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伊卷舒
媽媽離去以后，她的輪椅還靜靜地立在書架旁邊。我找到一家叫“傳下去”（Pass It On）的慈善機構，要把它捐出去，但愿這輛記載著我們全家人許多故事的輪椅，給其他的人帶去便利，讓他們也能夠感受到溫暖的愛意。
媽媽兩腿的膝蓋不好，上了歲數之后，行走不便，而老爸則是身強體健，用老媽的話說，“渾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疼的，走路還帶著小跑。”。好長一段時間，家里凡是需要外出辦的事情，老爸只好一個人去，可是老爸不諳世事，又疏于瑣碎，經常被小商小販克斤扣兩，以次充好，要不就是去了銀行，卻記不得密碼。
老爸一出門，老媽就站在朝北的窗子跟前往下看，幾個小時的不動窩。終于有一天，媽遠遠就瞧見爸推著一個輪椅回來。從此，爸的手腳加上媽的腦子，又讓他們“無往而不勝”了。2010年的世博會，他們連去了三天，“坐輪椅的不用排隊，我們看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展館”，老媽在電話里告訴我。老爸還推著老媽上了當時上海最高的金貿大廈頂層，從空中感受一下他們相識相伴了半個世紀的地方。
2011年底，老爸查出胰腺癌，手術之后身體大不如從前了，媽媽一下變成了那個推輪椅的人。“我累了，他推我，他累了，我推他”。左鄰右舍見了，再也沒有了當年的那些羨慕之詞，“你們多好啊，出租車的喇叭一響，就送一個孩子去美國，再一響，又送走一個，三個子女都去了美國”。他們現在的言談里, 滿都是對媽的憐憫，“你的腿腳不好，還要推個重病號，還不趕快把孩子叫回來啊”。
不管是當年的稱贊， 還在現在的同情，媽媽的回答總是淡淡的一句，“還行吧”。媽充分利用輪椅的每一個部件，把一個帆布提兜掛在兩個把手之間，買來的東西都放在里面，椅背上的口袋里，放著救急的藥，紙巾，折疊傘……老媽還發現握著輪椅的把手，走路非常穩當，不會跌跤。輪椅就是老爸老媽的助步器，交通車，流動休息站，他們生活中最為堅實的依靠。媽的樓上住著一位復旦退休的教授，幾年前她的先生一覺睡下再也沒有醒來，她無不稱羨地對媽說，“真了不起，到了這會兒，你們還能形影相隨。”豈不知，在爸媽那份淡定豁達的背后，有著多少孤苦無助，隱忍堅強。
老爸去世后，我們三個決定把媽接來美國。2014年8月，妹妹回上海接老媽，弟弟在紐約機場接她們倆。下了飛機，小女兒從后面推著輪椅，兒子在前面拉著她的手，比起她在上海的那份孤單，“一到節假日，小區里的孩子們都回來了，可是全都走進別人的家，沒有一個來敲我們的門”。
媽媽高興得幾乎語無倫次。他們三人剛一坐進車，媽就給我打電話，“國慶開車穩多了，小毛真能干，把半個家都搬來了，拖了五個大箱子， 還非得加上這個輪椅。”弟弟妹妹搶著補充點什么，三個人嘰嘰喳喳個不停，千里之外，我都感受到娘兒仨終于在美國團圓了的喜樂。
春天來了，我給媽媽帶好帽子，系上圍巾，用輪椅推著她去觀海，看鳥，游普利茅斯莊園（Plymouth Plantation）。眼前的一草一木，都能引出老媽一段有趣的談話，“這個海灣很適合建一個港口， 那片巖石一定是在第三紀冰川時代，地表上升的結果。”
我的任何困惑，媽都有現成的解答。一次，我傷感地說，“出國二十多年了，我還是不能完全融入美國社會，好像油珠漂在水面上。 可我也離開中國太久了，那里也變得很陌生。他鄉非故鄉，故鄉亦他鄉，我是被大洋兩岸的人們都拒絕的人，一個無家的人。”。
媽看了我很久，回答道：“為什么不能積極地看待你眼下的處境？你會說兩種語言，了解東西方文化，給美國學生上課的時候，加上儒家文化的仁義禮信，天人合一，讓學生們眼界開闊，胸襟寬廣。而回到中國， 把西方的自由平等的原則，體現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上， 還可以幫著中國的學校做些向外交流的項目，讓中國的留學生盡快適應美國的生活。這樣，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你都會感到自在，感到存在的價值，那樣，你就會有兩個家了。”
十三歲的小兒丹牛，下午一放學回來，就喜歡把外婆推到后院，教她打美式橄欖球。老媽先是坐著接球，慢慢也能站起來投球了，她臂力能及的，就是丹牛接球，跑圈的地方。老媽的球技小長，理論知識卻是大漲，和丹牛一樣，居然成了新英格蘭“愛國者”隊的球迷，常常熬夜看球，對戰術格局說的頭頭是道。丹牛的“二外”也是進步神速，每天練完了球，丹牛操著四聲不準的中文,手腳并用地做示范，“外婆，您的腿要這樣站，腰去帶動臂膀……”。他常摟著老媽的肩膀，在點評的結尾加上一句：“外婆，您真是孺子可教”，我忙不迭地制止他，丹牛愣愣地看著我，“我說錯了嗎？ 那也沒關系，我會聞過則喜”。
冬天，一個凋零的季節，輪椅再也支撐不住老媽那日漸衰弱的身體，媽媽平靜安詳的走了。
我慢慢地把輪椅推到前廳，隔著玻璃門，等著“傳下去”的大車。輪椅上依舊留著老媽身上那股甜甜的味道，我輕輕地擦著輪椅的扶手，靠背，腳蹬，用牙簽挑出嵚在輪胎里的松針，樹葉，再把輪胎上的鋼釬一根一根地磨得錚亮。正午的太陽徑自地照進來，鋼條上到處閃光。
這樣的閃光，我曾經在一個初夏的早上見到過，在爸媽的樓下，太陽和熙地灑在一輛輛帶著孩子們回來的出租車上，射出點點金光，大人孩子沖上六樓，搶著敲門。媽媽抬眼看著比她高出很多的孩子，一反平時說話的那份柔聲細氣，對著拎著大包小包進門來的老爸，急聲大叫，“老頭，快點推我去，再買些大餅油條，你忘了，他們是三家，十二個人了”。
老爸微笑，他的回答，總是我們背熟的，帶著東北口音的那句話，“你媽在家是大拿，說啥就是啥”。老爸推過來輪椅，讓媽坐穩，孩子們有的為媽換上出門的鞋，有的打開房門，有的遞過去錢包……這一切都在極其的默契中,悄悄地做了。
“傳下去”的大車到了，下來兩個戴著志愿者牌子的小伙，就在他們推著輪椅，快要出門的一瞬，我跨到門邊，“請讓我把這個輪椅送去車上吧”。麻省連著刮了一個星期的暴風雪，我們屋前的草坪上，罩著齊膝深的積雪。推著輪椅，走過大雪覆蓋的草地，步履維艱，是輪椅的那雙扶手，把我一次次地從跌跌撞撞中撐起來。一步一步的，我的那顆被撕裂成無數碎片的心臟，又漸漸地收攏起來，眼底的淚珠，也不再成串地流淌。在這一片平整潔白的雪面上，只有兩道深深的輪椅車印，和一雙緊隨其后的棉靴腳印，蜿蜒伸展。我沿著這條輪椅壓出的軌道，不斷地向前走去，堅定，執著，又充滿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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