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1911-），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于北京。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
《我們仨》是楊絳撰寫的家庭生活回憶錄。1998年，錢鐘書逝世，而他和楊絳唯一的女兒錢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們而去。在人生的伴侶離去四年后，楊絳在92歲高齡的時候用心記述了他們這個特殊家庭63年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結成回憶錄《我們仨》。
希望15分鐘的時間，可以了解一記時代的回眸：
一個長達萬里的夢
有一晚，我做了一個夢。
我和鐘書照例一同散步“探險”，說說笑笑間，鐘書卻忽然不見了。我一個人在荒野里四顧尋找，大聲呼喊，喊聲卻好像被曠野吞吃了似的，只留下徹底的寂靜，一聲一聲加深我的孤凄。鐘書自顧自先回家了嗎？我也得回家呀！
惶急中嚇醒了，鐘書卻在我旁邊的床上睡得正酣呢。我于是埋怨他為什么撇下我，自己一聲不響地走了。鐘書安慰我說：那是老人的夢，他也常做。
同樣的夢，我做過很多次，夢境不同而情味總相似。夢中總是凄凄惶惶地尋找鐘書，好像只要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鐘書大概是記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個長達萬里的夢。
突如其來的電話，帶走了錢鐘書
已經是晚飯以后。他們父女兩個玩得正酣。鐘書怪可憐地大聲求救：“娘，娘，阿圓欺我！”
阿圓理直氣壯地喊：“娘！爸爸做壞事！當場拿獲！”
只見她床頭枕上壘著高高一疊大辭典，上面放著一只四腳朝天的小板凳，凳腳上端端正正站著一雙阿圓的皮鞋，一只鞋里塞一個筆筒，另一只鞋里塞一個笤掃把。沿著枕頭是阿圓的大書包。接下是橫放著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書，后面拖著我給阿圓的長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圓把爸爸攔在書桌和鋼琴之間，得意得說：“當場拿獲！”
鐘書把自己縮得不能再小，緊閉著眼睛說：“我不再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著他的肚皮，也能看到里面翻滾的笑浪。我忍不住也笑了。三個人都在笑。
可是，就在這時，客廳里的電話響了。
對方要鐘書去開會。我說，錢鐘書生病了，去不了。對方說，他們可以派車來接。一聽到這話兒，鐘書小兒賴學似的心虛害怕起來，阿圓想安慰爸爸，就學了幾句安慰小孩子的順口溜：“提勒提勒耳朵，胡嚕胡嚕毛，我們的爸爸嚇不著。”
可是，沒有辦法，鐘書還是被他們帶走了。
終于在古驛道找到鐘書，我們仨團聚了
鐘書走后，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定，吃不下飯。我怎么能讓鐘書上一輛來路不明的車呢？直到第三天，阿圓接到鐘書的電話，我才停止胡思亂想。
阿圓決定一個人去找爸爸，我只好在家一門心思為她做一頓好飯。我退休前曾對他們許過愿。我說：“等我退休了，我補課，我還債，給你們一頓一頓燒好吃的菜。”他們兩個都笑我。這一回，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頓好飯，叫他們出乎意外。
那天，阿圓回來得很晚，看起來很累，卻很得意地說：“總算給我找著了。”
我無奈說：“我怕爸爸要急壞了——他居然也知道打個電話。也多虧是你接的。我哪里記得清。我現在出門，路都不認識了，車也不會乘了，十足的飯桶了。”阿圓縮著脖子做了個鬼臉說：“媽媽這只飯桶里，只有幾顆米粒兒一勺湯。”我給她說得笑了。
第二天，阿圓領著我去找鐘書。阿圓說，爸爸現在在古驛道的一條船上，我們母女倆可以住在附件的客棧里，時時去探望他。我覺得這像綁架案，只是沒敢說，因為阿圓從來不糊涂。
又是坐車，又是出示證件，又是尋找船的號碼。阿圓牽著我，終于在一片煙霧迷蒙的水道上，找到了鐘書的船。船很干凈，鐘書正睡在里面。我摸摸他額上溫度正常，一面在他耳邊輕喚“鐘書，鐘書”。
他立即睜開眼，眼睛睜得好大。沒了眼鏡，可以看到他的眼皮雙得很美，只是面容顯得十分憔悴。他從被子側邊伸出半只手，動著指頭，讓我們握握。阿圓坐在床尾抱著他的腳，他還故意把腳動動。我握著他的手把臉枕在床沿上，阿圓抱著爸爸的腳，把臉靠在床尾。
雖然是在古驛道上，我們三人卻也是合家團聚了。即使不說話，大家都覺得心上舒坦。
阿圓去世，我心上蓋滿了一只一只飽含熱淚的眼睛
那天很冷。阿圓叫的一聲“娘”，比往常更溫軟親熱。
她說：“娘，我請長假了，醫生說我舊病復發，這回在腰椎，得住院。醫院在西山腳下，那里空氣特好，醫生說，休養半年到一年，就能全好。”說完，她負痛小步挨向媽媽，靠在媽媽身上，我能感受到她腰間的痛，也能感受到她的不舍。
可是，如今阿圓住院已超過一年。
有一次，我無意間聽到隔壁病房的談話。男的問：“她知道自己什么病嗎？”女的說：“一種很特殊的結核病，潛伏了幾十年又再發就很厲害，得用重藥。她很堅強。真堅強。只是一直在惦記著她的爹媽，說到媽媽就流眼淚。”
我覺得我的心上給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只飽含著熱淚的眼睛。
我知道夢是富有想像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夢。我握著鐘書的手，一再對自己說：“夢是反的。夢是反的。”我想到她夢中醒來，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醫院病房里，連夢里的媽媽都沒有了。而我的夢是十足無能的，只像個影子。我依偎著她，撫摸著她，她一點不覺得。
終于有一天，鐘書問我:“阿圓呢?”
我在他床前盤腿坐下,扶著床說:“她回去了。”
女兒沒有了，鐘書眼里是灼熱的痛和苦，他黯然看著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淚。我說，自從生了阿圓，永遠牽腸掛肚，以后就不用牽掛了。鐘書點頭，卻閉著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僅痛惜圓圓，也在可憐我。
鐘書也走了，我們仨從此失散了
我剛住在客棧的時候，能輕快地變成一個夢。到這時，我的夢已經像沾了泥的楊花，飛不起來。
我當初還想三個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從失去阿圓，我內臟受傷，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腳一腳在驛道上走，然后走到船上，與鐘書相會。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態龍鐘。他沒有力量說話，還強睜著眼睛招待我。我說：“你倦了，閉上眼，睡吧。”鐘書卻用一種夢一般溫柔的聲音對我說：“絳，好生過。”
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會時，他問我還做夢不做。我這時明白了。我曾做過一個小夢，怪他一聲不響地忽然走了。他現在故意慢慢兒走，讓我一程一程送，盡量多聚聚，把一個小夢拉成一個萬里長夢。
這我愿意。送一程，說一聲再見，又能見到一面。離別拉得長，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越遠，就越怕從此不見。
那天我走出客棧，看到一男一女，女的夾著一條跳板，男的拿著一枝長竹篙。我心里一驚，他們手上的東西，分明是鐘書船上的。我急著往前走，想在河面上尋找鐘書的船。昏暗中，能看到河里飄蕩著一只小船，一會兒給山石擋住，又看不見了。
我們仨從此失散了，家也就沒有了。但是，盡管這么說，我卻覺得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不尋常的遇合。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鐘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圓相伴相助，不論什么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又是老人，能不感嘆“人生如夢”？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
重溫舊夢，我們在牛津大學的求學生活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和鐘書結了婚，一起到英國牛津求學。
十月前后，鐘書已由官方為他安排停當，入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而我由于各種考慮，不得已只好安于做一個旁聽生。我占據了圖書館臨窗的一個桌子，滿室滿架都是文學經典，環境非常清靜。能這樣讀書，也就沒什么不滿意的。
牛津的假期相當多。鐘書把假期的全部時間投入讀書。我們每天都出門走走，我們愛說“探險”去。鐘書也愛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戲。滿嘴胡說打趣，還隨口胡謅歪詩。能和鐘書對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會嫌鐘書刻薄了。我們年輕不諳世故，但是最諳世故、最會做人的人，同樣也遭非議。
后來，我們搬了一次家。住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拙手笨腳”的鐘書大顯身手。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端到我的床前。他煮了“五分鐘蛋”，烤了面包，熱了牛奶，做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還有黃油、果醬、蜂蜜。我從沒吃過這么香的早飯！
我聯想起三十多年后，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我晚上把煤爐熄了。早起，鐘書照常端上早飯，滿面得瑟。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說：“誰給你點的火呀？”鐘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地說：“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我們玩著學做飯，鐘書想吃紅燒肉，我們冒險做成功了，很開心，我們由原始人的烹調漸漸開化，走入文明階段。鐘書吃得飽了，也很開心。那段時期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
我們在這一年的暑假，去倫敦、巴黎“探險”遠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鐘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
我以為肚里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么都減退了。鐘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臨產前，鐘書鄭重其事，很早就在醫院定下了單人間和最好的男大夫。生圓圓的時候，遭遇難產，我痛得要死卻一聲不吭。護士很奇怪：“你為什么不叫不喊呀？”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就說：“叫了喊了還是痛呀。”
好在，圓圓順利來到了這個世界。剛出生的嬰兒都是又丑又怪，鐘書卻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阿圓長大后，我把爸爸的“歡迎辭”告訴她，她很感激。
出院回到寓所后，鐘書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好、盛好，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么驚奇。
等到圓圓百天，我們輾轉來到巴黎大學。
巴黎大學的學生很自由，所以到了巴黎大學我們只按自己定的課程讀書。鐘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實實地讀書。他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后來又加上意大利文。
我們兩個不合群，又愛惜時間，所以自己做飯。我們用大鍋把雞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湯，他吃肉，圓圓吃我，很快地從一個小動物長成一個好看的瓷人兒。
我們仨一回國，就兩地分居
一九三八年的八月，我們回國了。鐘書回清華教書，船到香港，他就直赴昆明西南聯大。等船到了上海，我則由鐘書的弟弟和另一個親戚接到錢家。這一別，就是兩年，期間，鐘書不僅給我寫信，還為我寫了厚厚的日記。
等到一九四一年暑假，鐘書終于輾轉回到上海。長久不見，女兒好像已經不認識他了。她看見爸爸帶回的行李放在媽媽床邊，很不放心，猜疑地監視著，晚飯后，圓圓對爸爸發話了。
“這是我的媽媽，你的媽媽在那邊。”她要趕爸爸走。
鐘書很窩囊地笑說：“我倒問問你，是我先認識你媽媽，還是你先認識？”
圓圓神氣地說：“自然我先認識，我一生出來就認識，你是長大了認識的。”
然后，鐘書悄悄地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圓圓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兩個立即成了好朋友。他是否說“你一生出來，我就認識你”？是否說“你是我的女兒”？是否說“我是你的爸爸”？鐘書究竟說了什么話，一下子就贏得女兒的友情，我猜不出來，只好存疑，只好永遠是個謎了。
后來上海淪陷，淪陷區生活很艱苦。有一個夏天，鐘書的學生送來一擔西瓜。這么大的瓜！又這么多！這種日子，圓圓沒有見過。晚上她一本正經對爸爸說：“爸爸，這許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兒。”顯然她是覺得“與有榮焉”！她的自豪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一九四八年夏，鐘書的爺爺百歲冥壽，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無錫老家聚會。這次家人聚會，我公公意外發現了他從未放在心上的女孫，得意非凡。原來他偶在一間廂房里的床上睡著了，醒來看見一個女孩子在他腳頭，為他掖掖夾被，蓋上腳，然后坐著靜靜地看書。她那時候十一周歲，已讀過《西游記》《水滸》等小說，正在爸爸的引誘、媽媽的教導下讀文言的林譯小說。她和鐘書有同樣的習性，到哪里，就找書看。我公公大為驚奇，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認定她是“吾家讀書種子也”！
我們仨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可是我們失散了
解放后，中國面貌一新。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鐘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里一處處吃。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也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么關系，誰又專愛說廢話，鐘書說得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賬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我們吃館子是連著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
一九七四年的五月，遷入學部一個辦公室后，鐘書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么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工作之余，鐘書常和我同到日壇公園散步。我們仍稱“探險”。因為我們在一起，隨處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們還像年輕時那么興致好，對什么都有興趣。
人世間不會有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沒有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所。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圓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鐘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么輕易地失散了。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做“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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