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日，又到找工時，又到論文死線，又到自殺高發期。
“死是一件無須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是史鐵生的句子。然而，春暖花開，萬物復蘇，隨之復蘇的還有死志。對于許多抑郁者而言，晦暗沉悶的冬日讓人沮喪到甚至提不起勁來自絕于人世，倒是春和景明煦風拂面時，能鼓起最后一點勇氣與動力，嘗試自救，或進行告別。
本月2日凌晨，廈門南洋學院一名陳姓男生自殺。16日晚，中山大學一名蔡姓研究生在宿舍內自盡。這些年輕人身體康健、風華正茂，卻仿佛對人生再無希望，迫不及待要將人生快進再快進，直至終點。
自殺，是日常討論中的禁忌。這不是一個友輩間會輕啟的話題，不是一個親子間多溝通的主題，不是一個師生間常探討的議題。盡管自殺在中國絕不罕見，事實上，自殺是中國人死因的第五位，是15至34歲人群死因的首位——本科生、研究生的年齡恰落在此間。額葉尚待發育，激素波動高企，學業經濟感情又在劇烈變動期……對一個剛上大學的人來說，未來十年內最需當心的不是意外，不是絕癥，不是兇殺，而是自己，是自己的情緒，是自己的認知，是自己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選擇自殺者，并不是與你我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他們未必“家教不好”，未必“遺傳不好”，未必“性格不好”。事實是，自殺可能發生在任何人群、任何家庭與任何社會中。有些人腳下的冰層特別脆弱，但每個人其實都如履薄冰，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一瞬間，或一時沖動，或深思熟慮，最終放棄自救，任自己墜入深深冰海。
60%的自殺者此前處于抑郁狀態，90%的自殺者有心境障礙。因此，自殺預防的一個關鍵就在于周遭人能否識別出情緒和精神的一些警兆，并鼓勵有自殺風險者尋求專業援助。不歧視，不嘲諷，不承諾為自殺企圖保密。如果能做到這些，許多自殺是有先兆，亦有可能挽回的。
要挽回，當然要下力氣。自殺絕不是一個“堅強起來就好”的單純心理問題，而是需要多方面一起努力的社會問題。自殺的風險因素中，包括社會壓力，包括精神疾病，包括感覺自身毫無價值，包括失業與經濟地位低下，包括遭遇災難與創傷，包括曾目睹他人自殺，包括擁有自殘手段等等。個人須先從情緒提振、認知改變和心理療愈入手，而家庭、社會、醫療系統、保障體系也需要共同伸出援手。作為媒體，則應踐行負責任的自殺報道——盡少描述自殺方式，不將自殺戲劇化或崇高化，盡量多提如何幫助親友，如何聯系危機干預中心，如何撥打心理援助熱線等自助助人的信息（順便說一句，全國均可撥800-810-1117，手機可撥010-82951332）。每多一層這樣的“安全網”，就可能多接住一個墜入深淵的心靈。
并非每個逝者都“不夠堅強”或者“不負責任” ，還可能是因為大腦因病失去了愉悅的能力，因為負性情緒積累到變成自動負性認知，自我認知被扭曲成了悲觀絕望的圖景——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給所愛帶來了沉重負擔，自己的存在是親友通往幸福路上的阻礙，那么越是“堅強負責”，反而越可能選擇自我了斷。
反之，如果懂得“樂觀”是一種能習得的能力，并能多多練習以積極視角來認知自我與世界，那么即使身處逆境，心境也會大不相同。典型如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蘭迪·波許教授，即使在身罹胰腺癌命不久長時，仍給出一堂精彩的最后演說——經驗，是求之不得后的收獲。撞上磚墻，是給我們機會說明我們有多么求之若狂……天色不會常藍，世事難得美滿，但看待的視角可選，應對的情緒可變，人的最終自由，盡在于此。
我自己在低落時，也反復推敲擬定過不下三種的自殺方式。然而我亦堅信，既然死都不怕，更不應懼怕運動、就醫、以及向外求助。赴死之前，何不窮盡其他一切可能選項？“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夠/坦然赴死，你能夠/坦然送我離開，此前/死與你我毫不相干。”史鐵生的《永在》一詩，愿與君共勉。
（已發表于《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