為特殊的在于120公尺長的空間之中沒有落柱,為了展現出廣闊的空間感,以吊橋一般的造型,創造出懸吊的大跨度空間結構。而外部則是渦形螺旋狀的流線建筑,呈現出流動的感覺。
丹下健三此一時期的建筑不是單純的對于國外建筑的模仿,從日本古代神社的圓型和豎穴式的住居得到靈感,發揮高度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結合建筑的材料、符合運動場的功能與設計上的美感,突破體育場的建筑空間設計,堪稱劃時代的作品。這座體育館還得到國際奧委會(IOC)的特別功勞獎,在奧運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后。
所有東京奧運的場館都在舉辦前一年陸續完成,甚至前一年的10月就舉辦體育周的活動,測試場館以及熟練運動賽事的進行,期望在正式比賽時零錯誤,展現出日本人工作的細致程度。
大建設
東京奧運不只是運動會而已,日本政府一系列的大型建設計畫也隨著東京奧運一起進行,像是東海道新干線、名神高速公路、地下鐵系統。
東海道新干線在奧運開始之前的九天營運,當時成為世界鐵路技術上的大突破,時速高達200公里的子彈列車為人類交通史奠定重要的里程碑。2014年新干線經營了五十年,從東海道新干線開始,東北、長野、上越、山形、秋田、山陽、九州……等都鋪設新干線,將一個國土面積狹長的國家打造成一日生活圈。
戰后殘破的東京,鋪有柏油的路面只占30%,在奧運前夕則達到70%,環首都圈的高速公路也完工,這一時期所采用的高架道路,即使在今日仍然成為東京的都市景觀之一。
東京地鐵的路網也隨著奧運鋪設,為了方便奧運的旅客,從羽田機場通往市中心的單軌電車也隨著路網連接起來。
相比于奧運的四億五千萬美元的經費,大建設的資金超過六十四億美元,可見奧運所帶動的整體建設,加快東京建設的速度。
提升公民素質
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曾推動的一系列“文明運動”:不隨便吐痰、不隨地大小便、文明過街、拾金不昧、排隊上車……等等。
1964年的東京奧運也有類似的“文明運動”,透過奧運,加強垃圾的回收與街道的美化,并且宣傳所謂的“禁止事項”,像是:在路上禁止飲酒、不隨便丟棄煙蒂、禁止隨地小便、不在電車上大聲說話。
除了“禁止事項”,也希望熱情接待外國人。在運動比賽時,保持風度,即使日本輸了,也要熱情鼓掌。
透過奧運會的力量,當時到訪日本的外國人相當驚訝日本人的國民素質。在比賽完之后,現場的日本人會把拉圾帶回家。
圣火傳遞與開幕
奧運前的兩個月,一場盛會的熱身就開始了。從希臘所點燃的圣火,在海外12個城市巡回之后,專機送抵日本。
日本的圣火傳遞從美軍所占領下的沖繩開始,分成四路的跑者傳遞,跑者的年齡都在16到20歲之間,在大會當天抵達了東京,由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坂井義則點燃東京奧運的火焰。
選擇坂井的原因在于他出生于1945年的8月6日,也就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所以,東京奧運也有走出戰爭、邁向和平、終結二次大戰的記憶,邁向新時代的意味。
三島由紀夫在當時寫下了《結合東洋與西洋之火》:
他(坂井義則,最后的圣火傳遞者)右手將圣火高高舉起的時候,被那白煙圍繞的胸前的國旗,恐怕閃耀在每個人的眼中,這樣的感情并不夸張。……國旗的顏色和形狀,在特別的瞬間好像有什么喚醒我們心中的某樣東西。
喚醒的是埋藏在心中的敗戰記憶、喚醒的是民族的情感、喚醒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就此降臨,“已不再是戰后了!”
一切準備就緒,一場日本人與國際的盛會在1964年10月10日開幕。
帶著辦喜事的興奮心情,下午兩點,天皇裕仁、首相和國際奧委會的主席宣布了東京奧運會開始。共93個國家與超過五千名的運動員參與競賽。
這次的奧運轉播是第一次的全球性轉播,美國當時所發射的“辛科姆”衛星讓奧運會同時在不同的時區得以轉播。
東京奧運的163枚金牌之中,日本得到16金,比起前一次的奧運多了12枚,整體的名次排名第三。或許日本得金牌較多的原因還在于奧運第一次將柔道納入比賽項目,光是這一項日本就得了三枚金牌。
東京奧運的社會與時代
對于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的日本人而言,電影《Always 幸福的三丁目》可以說具體地展現當時的情景。
《Always 幸福的三丁目》以1950年代末期的東京下町為舞臺,建筑中的東京鐵塔成為人們的希望。當時的電器公司發展出低廉且便利的電器用品。“三種神器”本來指的是日本古代神話當中的銅鏡、玉勾和劍,昭和30年代指的則是家家戶戶必備的電視、洗衣機和電冰箱(類似于我國九十年代的三大件)。
當多數的家庭都可以擁有這些商品時,之后日本國產的汽車、冷氣機也開始生產出來,代表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過著現代生活,中產階級的力量逐漸成形。
奧運對于大多數的日本人而言,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但是,這些大規模的建設與經濟成長也是建立在某些不公平的基礎之上。衡量東京奧運以及1960年代的日本,除了光明面以外,黑暗面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我們只要想像大規模的建設一定得花上大量的人力,而在成本的控制下,勞工薪資相當微薄。日本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動員10萬以上的山區農民,他們在低薪的狀況下,成為奧運建設背后的無名英雄。
日本國內當時最大的沖突在于美日安保條約所引起的政治與社會斗爭,美國雖然在1952年結束托管日本,但一直是日本外交上最重要的主導者,1960年所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更把日本置于美國的管制與保護傘之下。
日本是否能夠真正的從美國獨立,或者只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傀儡,一直是二次戰后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圍繞著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導致岸信介內閣總辭。延續到70年代的還有第二次安保斗爭,以及之后的全共斗、沖繩返還、反越戰和三里冢的抗爭。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或許就是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日本才能不顧世界局勢,專心地注意繁榮與復興的問題。
東京奧運的成功的確是一個時代的轉變,日本徹底離開戰后的貧窮社會。雖然奧運的觀光人潮沒有達到預期,奧運后的幾年經濟甚至一度衰退。但是,整體基礎建設對于日本的發展具有長期的影響。1967年日本的經濟規模超過英國和法國,隔年超過西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一直到近來被中國超越為止。
或許就是擔憂亞洲第一的角色被中國取代,東京才積極爭取2020年的奧運吧!
未來:榮光能否重現
對比1960年代的日本,半個世紀之后的東京奧運,也想要重現當時的榮景。
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正是帶領東京爭取1964年奧運時的首相,安倍帶領東京再度舉辦奧運的象征意味很濃。
就算出現很多相似性,歷史也無法重復。二次戰后的日本滿目瘡痍、社會極度貧窮。但是從上個世紀九〇年代開始的經濟停滯與二次戰后的情況極為不同,日本在2020年是否能夠重現復興的故事,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