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經(jīng)指出：“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系式男女之間的關系。從這種關系的性質(zhì)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種程度上成為并把自己理解為類存在的物、人。”
換句話說，在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任何關系都不如男女之間的關系更能影響人類文明的方向和進程。然而，具有兩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古代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出現(xiàn)一種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特殊的、異化的男女之間的關系。
人類與一般動物的本質(zhì)區(qū)別在于人類是有思維、有情感的高等動物，換言之，就是人類有愛且可以表達愛。在這里，我想討論的是男女之間這一最重要的情感羈絆——愛情。
中國古往今來就是一個典型的男權社會，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道德約束不僅對于女性來說是一種枷鎖和束縛，而且對男女之間本應是美好的愛情也加以異化。與西方激情似火的愛情觀不同，中國儒家傳統(tǒng)文化強調(diào)的是個人與群體的和諧，因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愛的觀念不是建立在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范疇上。在中國古代，愛如同鏡花水月，含蓄內(nèi)斂，似有似無，可望不可即。
在我們的古代文學作品之中，多數(shù)與愛情相關的文學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往往不如女性形象那么生動鮮明。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說法，中國古代的男性形象往往這樣兩大類：
一種是英雄豪杰型。這類人作為主人公出現(xiàn)的作品往往就與愛情不太沾邊了，他們是儒家思想中的典型代表，嚴守三綱五常的道德禁令，以貫徹忠義為人生準則，而對于女人，就像影視劇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那句臺詞：“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在他們的眼里，女人是他們的私有財產(chǎn)，是同“衣服”一樣的附屬品，可有可無，若有變更好，若沒有也沒什么可惜的。與之對應的是，在中國歷史以及文學作品中，如項羽、周瑜、孫策、呂布都是美人在側(cè)的唯愛主義的豪杰們的確都沒有什么好下場。
另一種則是白面書生型。而這種類型往往是古代愛情故事中最常出現(xiàn)的男主人公形象，《紅樓夢》中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賈寶玉、《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廂記》中的張生、《白蛇傳》中的許仙以及《聊齋志異》中艷福不淺的小生們等等。
這些愛情故事屬于典型的才子佳人型，這些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愛情方面都不是主動的一方。不管是董永還是許仙，都是窮屌絲走了狗屎運被白富美一眼相中，更令男讀者們氣憤的是，得到“女神”青睞不說，還被倒追！此等美事，居然還有董永這樣起初不情愿的“慫包”！
在中國儒家道德系統(tǒng)中，愛情并不被提倡，即使是涉獵廣泛的《論語》中也極少談到與女人有關的話題，《西廂記》、《紅樓夢》等千古流傳的名篇在某些朝代甚至一度淪為禁書。
不同于男主角的惹人反感，這類才子佳人型愛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是惹人憐愛的，她們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束縛，勇于對抗重重阻撓追求真愛，表達了當時女性的理想追求。
說到中國古代的女人，真是很值得同情。在父權制社會的高壓下，她們被剝奪了主權，一生要受到“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成為男權社會的附庸。古代女性的一生都是受到制約的，正如作為古代婦女基本道德準則的“三從”：從父、從父、從子，特別是“從夫”所代表的婚姻。
自古以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句我們在影視劇中經(jīng)常聽到的臺詞正是當時古代女子婚姻的真實寫照。
出嫁前，女子的人身權掌握在父母手里。而這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表明了只有家庭有權轉(zhuǎn)移這個女人的人身權，又《衛(wèi)風·氓》中“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可見男女相約也要明媒正娶，在當時，“明媒正娶”對于一個女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出嫁后，丈夫也就取得了這個嫁過來的女子的人身權。《儀禮·喪服》中將妻子的身份說的很清楚：“夫婦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qū)俸踝拥勒撸藿詪D道也。”這也正是俗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來源，這種名分的依附從制度上規(guī)定了夫婦間真正的主從關系，即婚后，妻子的尊卑榮辱完全取決于丈夫。
古代女人的人身權既然歸父兄、丈夫及其家庭所有，那么我想不出她們該遵循的道德規(guī)范除了貞順之外還能是什么？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說：“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也就是說，婦道就是事人之道，事夫和事舅姑是她一生的主要任務。班昭《女誡》中稱：“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這就難怪后世妻要稱夫為君，自稱為妾。
由此可見，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女人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獨立性，不平等的男女關系，是中國男女之間很難得到一種平等的愛。而失去了愛婚姻便淪為一種肉欲的宣泄，因此才會出現(xiàn)前文中的“女人如衣服”論。
中國女人的不幸從來都是中華民族不幸命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女人的解放，不僅代表著愛情在中國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正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思想與性格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