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玉寫在前面：這篇文章是克之的新文，花了一天時間寫就。原標題為《翻譯過原子彈報告的翻譯家：金庸》，又被我改名字了。

金庸升遐，訃聞刷屏。

許多紀念文章都注意到了金庸的多重身份：以查良鏞名世的報人，以金庸傳世的作家，以小查知愛于梅汝璈先生的國際法學生。大玉說，金庸也是翻譯，不妨寫一寫。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不少法科生都不愿意自我拘限于刀筆案卷，轉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蒙田，卡夫卡，托爾斯泰是也；也有不少人失意落寞之際，先靠著翻譯安身立命，之后又闖出了一片天（比如跨界的穆里尼奧）。

査先生一身二任。他的文字之長不至于委屈到只做社論，他的學貫中西也沒有局限于只做翻譯。

1944年遭政治大學開除，之后三年里金庸依次掛職于中央圖書館、《東南日報》，后又稱為東吳大學插班生，做過管理員（兼職讀書）、外勤記者、法科學生。1947年之后的金庸沒做上外交官，卻又成了編輯、記者、小說家。如果以1948年赴港、1949年又北上謀職未遂作為金庸人生的重大分界點，那么1947到1949年間金庸的兩年翻譯生涯，其實算是他“亂離中前半生”和“多彩之后半生”的轉捩點。乾坤從此浩蕩，筆端從此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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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上海《大公報》公開招募翻譯，負責編譯國際電訊。

以“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為辦報宗旨的新記《大公報》在戰(zhàn)后登上事業(yè)巔峰，同時發(fā)行上海、天津、香港、漢口、重慶多個分版。發(fā)行量蒸蒸日上，國家不幸報人幸。

翻譯工作可稱是新聞報道、尤其是國際新聞“不盲”的前提。政治家聚在一起總是烏煙瘴氣，他們的話本身就是云遮霧罩，再蒙上一層外國語就更不得了了。要想挫銳解紛，非識力卓絕者不辦。

這次招聘吸引了一百多人。金庸從中脫穎而出，順利入職。我找到了當時的徴聘廣告（1947年10月15日）：

1946年的錢鍾書在《圍城》序言里諷刺政府“還政于民”是魔術師手里的飛刀，1947年尚未皈依“進步陣營”的《大公報》當然也有能力小罵大幫忙。國際新聞其實也是國內社論，戰(zhàn)后的東歐、柏林和中東依然紛紛擾擾，像極了戰(zhàn)后苦難未休的中國。聯(lián)合國和美蘇大員接踵而至，交涉、折沖、妥協(xié)、談判、停戰(zhàn)、救濟是形勢與政策的高頻詞匯。

當時《大公報》的國際電訊版好比今天的《經濟學人》（不署作者名），不署譯者名。目前我找到署名查良鏞的《大公報》國際電訊有且只有一篇：1948年1月9日的《比基尼原子彈實驗報告》。

這是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環(huán)礁（Bikini Atoll）進行的核試驗報告。“愛勃爾試驗”（Test Able）和“培甘試驗”（Test Baker）其實分別是“空中核試”和“水下核試”的代號，這種古色古香的民國譯法，今日不多見了。雖是一篇科普文章，也讀得出譯者深湛的中文功底。

也許正是這次翻譯經歷，讓金庸在一年多之后的香港版《大公報》（1949年4月19日）上發(fā)表了一篇駁斥原子彈的文章，看得出此時的金庸“思想左傾”。

《大公報》編輯部值得稱道的是，前輩老師會帶著你進步，教余而后知不足。2004年11月23日到27日，金庸訪問廈門泉州、與廈大教授李曉紅對談時回憶說：

“當年我在《大公報》還學做翻譯，記得在翻譯美國的一個部長到南京來訪問的談話時，翻譯老師指出我翻譯得太復雜，其實是一句很簡單的話。他還耐心地告訴我怎么翻譯比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還能記得。”

這位翻譯老師就是招金庸進入《大公報》的翻譯家楊歷樵。當初應聘考試的時候，最后入選的有10人，須進行筆試和口試。題目是將一封英文電報和一篇英文社論翻譯成中文。金庸只用了65分鐘就完成了測試。英文重形連，中文重意合。

楊先生告誡他“不要翻譯得太復雜”，也即是我們英譯中的一條基本原則：不要語體歐化，以句為最小單位，不必將人稱代詞和時間狀語亦步亦趨地譯出。“怎么翻譯比較好”、“怎么就不好了”無疑也觸及了翻譯實踐中的“詞義確定”和“表達得體”兩大主題。金庸對自己翻譯生涯的短短一段回憶，信息量其實很大。

1948年，香港《大公報》復刊，要從上海《大公報》調派一名翻譯。原先預定赴港的人選因妻子臨產不得不留駐上海，總編只得派金庸頂替他赴港：正是因為做翻譯，金庸才到了香港。而且是身無分文闖香江。

金庸在《大公報》任職時的翻譯作品

這一關節(jié)甚為關鍵：之前的金庸是法科生、記者，后來的金庸是政論家、小說家，1947到1952年間的金庸斷了北京的外交官夢，卻成就了香港的小說家事業(yè)，其間的翻譯生涯就像是武俠小說里的張朝唐、陸無雙等配角，成了金庸人生里的中轉站，輔助烘托了“主線情節(jié)”。

1948年10月2日，香港版《大公報》的一則結婚啟事

好翻譯的最高境界是消滅自己，讓讀者感覺是在閱讀外國人用中文寫的文章，雖然沒有洋腔洋調，卻飽蘸洋味洋氣。翻譯生涯在査先生的人生道路中也扮演了這一角色。之后的金庸雖然不再怎么從事翻譯，但他所受的翻譯訓練淪肌浹髓，有中英文功底筑底的他其實也沒有放棄“翻譯”：武俠小說和政論文章里五花八門而又千奇百怪的中外博物，不能不說是經過了一番“譯入”和“譯出”的杰作。《論劉殿爵語體譯＜心經＞》（《明報月刊》1980年3月）是査先生不多見的譯論，其中對“想”、“行”、“法”、“因”、“緣”等佛學術語的辨析足以成為今日翻譯系學生遣詞造句的榜樣。

《笑傲江湖》尾聲提到，任盈盈與少林武當冰釋前嫌，返還武當一經一劍，贈送少林《金剛經》梵文原本，只見方證大師：

他精研佛法，于‘金剛經’更有心得，只是所讀到的是東晉時高僧鳩摩羅什的中文譯本，其中頗有難解之處，生平渴欲一見梵文原經，以作印證，但中原無處可覓，此刻一見，當真歡喜不盡，合什躬身，說道：“阿彌陀佛，老僧得此寶經，感激無量！”

?如今査先生駕鶴遠行，直臨西天梵土：他再也無須鳩摩羅什和玄奘幫他轉譯了。

?謹以此文悼念翻譯家查良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