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是一種偉大的力量！
《答顧東橋書》32.12心得感悟
【原文】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于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證，又焉適從？且于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后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于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于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于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于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于三代之賢圣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歷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
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歷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于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歷之心，而行幽、歷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于漢，而武后盛用于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候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后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飲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時”也。舜“在璇璣玉衡”，其重在于“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后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為夸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后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學而后能知焉，則是圣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圣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
【譯文】
來信寫道：“楊朱和墨子的行仁義，鄉愿的近乎忠信；堯舜及子之的禪讓；湯武、項羽的放伐；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攝政，一概論之而沒有佐證，又將何去何從？同時，對于古今事變、禮樂名物都未曾鑒察區別，如果國家要修明堂、建辟雍（學校）、制歷律、行封禪，又將有何益？所以《論語集注》中說道：‘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后有以驗共行事之實也。’這個可以當成定論了。”
你所講的楊朱、墨子、鄉愿、堯、舜、子之、商湯、武王、項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區分，和前面說的舜與武王的情景大致可以類推，對于古今事變，你心存疑慮，前面在講良知時，已經以規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說明了，此處不再重述。至于說到修明堂、建學校之事，似應講幾句。然而，這些事情非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暫且就你所說加以辨析，或許能消除一點你的困惑。關于明堂與辟雍的記述，最早見于《呂氏春秋?月令》和漢代學者鄭玄的注疏中，《六經》與《四書》中，還未曾作詳細記載。豈不為呂不韋和漢代學者鄭玄的知識，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賢還要淵博？齊宣王時，明堂還有未毀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厲王時，周的明堂還完好無損。堯舜遠古之時，用茅草蓋房屋、壘土作臺階，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礙他們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厲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的舊模樣，但不能拯救周幽王和周厲王時的天下大亂。何也？這不是表明：能用憐恤他人的仁德之心來實施憐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階，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厲王的蛇蝎心腸來實施幽王、厲王的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實施的場所。漢代，漢武帝重新探討明堂之事；唐朝，武則天大建明堂，他們治理國政的效果又如何？君主建的學校稱辟雍，諸侯建的學校稱泮宮，均是根據地形而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學問，其是以講明人倫為核心，至于是否類似壁環，是否建在泮水邊，都無足重輕。孔老夫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須有中和之德。
只有以聲為音律，以身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禮作樂。諸如禮儀樂器的細節和技巧，則是樂工和祝史的工作。因此曾參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主要是為了讓人們把握時間；舜，“在璇璣玉衡”，主要是為了“以齊七政”。這些都是爭取盡快地用仁愛百姓的心來施行養民的政策。
制定歷法，掌握時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羲與和在歷法數學方面的才華，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這方面的才華。堯舜的智能對事情并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堯舜也不一定能從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現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習，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卜之士，也可修訂歷法，占卜天像而不會有閃失。難道這是后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堯舜、禹稷更能干嗎？封禪之說更不可信。此是后代奸佞之徒為了討好獻媚，夸大其詞，借以迷亂君心而浪費國力。這種欺天騙人、無恥之極的卑劣行徑，君子不屑談論。這也正是司馬相如被后人恥笑的原因。然而，你則認為這是儒生應學的，只怕有欠考慮吧！圣人之所以成為圣人，因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引尹氏話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后有以驗其行事之實。”若禮樂名物之類真與成圣的功夫相關，而圣人也須等學了之后才能知，那么，圣人也就不能說是生而知之了。圣人生而知之，是專就義理而言的，并不是從禮樂名物方面說的，那么，禮樂名物之類，亦與圣人毫無關系了。之所以說圣人是生而知之，僅指義理，而非指有關禮樂名物之類的知識；學而知之的人，也應該只是學這個義理罷了；困而知之的人，也應該只是在困難中學這個義理罷了。現在學者向圣人學習，對于圣人所知的，他們不去通過學習而知曉，相反迫切地把圣人所不能知的來作為學問，這不是將向圣人學習的方向給迷失了？所有這些論述，都是就你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闡釋剖析，關于拔本塞源這一根本問題還未談及。
【心得感悟】
? ? ? ? 陽明先生于此文中提出了“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的不同學習方法。今天剛好公司管理中遇到了一些問題，導致心情非常的不舒服。在白天，也向下屬發了最近以來最大的火氣。當時看似乎很解氣，可是冷靜之后，再讀罷先生的文章，才倍感慚愧。談幾點淺悟：
1、任何學習都要以心為本，華而不實的技巧只是無本之木。
? ? ? ? “謂圣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無論是生而知之，還是學而知之、困而知之，都離不開一個“義理”。而義理是什么？是良知，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是天道。我們往往去追求一些華而不實的技能，以為可以恃此生財、夸耀、傲物，其實恰恰“失之毫厘 差以千里”，大謬！這幾年，我的企業也遇到極大的挑戰，前半生本人學習的技能也不可謂不多，可是在傳統制造業滑坡的大背景下又有何用武之地？今天看了報道，我國近十年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遠遠超過第二產業，而第二產業又經歷著智能化、互聯網、物聯網的產業升級，一昩苦守傳統制造業，那是不知“義理”，本源偏離再多的技能也是浮萍。困而學之，相信這樣的困難恰恰是鍛煉成長的機會，一旦把握住“義理”而創新努力調整，走出困境也只是時間而已。
2、豪華的形式不重要，純正的發心才重要。
? ? ? 發心正了，即使場地簡陋也不影響德行；發心不正，再富麗堂皇的場地也掩蓋不住劣行。我們做企業也是一樣，公司裝修的再豪華，在外的排場再大，如果只是為了個人私利而為，其結果也很難有大的發展。“ 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歷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于其亂。”為政也好、辦企業也罷，如果不以百姓民眾為中心，不以仁厚寬容之心對待他們，不以利他精神為奉行依據，則再包裝修飾也掩蓋不了失敗的結局。當初的標王愛多、秦池、三株，都是因為只擅長包裝造勢，而忽略了產品本身的質量和消費者的需求，結果都是曇花一現，如水淹三舍，匆匆而來匆匆而過，留下一地雞毛。我們辦企業更要吸取教訓，腳踏實地，練好內功，不矝夸不浮躁，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
3、以仁愛為道，得道多助；以小慧為道，失道寡助，道勝于術。
? ? ? ? 我們應該永遠保持一顆致良知的心，循天理而動，否則學習再多的知識也不會具有大的智慧。“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邪？”在今天的管理中，我反思自己，為什么員工不自動自發，為什么會拖延推諉？其根本原因有二：1、未能考慮他們的根本利益，雖有小惠而弗及也；2、未對他們真正的關心，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口服而心不服。其結果是他們用“腳”投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心不在一起才是最可怕的。“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于此也。”古代圣賢明君尚且知道以仁民之心行養民之政，而今天我們卻忘了這個道理，一昧地去責備、要求員工，未從根本上愛護他們，把他們當自己的家人一樣關心，必然造成管理的效率低下、差錯不斷，損失的是企業，還有自己一顆浮躁不安、受傷困惑的內心。修自己的仁心，不掛在嘴邊、不流于形式，將所學致用，轉化為行動，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則管理將會事半而功倍，員工也會以企業為家，心和企業在一起，開心快樂做事，今天的事情對我是一次警示，也是自己內在不強大的折射，仁民之心才是本，修其心行其仁道，不可再失心移性矣！發怒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是無能的表現，解決不了問題，不如沉下心來面對，用愛感化、冷靜處理，相信可以找出解決問題的本源！
? ? ? ? 我們沒有圣賢的智慧，做不到“生而知之”，那么從今天的事例說開去，至少可以“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吾日三省乎己，循天理致良知，則必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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