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新教育”時代】

教育是偉大而艱巨的，它關聯著國家與民族，甚至全人類的發展。

教育又是平凡而細小的，它無處不在，生活中的點滴，行為上的微細，思想里的瞬間，都是教育資源。

因此說，做教育就是要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

教育是關乎人的靈魂的。它不應是對理想分數的過分追求，對學業成功的過度奢望，而應是對教師自身和學生的性命給予的無限關注。

教育的靈魂是引領，一種精神上的引領。

這種引領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有靈魂的教育追求無限廣闊的精神生活，追求人類永恒的終極價值......

一、對待學問的方式。

隨著年歲增長，我發現有種看法還是極有道理的：“最偉大的學者不是最聰明的人”。

可我仍不明白，為什么一個知識淵博的人卻缺乏敏捷活躍的思想，而一個沒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飾，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見。

我很想說，植物會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燈會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樣，人的思想也會因飽學裝滿紛繁雜亂的東西，以致理不出頭緒，壓得彎腰背駝、枯萎干癟。

但也有相反的情況，我們的思想越充實也就越開豁。在古代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有些偉大的統治者、杰出的將領和謀士，同時也是非常博學的人。

亞里士多德說，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薩哥拉及其同類稱作哲士而不是聰明人，因為他們不大關心有用的東西。

分不清這兩個詞有什么差別，再者，這絲毫不能用來為哲學家們辯解。看到他們安于卑賤而貧困的生活，我們真可以把這兩個詞都用上，即他們既非哲士，亦非聰明人。

把這個弊病歸咎于他們對待學問的方式不正確。按照現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說學生和先生盡管飽學書本，卻并不聰明能干，這是不足為怪的。

我們的父輩花錢讓我們受教育，只關心讓我們的腦袋裝滿知識，至于判斷力和品德則很少關注。

當一位行人向民眾高喊：“瞧！那是個學者！”另一個人又喊：“瞧！那是個好人！”誰也不會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個人喊道：“瞧，那人滿腹經綸！”我們才會樂于打聽：“他懂希臘文還是拉丁文？、他寫詩還是寫散文？”可就是不打聽他是不是變得更優秀或更有頭腦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卻總是被忽視。應該打聽誰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誰知道得更多。

我們只注重讓記憶裝得滿滿的，卻讓理解力和意識一片空白。我們的學究，就像鳥兒有時出去尋覓谷粒，不嘗一嘗味道就銜回來喂小鳥一樣，從書本中采集知識，只把它們掛在嘴邊，僅僅為了吐出來喂學生。

令人驚訝的是，我舉例的時候也在做蠢事。我寫隨筆時，大多數時候不也是這樣做的嗎？我從書本中到處搜集我喜歡的警句名言，不是因為我記性不好而保存，而是為了搬進我的作品中；它們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們原來的地方一樣，都不是我的東西。我深信，我們只可能靠現在的知識，而不能靠過去或將來的知識成為有學問的人。

最糟糕的是，那些學究的學生和孩子們也不吸收知識，因此，那些知識口耳相傳，不過用來作為炫耀、交談和引經據典的資本，有如一枚毫無意義的錢幣，除了計數或投擲外，再沒有其他的用處。

他們學會了同別人，而不是同自己說話。

大自然為展示在其統治下沒有任何野蠻的東西，常常讓藝術不發達的民族產生最藝術的精神作品。關于這一點，讓我們來看一則加斯科尼的諺語：“吹蘆笛不難，但首先要學會擺弄指頭。”這條出自一首蘆笛小曲的諺語真是微言大義。

我們只會說：“西塞羅是這樣講的，這是柏拉圖的習慣，這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話。”可我們自己說什么呢？我們指責什么？我們做什么？鸚鵡都會這樣學舌。

這種鸚鵡學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羅馬富豪，他花了很多錢，尋覓到幾位各精通一門學問的人，讓他們從不離左右，這樣，當他和朋友聚會，可能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時，他們就可以代替他交談，根據各人的能力，隨時準備引經據典，這人一段論據、那人荷馬的一句詩。他認為這學問既然裝在他那些人的腦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們豪華的書房里一樣。我認識一個人，當我問他知道什么時，他就問我要了本詞典，如果他不馬上查詞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瘡、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對我說他屁股上長了疥瘡的。

我們只會死記硬背別人的看法和學識，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呀。我們活像書中講到的那個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鄰居家借火，發現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來取暖，卻忘了要取火回家。

肚子里塞滿了食物，如不進行消化，不把它們轉化為養料，不能用它們來強身健體，那有什么用呢？盧庫盧斯沒有打仗的經驗，通過讀書變成了偉大的將領，難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們這樣學習的嗎？

我們總是扶著別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們的力氣喪失殆盡。想要為不怕死找些道理來武裝自己嗎？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話來安慰自己或別人嗎？就問西塞羅去借。假如我們有過訓練，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話來了。像這樣討乞來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厭惡的。

即使我們可以憑借別人的知識成為學者，但要成為哲人，卻只能靠我們自己的智慧。

如果思想不健康，判斷力不正常，寧可讓學生們把時間用來打網球，那樣，至少可以使身體變得矯捷。瞧他學了十五六年后從學校回來的樣子，竟然什么也不會做。你從他身上看到的，僅僅是他學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后比上學前多了些驕矜和傲慢。他本該讓思想滿載而歸，卻只帶回來浮腫的心靈，不是變得充實，而是變得虛腫。

知識不應依附于思想，而應同它合二為一，不應用來澆灑思想，而應用來給它染色；知識如果不能改變思想，使之變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拋棄。擁有知識，卻毫無本事，不知如何使用，還不如什么都沒有學，那樣的知識是一把危險的劍，會給它的主人帶來麻煩和傷害。

如果學問不能教會我們如何思想和行動，那真是莫大的遺憾。“自從出現了有學問的人，就再也沒有正直的人了”。

因為學問不是用來使沒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見的人看見的。學問的職責不是為瞎子提供視力，而是訓練和矯正視力，但視力本身必須是健康的，可以被訓練的。學問是良藥，但任何良藥都可能變質，保持時間的長短也要看藥品的質量。

視力好不一定視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見好事卻不去做，看得見學問卻不去用。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談及的主要原則，就是按每個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無所不能、無所不為。

腿瘸了不適合身體運動，心靈“瘸”了則不適合思想運動。當我們看到一個人鞋穿得不好，就會說那不是鞋匠的錯才怪呢。同樣，根據我們的經驗，醫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藥，神學家更少懺悔，學者更少智慧。

從前，希俄斯島的阿里斯頓說得好，哲學家會貽害聽眾，因為大部分人不善于從這樣的說教中獲益，而這種說教無益便是有害。

二、教育是存在和價值的統一。

這是中國智慧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也是生命哲學特有的智慧。

春秋戰國時的思想家，將“是什么”與“要什么”的問題合在一起講。

到了宋代，哲學家朱熹用理學語言將這個學說講得更明確更清楚，即“所以然即所當然”。

朱熹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之勤、用力之久，是罕見的，他所得出的這個結論，可說是對中國傳統智慧的一次總結。

在這一命題中，“所以然”是陳述句，“所當然”是祈使句。前者代表存在、事實，后者代表價值，但二者是統一的。

其所以能夠統一，就在于二者都是生命的智慧，在人的心靈境界中得到了統一。

據《朱子語類》記載，朱熹經常與學生討論“所以然”與“所當然”的問題，白天討論之后，意猶未盡，在某日深夜，又將學生叫到身邊，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并對以前的說法做了補充，提出，“所以然”是“所當然”的存在根源，“所當然”則是“所以然”在人的生命中的實現。

前者是“不可易”的所以然之理，亦即必然之理，后者是“不容已”的所當然之理，亦即應然之理。

二者在心中得到了統一，也就是統一于心靈境界。

境界既是本然的“存在”，也是主觀態度、內心的生命需要。

但是，人要真正理解“所以然”，又要從“所當然”下手。

可見，朱熹并不是一般地討論宇宙論或存在論的問題，而是與人生價值緊緊聯系在一起，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訴求。其關鍵就在于“生”的智慧。

仁的境界最能說明這一點。

孔子提出仁，實際上就是講境界的。

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就是心靈已達到仁的境界。

境界在人而不在物，“我欲仁，斯仁至矣”。

但是，仁的境界就表現在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系之中。

孟子說：“仁也者，人也。”說明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本質。

又說：“仁，安宅也。”“安宅”就是“安身立命”之地，而且應當“強恕而行”以實現之，這就是“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

宋儒發展了這一智慧，以“生理”、“生意”釋仁，將存在與價值進一步統一起來了。

“生理”作為生命創造的法則，是從存在上說的。

“生意”則有明顯的目的性，實現為人心，就是仁。

仁是建立在“所以然”之上的“所當然”，是人的精神創造，但以自然界的“所以然”之生理為其根據。

仁的境界絕不僅僅是主觀的，它是主客觀的統一。

程顥從“萬物生意最可觀”、“鳶飛魚躍，活潑潑地”生命流行中體會出仁的境界：“萬物一體”、“渾然與物同體”。這種境界不只是存在論的，而且是有價值意義的，體現了人的生命需要、人生態度和理想追求。

人應當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自然界的萬物，這才是仁的境界的實現，朱熹說：“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 又說：“仁統是一個生意。”

“生意”最能表現生命創造的目的性意義及善的價值。

以“生意”釋仁，足以說明仁的境界是存在和價值的統一。

三、教育是物質與精神共存。

今天，我們固然已在政治的領域中驅除了對政治家的偶像崇拜，卻又在大眾藝術和大眾體育中重新樹立了偶像，而且，崇拜的狂熱程度，絕不亞于以往在政治領域中的情形。

這種現象意味深長。如果說對政治領袖的崇拜，多少還意味著對參與某種崇高事業的熱情的話，那么，在今天，崇拜者的熱情已不再指向某種向上攀登的崇高目標。這說明，一切古典意義上的人生理想都已消失。

近代以來的人類狀況，正如培根說的那樣：“知識就是力量。”

人類以抽象的理性即概念和邏輯的力量而自豪。

人類憑借這種力量征服自然，同自然界的創造力爭奇斗勝，把整個地球包裹在一張由機械技術和信息傳播技術所構成的大網之中。

人類看到了自己在物質領域里的全面的勝利進軍，并且過上了有史以來最富足的物質生活。

當然，這種物質上的富足，在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是并不平等的，地球上仍有一部分人在忍饑挨餓。

但總體來說，我們在物質生活資料的獲取上所贏得的自由是空前的。

與物質財富的這種空前增長相伴隨的，是我們失去了謙卑的態度，失去了對某種神圣事物的敬畏之心。

其基本原因是科學理性的廣泛勝利。我們終于認清了我們身處其中的宇宙是一個純粹物質的宇宙，這個物質的宇宙可以用科學的原理和定律來安排和處理。

然而，一個物質的宇宙，對于人的痛苦和命運是毫不關心的。

在這個抽象的物質宇宙之中，人感到了無限孤獨，這種體驗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被表現得最為深切。

加繆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寫道：“這是在講以往的時代，比如，以基督教來解釋的世界，當然解釋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被如此解釋的世界，倒是歐洲人所熟悉的一個靈化了的世界。”

加繆接著說：“在另一個方面，在一個突然失去了光亮的世界中，一個人就會感到自己是一個異鄉人，一個陌生客。他的流放無可補救，因為他被剝奪了故園的記憶和對熱土的希望。”

的確，我們沒辦法對這個失去了光亮的物質的宇宙寄托一種“熱土的希望”。

因此，他又說：“在演員和他的背景之間，在人和他所處的宇宙之間就處于一種荒誕的聯系之中。”

這就是說，在一個物質的舞臺背景中，舞臺上的人仍想證明自己不僅是物質的東西，而且是精神的存在。

這種成為精神存在的要求，顯然就與它的物質背景之間處于一種荒誕的關系之中。這就是荒誕派戲劇的起源。

如果我們把加繆的意思作進一步的引申，我們還可以講這樣一句話，那就是：當代狀況的每個個人，在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感到自己是一個孤獨的局外人。

這個人生本應是他自己的人生，但他覺得自己是自己的人生的局外人。

他的人生道路不是由他對人生的理想所安排的，他的生活是被一種外部的強大的異己力量所安排的，所以，這人生不是他自己在過。

在當代社會與古典世界之間有一個十分明顯的反差。

今天，我們若翻開一本創作于以往時代的人文典籍，我們會發現書中所說的東西與我們身處的現實之間是脫節的。

我們的生命感受同以往的人文作品所傳達出來的生命感受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差別，一個很深的鴻溝。

這就構成了當代文化狀況不得不經受批判的一個重要理由：它與歷史的脫節。

歷史是不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終結了？在喪失了深厚的歷史感的情況下，我們這些在人生中的孤獨的局外人，能否重新編織人類生命的意義？這是當代文化狀況中的一個核心問題。

四、教育是目標和效果的一體。

教育的目標，就是兩種能力：一是快樂學習的能力；二是自主學習的能力。

第一要讓學生喜歡學習，對知識充滿興趣；

第二要讓學生善于學習，在知識面前擁有自由。

一個學生在總體上對人類知識懷有熱烈的向往和濃厚的興趣，又能夠按照自己的興趣方向來安排自己的學習，既有積極的動力，又有合理的方法，他就是一個智力素質高的學生。

這樣的學生，日后一定會自己不斷地去拓展知識的范圍，并朝某一個方向縱深發展。

學習是一輩子的事，學校教育僅是一生學習的開端，即使讀到了研究生畢業，情況仍是如此。

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是，許多人一走出校門，學習就停止了，此后最多是被動地接受一些職業的培訓。

檢驗一個人的學校教育是否合格，最可靠的尺度是看他走出校門后能否堅持自主學習。

大學是培養知識分子的地方，可是，一個人取得了本科乃至研究生的學歷和文憑，并不就算是知識分子了。

惟有真正品嘗到了智力活動的快樂，從此養成了智力活動的習慣，不管今后從事什么職業，再也改不掉學習、思考、研究的習慣了，這樣一個人，我們方可承認他是一個知識分子。

可將知識分子的定義為：一個熱愛智力生活的人，一個智力活動幾乎成了本能的人。

這個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文憑和職業無關。各個領域里的有作為者，都一定是自覺的終身學習者和思考者。

當然，在學校里，具體知識的學習仍有相當的重要性，問題是要擺正其位置，使之服從于培養智力活動習慣這個主要目標。

在這一點上，中學階段的任務格外艱難。

懷特海如此劃分智力發展的階段：“小學是浪漫階段，中學是精確階段，大學是綜合運用階段；小學和大學都自由，中學則必須是自由從屬于紀律。”

在全世界，中學生和中學老師都是最辛苦的，因為無論從年齡的特征來說，還是從教學的順序來說，中學都是最適合于奠定文理知識基礎的階段，知識的灌輸最為密集。

惟因如此，就更有必要十分講究教材的編寫和教學的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引發學生學習和思考的興趣。

懷特海又說：“在中學，學生伏案于課業，進了大學，就要站起來環顧周圍了。”

是的，大學是自由階段。

那么，像我們這樣，學生在中學里被應試的重負壓得喘不過氣，現在終于卸下重負，可以盡興地玩了。

這就是自由嗎？

顯然不是。

懷特海所說的自由，是指在大學的學習中，具體知識退居次要地位，最重要的是透徹理解所學專業的原理。不僅是用文字敘述的原理，而是滲透入你的身心的原理，知識的細節消失在原理之中，知識的增長成為越來越無意識的過程。

這是一個飽滿的心智在某個知識領域里的自由，其前提正是對人類知識的一般興趣和對所學專業的特殊興趣。

倘若一個學生沒有這兩種興趣，只是憑考分糊里糊涂進了某個專業，他當然與這樣的自由無緣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假如你忘記了課堂上所學的一切，結果是什么也沒有剩下，你就是白受了教育。

想一想我們今日的教育，白受了教育的蒙昧人何其多也。

當然，責任不在學生，至少主要不在學生。

一個愛崗敬業的教師，不會滿足于僅僅依靠經驗教育人，他會著力創新，發現并按規律科學施教。

教師不應拘泥于前人，應將自我的教育行為置于科學認識的洞察之中，因材施教。

教師必不可少的，甚至幾乎是最主要的品質就是鐘愛學生。

鐘愛學生，務必了解學生，尊重學生，時刻把學生放在心上，體察學生的內心世界。

關注他們在領悟生活等方面的健康發展，同情學生的痛苦與不幸，與學生建立起和諧友愛的師生關聯。

丁俊貴

202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