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鄉間二十一載
父親這一去，就是二十一載，比蘇武牧羊的時間還長。當時還沒有我。我猜想當年父親剛剛去鄉下時的心情，可能與李白《行路難》中的這兩句有些相似，“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也有些像韓愈在《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那首詩里描繪的意境“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鄉間的這段歲月，是父親一生中最艱難的日子。從一個城里的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地道的農民。這中間有著巨大的諸多方面的反差，不是一時間能適應的。
這時候的父親，已經有了三個女兒，母親也丟了工作，陪著父親來到了鄉下。
首先是生活這一關。一家老小得吃飯，但是父親是從來沒有干過農活的，拿筆的手拿起鋤頭來還真的不行。下地干活，分不清哪棵是苗，哪棵是草。頭上頂著右派帽子，不敢輕舉妄動，怕不小心把苗鏟掉了，被批成破壞社會主義生產。于是父親先蹲在地上把草拔掉，然后再用鋤頭鏟地。這樣，別人鏟一根壟，父親連半根都鏟不完，所以掙的公分就只能是一個成熟勞力的一半。農民們管這樣的人叫“半拉子”。到了年底分紅的時候，我們家通常是拿不到錢的。沒有錢口糧就不分給我們，一年的吃飯問題就解決不了。在我記事的那些年里，我們家的口糧大多是鎖在生產隊庫房里的。還有許多農活父親是根本不會干的。
農民固然是純樸的，但也有著小農的狡詐。農村生活有它一整套規則，我的父母一點也不懂得。剛剛去的那幾年，生活真的給父親母親出了一道難題。生火做飯、碾米、挑水、劈柴、修房子……母親都得從頭學起，有時也會有些抱怨。家里一件農具也沒有，又無力購買，所以就得借別人家的。那就得看人家的臉色。這些，讓那個血氣方剛，盛氣凌人的父親嘗盡了人世的艱辛，也讓父親開始真正成熟起來了。
再有就是人際關。農村里，一個村子百十戶人家，基本上都是能夠攀上親戚的，農村人叫圈套圈的親戚。我們家舉目無親，又不熟悉鄉村生活，父親頭上又戴著右派帽子，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生活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當地農民欺生，父親每天下地干活，母親都會擔心他與人吵架。父親生性耿直，每遇別人欺負他，特別是拿政治問題說事時，他是決不軟弱的。這樣就不時地與當地農民發生爭吵。鄰里之間也不時地發生一些摩擦，磕磕碰碰地過了幾年才算適應了基本的生活。
夏秋時節生產隊分香瓜、西瓜，社員們都興高采烈地去領，我們家得等到社員們都分完了，看看有沒有剩下的，如果有，就給我們分點，沒有就分不到了。即使是分給我們了，那也是剩下的，不好吃的。由于那時我還小，特別想吃那些瓜果，所以這件事記得特別清楚。
當時農村燒柴是個大問題，我們那個村子里的農民大多都到內蒙去拉柴火。這就得由生產隊出車幫你家拉。由于路途遠，得早早出發。誰家用車得給趕車人提供早飯。趕車的人叫車老板兒，那時他們特別牛。開始哪個車老板兒也不愿意給我們家出車，父親求著他們才勉強答應。后來父親用了一招就讓那些車老板兒們都愿意給我們家出車了，那就是父親做的誘人的早飯。每次出車父親準備的都是雞絲餛飩，用家里養的老母雞熬湯，用雞肉做餡兒包餛飩，把餛飩下到雞湯里煮了，再就上油鹽燒餅吃，這在當時真的是一頓豐盛美味的早餐。當地的農民多半沒見過世面，好多人從來沒有吃過餛飩，都覺得新鮮。車老板兒們口口相傳，都說父親那雞絲餛飩是一絕，好吃得很。于是父親就用他的這道雞絲餛飩贏得車老板兒們爭先恐后地為我們家出車拉柴火。
除了去外面拉柴火，父親還帶領我們幾個孩子去打扎（這個字我不知道怎么寫，查了字典也沒弄明白，姑且用這個字代一下）子。所謂扎子，就是玉米、高粱等割下來后，留下地下的那個有很長須根的部分。用犁把地翻起來后，扎子就出來了，我們要把上面的土敲掉，收集起來,拉回家去，當柴燒。扎子是很好燒的，火很硬。每年春天，父親都帶著我們去地里打扎子，我們幾個滿身的泥土，但圍在父親身邊總是有說有笑的。有時候我們也打架，但父親哪個也不說，只是看著我們笑。打完了扎子得借生產隊的車把扎子拉回家。我當時小，但這樣的勞動也得參加。我最高興的是往家里拉扎子，因為我可以坐在高高的扎子垛上，坐車回家。但是我哪里知道，父親是不會趕車的，馬根本就不聽他使喚。有一次沒有弄好，架車的那匹馬失了前蹄，差一點沒把車弄翻，把我們都驚出了一身冷汗。一個春天打的扎子，夠我們家燒一年的，后來村里人都佩服父親了。
最初的艱難過后，父親漸漸地適應了鄉間的日子，農民們也漸漸接受了這個有文化的右派。母親把城里的許多新鮮事物帶給了當地的婦女們，教她們打毛衣，教她們怎樣穿著打扮，給她們講城里的事情。但是對于我們家來說，生活仍然是艱難的。
父親還有個愛好，就是廣交朋友。那真是三教九流，無所不交。當時父親在方圓幾百里內名聲大震，都知道我們那個村子里有一個城里來的、有文化、俠肝義膽、喜歡結交朋友的右派。有許多人慕名前來與父親結交。父親是來者不拒。這樣的交往，給父親的生活增添了許多
色彩，也讓父親的內心得到了一絲安慰。在這些朋友中，有鄉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有挑著擔子走村串巷做小生意的，有打把式賣藝的，也有中學老師這類的文化人。在這眾多的友人中，讓我們最難忘的就是父親與大姐的中學老師的友誼。他們二人一見如故，經常有詩詞唱和，彼此看過之后相視一笑，然后付之一炬。他們的友誼保持了一生。
朋友多了，路子也就多了。后來父親帶我們搞副業，就是受了朋友的啟示。父親一直也掙不到一家人的口糧錢，但總想讓家里的生活好過一點。看到他的一個農民朋友家里每年冬閑的時候都扎笤帚，然后到市場上去賣，換點錢貼補家用。父親也在我們家里開展了這項副業。扎笤帚的活是又累又臟。我記得很清楚，第一道工序叫刮笤帚彌（字典里找到了一個合乎此意的字，但電腦打不出，姑且用這個同音的代一下）子，就是先把高粱穗（我看著像高粱穗，實際就是扎笤帚的材料）上的粒子刮凈。是這樣刮的，把鐵揪放倒在炕上，鐵揪頭露出來，人騎在上面壓著，把高粱穗按在鐵揪沿上，戴上手套，一手按住高粱穗，一手用力拉，這樣就能夠把扎笤帚用的高粱穗子弄干凈。我那時才八九歲，也要參加這項勞動。剩下的工作我就不參與了，也記得不太清楚了。扎笤帚是個技術活，我當時小沒做過，是我的幾個姐姐和母親做的。記得我母親和姐姐扎，父親就在旁邊為她們打下手，搞后勤。整個冬天，我們都做這件事。最高興的就是扎完笤帚，把那個立在家里的木樁子拔掉。這意味著笤帚要賣錢了，也意味著要過年了，還意味著要用賣得的錢給我們買新衣服、買好吃的了。
賣笤帚的事都是父親聯系的，如果哪一年能夠賣個好價錢，一家人會高興很長時間。記得有幾年父親還把笤帚賣到了大連、沈陽等地，價格要比在當地賣得高很多，一時間成了鄉里的新聞，許多人家都很羨慕我們。
我們一家人漸漸地融入了當地的生活，不久，父親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在文革之前，具體哪一年我記不得了）。大隊委員會覺得父親干農活不在行，但是有文化，就讓父親去小學當老師，后來又讓父親去大隊當會計（這里面順序我記不清楚了，是先當的老師還是先當的會計）。這樣我們家的生活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好景不長，不久文革開始。那一年的春天，恰好我出生，那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節，加之運動開始，父親作為摘帽右派再一次被紅衛兵小將和貧下中農拉出來批斗，于是父親給在這個充滿災難的時節出生的我起了個小名，叫“棘春”，后來很長時間家里人都叫我“小春子”。這一次運動中父親受的折磨尤其嚴重。后來聽父親給我們講，運動開始后，貧下中農們不時地把地、富、反、壞、右揪出來批斗。每次胸前都要戴上一塊牌子，寫上自己的姓名和罪名。父親的那塊牌子后來成了我們學習用的小黑板。那時貧下中農和紅衛兵小將們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來批判這些黑五類，但是他們不知道，這正是父親的強項。有時候，父親和他們打語錄仗，父親每次都是贏家，卻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父親有時候滿身傷痛，回來后還給家里人講他是怎樣智斗那群人的。這真是黑色幽默，父親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忘記痛苦的吧？
最嚴重的一次是召開全鄉大會要批斗幾個重點人物，其中就有父親一個。據說他們下了狠茬子，要往死里整。幸好父親在鄉里結交甚廣，之前有一個朋友聽到了這個消息，提早告訴了父親，讓他想辦法躲一下。那是一個夏天，地里的莊稼長得有一人高了，父親此前在批斗中已經受了傷，正在家里養傷。如果不走，再被折磨一次，那真的不知道后果會怎樣。于是母親催促父親趕緊走，父親拖著病體，在青紗帳和綠樹林的掩護下出走了，總算逃過了一劫。后來真的有一群人到我們家去糾斗父親，母親說不知道人去哪里了，他們就在我們家搜，沒有搜到，就撒開人馬到處找。父親說他走在樹林里的時候看到了那群騎著馬追趕他的人，幸好他們沒有發現父親。后來我們家對那個給父親通風報信的人一直充滿了感激，回城后給予了他們家很多的幫助。但這些父親從來不提，他總是對我們說，我們給予人家這點，遠遠比不上當年人家的救命之恩，讓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人家。
鄉間的這段日子，更多的是苦難，但也有許多讓我們難忘的事。父親與母親的感情一直很好，即使是在那樣艱難的日子里，他們之間依然是相扶相攜地一起面對，一起承擔所有的苦難。這使我們這個家在那個物質生活極度貧乏的歲月里也不缺少歡樂。尤其讓我們難忘的是，父親與母親無論生活多么艱苦，沒有讓我們一個孩子輟學，并且從來沒有重男輕女。到鄉下之后，母親一直很絕望，以為再也不能回城里了，這一輩子都要生活在農村了。父親經常和母親說，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會回去的。農村里重男輕女的現象很嚴重，母親下鄉的時候已經有了三個女兒，下鄉后又生了四個女兒，一共七個女兒，人家叫我們七仙女。后來我明白了，之所以生這么多孩子，是想盼著有一個男孩的。母親自己看見生了女兒都上火，但是父親卻高興地說，我們都是他的財富，哪一個他都喜歡。這一點讓我們姐妹幾個從心眼里愛戴我們的父親。
父親是個大孝子。奶奶早年在叔叔家里，父親每年都要去城里看奶奶，總是盡自己的能力給奶奶帶點東西去。叔叔夫妻倆都是老師，家里經常是高朋滿座，但是從來不敢把這個右派哥哥介紹給外人。即使這樣，父親還是每年都要去看望奶奶。后來奶奶八十多歲了，當時我們家的家境在好轉，父親便把她接到了鄉下，那時奶奶已經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看到的是，父親從來沒有和奶奶大聲說過話，每天下班回來都要到奶奶床前問寒問暖，盡人子之道。
父親是聞名鄉里的名人，誰家辦喜事，要請父親去幫忙。誰家有了矛盾，要請父親去調解。漫長的冬日里，父親還給當地的農民們說評書，充實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父親從來沒有停止過讀書。經常把自己讀的書講給母親聽，這是增進他們夫妻感情的一劑良藥，在那樣艱苦的日子里我們經常能看到父親與母親的笑容，這對于我們來說是生活的動力，幸福的源泉。父親有許多藏書，都是線裝的，在文革抄家時被抄走了。據說被農民們當卷煙的紙用了，現在想來真是痛心。
文革后期，我們家的日子漸漸地好轉。告別了那個低矮的小土房，買了三間大房子，但也不是瓦房，還是土房子，可是比原來的那間房子強多了。母親那一年養了一頭大肥豬，足足五百斤重，那是我見到過的最大的一頭豬，年底殺了后豬肉堆起來像座小山。一切跡象表明我們家快到一個轉折點了。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1978年）55號文件。該文件明確規定：“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準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原單位負責分配適當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這個消息，無疑是一聲驚雷，給我的父親帶來了一次重大的轉變。那時我已經十四歲了，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哭了。聽到了改正右派的消息，父親再也抑制不住這二十多年來內心的情感，伴著眼淚，所有的委屈、苦悶、傷痛、彷徨、屈辱、隱忍……一下子都爆發出來了。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首詩也許能表達父親當時的心情。
1979年5月13日，我們家從那個居住了二十一年的小山村返回了齊齊哈爾，結束了漫長的鄉間苦難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