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難，是指宋朝的1126至1127年間，來自北方的女真族--金政權攻陷北宋京師開封府（今河南省開封市），擄走皇帝宋欽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及幾乎全部宋太宗一系的趙宋皇族、后妃、官吏及逾十萬首都平民的重大戰(zhàn)爭及災難，堪稱北宋末年的大屠殺。而開封城破于宋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因而也叫丙午之恥。
靖康之難的誘因可以追溯至五代十國時期，而戰(zhàn)爭爆發(fā)的火藥桶便是幽云十六州。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幽云十六州東西寬約600公里，南北長約200公里，總面積約120,000平方公里。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東南方，其余的云、儒、媯、武、新、蔚、應、寰、朔九州在山的西北。所處地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自秦漢以來，此地區(qū)自古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戰(zhàn)略要地，歷朝皆派有重兵駐守。
就從后晉石敬瑭割讓幽云十六州以后，中原王朝至此無險可守。契丹騎兵可在一馬平川的廣袤平原縱橫馳騁。契丹民族也得以更好的接受農耕技術，從單純的游牧民族過渡到游牧與農耕相交雜的民族。 隋朝楊素有詩《出塞》，當中有一句，“橫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故而我們中原華夏民族一直有個胡虜無百年之運的認識，這就是一個民族歸化的問題，當契丹民族進入中原后，首先面臨的就是一個漢化與否的問題。而漢化不漢化都要完蛋，當年的匈奴鮮卑羯氐羌而今安在？好像有點扯遠了，文歸正題。
到宋朝開國，宋朝面對契丹鐵騎由燕云十六州疾馳而至的威脅，在汴京附近廣植樹木。宋太祖趙匡胤不忘收復燕云，曾在內府庫專置“封樁庫”，打算贖回失地。宋朝還在河北南部興建“北京”大名府和遼國對峙。到了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間，好大喜功的宣和君臣趁遼朝忙于應付東北部女真族完顏阿骨打部的興起，計劃與女真部，也就是后來的金，兩面夾擊滅遼，趁機收復幽云十六州。但事與愿違，孱弱不堪的宋軍和腐敗的統治階級可讓宋朝在伐遼戰(zhàn)爭中丟了大臉，自王安石熙寧變法以來積蓄掃蕩一空。金朝在這個時間節(jié)點充分認識到了我大宋王朝的真面目，揮師南下，靖康之恥由此而來。
康王趙構南渡建立南宋以后，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并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對，沒有看錯，靖康之難的禍首正是列寧同志所說的“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難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內虛外”，而是聯金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宋徽宗以及六賊蔡京、童貫、王黼等輩為何能夠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氣，破壞宋帝國長久以來穩(wěn)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宋史奸臣列傳》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
靖康年間，金軍背盟入侵時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熙寧變法的危害，削除了新黨奉給王安石的很多稱號，把他從孔廟中請出來。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聲討王安石的大潮，王安石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與廟廷。南宋文人羅大經，寫了一本著名的文學史料著作，叫《鶴林玉露》。評價王安石變法說“國家一統之業(yè)，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當時的人認為王安石變法乃是變亂祖宗之法，與民爭利，聚斂害民。而這些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成為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先生在《宋論》中已經指名道姓將王安石痛斥為小人、權奸，與蔡京、賈似道相提并論。
【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諓諓之辯，硜硜之行，奚足道哉！】
認為他是導致北宋亡國的第一等罪人，靖康之恥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其原因就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造就了新舊黨爭的廣闊舞臺，再加上從此以后新舊黨輪流把持朝政，你方唱罷我登場似的互相爭權奪利，政治斗爭愈演愈烈，使得“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已。”故而，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
然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影響后世大部分人的觀點呢？究其原因，無外乎是維系法統，政治正確而已。至于，靖康之難的禍首是王安石，那可是太過于牽強附會了，要說王安石和這種情況的形成有無關系，那可以說是有的。因為王安石變法將“國是”之爭也就是政治正確或者路線問題提升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將黨爭與”國是“之爭相結合。但是，靖康恥的板子無論如何打不到王安石頭上。要說在激化黨爭中起到的惡劣作用。舊黨諸君子絲毫不差于新黨，甚至猶有過之。開始的烏臺詩案是改革派打擊守舊派，之后又來了個元祐更化尤其是車蓋亭詩案，新舊黨爭從此愈演愈烈，也就是說從這以后，黨爭就超脫了正常的政爭范疇，走向極端化和殘酷化了。
北宋中后期政治斗爭的愈演愈烈和皇權斗爭卻又是息息相關。徽宗即位之初，本來是想調停新舊之間愈演愈烈的黨爭的。在新黨曾布（《宋史》將曾布列入奸臣傳，但梁啟超稱他是“千古骨鯁之士”，“其才其學，皆足以輔之”）的協助下，啟用了一部分在紹圣述時遭到打擊的舊黨分子。但是呢？舊黨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大力恪守冰炭不同爐的君子小人之道，大肆攻擊新黨。不僅把曾布排擠出朝堂，還惹怒了徽宗。再加上新黨內部斗爭，蔡京的上臺。于是北宋最為殘酷的”崇寧黨禁“就到來了。徽宗徹底的拋棄了舊黨。
徽宗本人比較喜歡兒子趙楷，不喜歡太子趙桓。身邊的那些親信，也屢有易儲的謀劃。后來金人南下，慌亂之中，徽宗被迫內禪，傳位太子，欽宗即位。在暫時解決了開封危機之后，得即大統的欽宗首先想的并不是怎么積極御敵，防備金人下一次進攻，而是忙著搞政治清算。軟禁徽宗，確立自己絕對的皇帝地位。于是，打著舊黨的旗號，清算蔡京之流打著新黨旗號的人再合適不過了。當時開封流傳一首”十不管“的民謠。將這個丑態(tài)反應的十足。
”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
太原被圍，萬分危急，朝廷卻派程頤的學生楊時去整頓太學；不管怎么防備來年秋天金人的再次南下，卻要求恢復王安石變法時期廢除了的《春秋》課程；不管給開封城樓上添加炮石，卻要把王安石從孔廟十哲的地位上拉下來；不管被金人扣為人質的肅王，卻在議論廢除王安石的舒王爵位；不管東京安危，卻想著怎么懲治蔡京等徽宗羽翼；不管河北兵危，卻在為怎么科舉考試吵個不停；不管二太子斡離不可能再次南下，卻急著立太子，徹底穩(wěn)固自己帝位，斷絕徽宗復辟的可能。
可以看出，在如此危機的時候，舊黨與急于穩(wěn)固自己帝位的欽宗在做著一場對于新黨從政治到意識形態(tài)全方位的反攻倒算。無論是整頓太學，科舉改革，拉低王安石的待遇，都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清算。可見，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下，將責任向王安石頭上推，此時已經略見端倪。
后來開封城破，北宋皇族幾乎一網打盡。被金人立為偽帝的張邦昌，本身也不愿意當皇帝。所以請出來了一位北宋皇室：哲宗的孟皇后來安定人心。
這位孟皇后，是宋哲宗在他奶奶高太后的主持下冊立的皇后。哲宗自然不待見他那“垂簾聽政”的奶奶。所以高老太一死，他就立馬開始反攻倒算，打擊舊黨勢力。這位孟皇后當然逃不過政治清算。在新黨大臣的協助之下，哲宗廢了孟皇后。孟皇后從此在開封的寺廟修行，所以才幸運的逃過了劫難，沒有被北擄。 孟后出來后，寫信給在趙構，擁立趙構登基稱帝。趙構這邊，早想著當皇帝了，要不然也不會手握重兵坐視開封陷落。真可謂求之不得。孟后的出面，等于是給趙構即位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這點很重要，因為當時趙構父兄皇帝都健在，又沒有長輩存在，孟后是他伯母，又是曾經的皇后，由她來確認趙構的帝位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不過這便涉及到一個問題。孟皇后是廢后，是廢后自然就不是皇后，這個法理證明也就成問題了。那么就必須得證明當初廢孟后是錯誤的。那當初是誰廢的孟后？哲宗，是誰協助的？是新黨諸位。好，新黨就被釘上奸邪的標簽。只有新黨是奸邪，孟后才是對的，孟后是對的，那么趙構就也是對的，他當皇帝才有法統依據。
所以，南宋確立的政治正確就是崇舊貶新，只有徹底打倒新黨，法統問題才會穩(wěn)固。至于新舊之間國是之爭，變法不變法的問題，根本就不是趙構關心的。再加上南宋中后期理學的興盛，作為學術對手的王安石新學，當然成為了理學打擊的對象。有什么能比將靖康恥歸結到王安石頭上更能打擊王安石的學說呢？所以這個黑鍋就這么扣在王安石頭上。
丟了半壁江山，總得要個說法。其實最大的罪魁禍首是徽宗、欽宗、高宗這爺仨，但是皇帝哪能有錯？責任自然是臣下的。是蔡京童貫的，是章惇蔡確的，是王安石的！這就迎合了南宋的政治正確。所以后來元修《宋史》，因為成書時間短且倉促，直接就大量的引用了南宋的官方論調，以至于新黨主要成員，除了王安石外，攜手同行都進了《奸臣傳》。
千秋歲月，這個黑鍋，王安石自然當仁不讓就頂在頭上了。
以上
2018年8月1日 多倫多 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