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以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聯系到我，希望和我聊一聊這本書和抑郁癥的相關問題。
感謝主持人一郎老師的耐心傾聽，也感謝《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的圖書編輯冬雪姐和玉敏姐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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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訪談摘記（二）：
主持人/一郎? ?受訪者/左燈
主持人：知道你抑郁以后，周圍人的態度發生了什么變化？
左燈：周圍的人幾乎不知道我的真正情況，很多朋友只是都很疑惑本來那么活躍的我，為什么突然銷聲匿跡了。他們聯系不到我，就互相探尋我的消息，還一度以為我遭遇不測，暴尸荒野了。
最先知道我病情的是我父母和我最好的朋友。
我爸其實是個很深沉很沉默的人，從來沒直白地表達過對我的“愛”。但我抑郁后，他每天一張嘴，就是肉麻的“爸爸愛你”“媽媽愛你”“全家都愛你”諸如此類的話。這略顯造作的愛，讓我一度承受不來。
我媽就比較戲劇化了，她堅信我是中邪了，是因為我把衣服晾在外面，夜晚的時候鬼怪鉆了進去，然后附身到我身上作祟。我當時聽了她這一整套完整的理論，竟然也覺得有點道理，現在想來真是給我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身份蒙羞了。總之，她每天都神神叨叨的，去寺廟、求大仙、做法事，我都害怕她半夜趁我睡著，偷偷給我灌香灰水。
我最好的朋友是個大大咧咧、沒心沒肺的直腸子女孩。為了幫助我抵抗疾病，鼓勵我走出陰霾，她無比貼心地說盡了那些我那時最不想聽到的話，什么“你就是太閑了”“是你想太多”“每個人都抑郁的”等等等等，所以直到現在，她還是我抑郁治愈之路中最典型的那個“反面教材”。
后來，我住院了。那時的我的確很難搞，我現在回想起來，都恨不得掄起自己的頭扔出地球表面。我那時候特別不想見人，任何人都不想見。她每星期特地千里迢迢來看我，我不是一言不發就是默默流淚，最后總是被我搞得不歡而散。這放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我算是個比較善解人意的人。
所以每次她走了，我都在想，看我變成現在這樣，她下星期一定不會再來了。但是她還是依舊來。而且她非常努力地去理解我，說話也變得特別謹慎。那時我對“死”字特別敏感，已經敏感到神經兮兮的程度。她就絕口不提“死”字，每次來看我，也都一本正經，誠惶誠恐，唯唯諾諾的樣子，生怕哪句話戳中我又讓我突然“爆炸”。
那時的我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不可理喻，但她還是依舊堅持每個星期都來，后來她說，她只是為了告訴我：無論我變得怎么樣，她都會在我身邊。
現在，她成為了一個準媽媽，遭遇了產前抑郁，她說她一下子就理解了我當時的痛苦。不是說，樂觀開朗的人就一定不會抑郁。她這樣樂天的女生，也逃不過抑郁的侵襲，只能說明抑郁真的無孔不入。
我會一路陪著她走出來，就像她當初始終陪著我一樣。
主持人：你在書里提到一句話—— “當全世界的惡意洶涌襲來”，你經歷了什么？又是怎么去解決的？
首先是抑郁本身的折磨。
去年大概8、9月份的時候，我覺得越來越喪，心情像歌詞唱的那樣——“落下負一層B座”，經常白天笑臉盈盈，晚上回家就痛哭流涕，瞬間哭泣的技能簡直能秒殺現在當紅小花旦了，但那時候還不嚴重，哭到一半還會拿起鏡子看看自己哭的凄不凄美，有沒有哭出梨花帶雨的效果之類；
后來，就開始覺得全世界都了無生趣。 那段時間，我正在沉迷PS技術，會把自己的自拍修成瓜子小臉，銅鈴大眼，然后看著這些“照騙”沾沾自喜。但一下子，我就覺得沒意思了。那種“沒意思”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厭倦或其他什么，而是一種真實的痛苦。想到要做的事情，哪怕你以前再熱愛，你也覺得非常的痛苦，包括看電影、看書、聽音樂都是，讓你抓心撓肝地難受，所以你本能性地去拒絕、去回避，所以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再之后，我開始嗜睡，越睡越多，越睡越累，一度睡上了18小時，我那時會想，自己是不是應該像烏龜一樣，去哪里打個洞冬眠；再然后，開始出現軀體癥狀，莫名其妙的頭痛，胸痛，腰痛，我常懷疑有人趁我睡著偷偷揍了我一頓；
隨之而來的還有偏執、敏感、神經質，我那時完全失去了打扮自己的力氣，每天蓬頭垢面，帶個口罩去上班，路人無心看我一眼，我都會想：“他是不是在鄙視我，鄙視我像個一無是處的垃圾，怎么還好意思活著”。我腦子里真的每天就是幾十部宮斗大戲輪番播放，就覺得下一秒自己就要發瘋失控，要撕扯著頭發去跳垃圾桶了。
其次，是內心的孤苦。
我曾說過抑郁患者的痛苦，是一種孤獨到極致的痛苦。孤獨像是一場無聲的核泄漏，沒什么能比它本身，有著更沉默更巨大的殺傷力。
沒人理解你為什么這樣，也沒人試著去理解你為什么這樣，所有人都不明白，哪怕你最親近的人也是，他們都不明白你為什么這樣“多愁善感、消極頹廢、自甘墮落”，也不明白這樣一點“心理問題”為什么就可以把你徹底打垮，他們不明白抑郁需要吃藥甚至手術，他們在抑郁的盲區里疑惑地看著凝視你，眼睜睜看著你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卻無法伸出一只手來拉住你，你們之間好像始終隔著一道僭越不了的鴻溝。
但其實對于抑郁患者來說，面對不理解才是常態。所以我現在常說，我們渴望別人的理解，也要理解別人的不理解。
而就當時來說，沒人覺得這是個病，也沒人覺得我會得這種病。——這是那時候的全世界帶給我的最洶涌的惡意。
至于怎么解決的，與其說怎么解決，不如說是怎么治愈的。一方面，解決是一種主動的狀態，但其實這一路以來，我鮮少發揮主觀能動性，我是被治愈的。另一方面，比起說解決了抑郁，說治愈了抑郁更有溫度，也更貼切吧。
主持人： 活下去對于抑郁患者來說真的很難么？
我覺得這個問題，那些真正遭遇坎坷不幸的抑郁患者更有發言權，相比來說，我真的很幸運了。
我經常收到一些抑郁網友的私信。其中有一個待產的抑郁癥孕媽，她說她生日的時候，對著全家許下的愿望是：孩子健康，家庭美滿。但是她說自己真正的愿望，其實是生產的時候可以大出血，帶著孩子一起死在手術臺上；
還有一個孩子，他一直陪伴著自己抑郁癥的母親，因為母親一句“我感覺好多了，我要好好活著”而喜極而泣，可是就在說出那句話的同一天下午，趁著孩子不注意，這位母親走進倉庫，利用早就準備好的繩索了結了生命，從此，一個孩子永遠失去了母親；
我還記得一個姑娘，跟我談下輩子的時候這樣說道：“我希望：此生此世，魂飛魄散，無來生，無來世，生生世世，永不復存在。”這個姑娘僅僅14歲，本該是精彩人生剛剛開幕的年紀。所以你問我難嗎？答案是難的。但在這里，我還想說一個故事。
《我不是藥神》應該很多人都看過。《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之后我認識了一個抑郁病友，罹患了和《我不是藥神》里一樣的慢粒性細胞白血病。與她第一次見面，我就注意到她脖子上一快巨大顯眼的疤，但我沒好意思問。
后來她分享了的經歷：“《我不是藥神》里的情節都現實經歷過，買藥難買藥貴，疾病的折磨，生存的欲望，瑞士格列寧到印度格列寧，為了續命到處找人帶藥等等等等，在我眼里，這不是一部電影，這就是我們白血病患者的紀錄片。我們都是，只是想要活著。”
那時候我才知道，她脖子上的一大塊疤痕是因為插管遺留的。那一次，她因病情急速惡化無法呼吸，醫院給她判了死刑，她的家人和朋友趁她吊著最后一口氣，把她送回到自己的家鄉。說到這里，在一旁坐著的她的朋友終于忍不住哭出了聲音，那個朋友說當時就覺得要失去她了，要永遠失去她了，在疾病面前，生命太脆弱了。就這樣的情況，她突然恢復了自主呼吸，這個已經被下達死亡通知書的姑娘，又一次背對死神，向人間疾奔了回來。她說，那一刻，她清晰地意識到，她想活著，她要活著，她還這么年輕，她想好好活下去。
我每次覺得太難了、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會想到她，就想，在我這樣草率地面對自己生命的時候，有的人咬緊了牙關，奮不顧身地只為了想要繼續活下去，哪怕拼盡全力只換來短短一秒的辰光，對像她一樣千千萬萬的病人來說，也很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