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宗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靖康之難是發生于北宋宋欽宗靖康年間（1126~1127年）因而得名。
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今開封），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及大量趙氏皇族、后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東京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
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到靖康之難，北宋王朝覆滅只有用了一個甲子的時間。
是什么原因使一個王朝如此快速地走向衰亡的呢？宋朝以及明清的許多公知們都把北宋滅亡，中華分裂的責任推向王安石以及他推動的變法。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大不以為然，為此我閱讀了從王安石變法到北宋滅亡的大量歷史資料，前人文章，試圖理清這段歷史，但苦于本人才學疏淺，不能深解，還望各位批評指教，感激不盡。
一.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字介甫，小字獾郎，晚號半山，撫州臨川縣人，生于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由于晚年封荊國公，又被世人稱為“王荊公”。首先，王安石是個公認的才子，這一點連他的政敵也無法否認。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寫得好，詩詞也很有功底。
王安石從小酷愛讀書，這是必然的，不喜歡讀書那來千秋文章。王安石不是出生于平民百姓，但他的父親也不是一個大官，宋朝文人執政，所以王安石的父親也就是那么一個忙忙碌碌的讀書人，一個謀得一官半職的文人。古時當官沒有今天那么舒服，到一個地方做官一做就是幾年，安安穩穩，無憂無愁，那年代的官員要四處飄泊，今天在撫州明天到江寧，一年半載的南北輾轉，而且一家子還要隨行，路途顛波，十分辛苦。
王安石自小就隨其父親大江南北，漂泊五湖，四海為家。走南闖北的王安石看透了王朝的利弊興衰。特別是父親早逝，家道中落，生活艱難，更培養了他獨立、堅韌和勇于擔當的不屈性格。
宋朝是一個重文的社會，文化名人層出不窮，王安石受當時的名臣范仲淹、歐陽修等的影響，鉆研儒家精典，學習治世學問，立志“矯世變俗”。
自王安石考中進士后一直在遠離京城的南方各地任職，對社會有深刻的了解，經歷了從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的反復勵志。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終于來到了京城開封，官職是三司度支判，這時的皇帝是宋仁宗，這是一個仁慈的皇帝，王安石深受信任，滿懷信心的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針砭時弊，以求變革，然而仁宗皇帝卻是一笑了之，裝作什么也沒有發生過。王安石在仁宗期間并無重用，只是發揮一下他的文筆功夫而已。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亡回江寧(今南京)服喪。治平二年朝廷下詔起復王安石，但他沒有接受，而是選擇繼續留在江寧。
神宗皇帝即位后，由于韓維的推薦，王安石的人生機遇來臨了，先是讓他出任江寧知府，其實只是一個過程，神宗皇帝已經看中了王安石這個人才，要讓他擔當重任了。因為神宗早年曾經讀到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思想早有所了解，再加上韓維的推薦，所以神宗對王安石十分欣賞。不久王安石就被調往京城，在翰林院任職，這里有他的朋友司馬光。
宋神宋一心想變法，正在勿色人才，當時也只有王安石是最佳人選，但是朝廷上下對王安石一無好評，當然不是說王安石學識能力不夠，而是認為王安石的政治主張過于理想化，且為人不夠豁達，性格固執，處事不夠穩健，難以與人相處，只能做個一般事務的官，不能擔當宰執重任。
宋神宗是個年輕有為的皇帝，處事小心慎微，他不是偏聽偏信，而是深入考察，多次親自找王安石談話，傾聽王安石的政治見解，這一接觸可了不得。王安石拋出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本朝百年無事札記》。對宋開國以來的政局作了全面深刻的總結和批評，把神宗說得心領口服，于是，下決心重用王安石。熙寧二年，王安石終于走上了政治前臺，由他推動的一場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的序幕即將拉開。
二?變法的內容
王安石變法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全面變法。
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最主要的意圖是通過提高國家整體實力來增強國家的軍事。因為宋開國以來歷代皇帝心里總有一個痛，這就是收復幽云十六州。年輕的神宗皇帝想雪宋之百年之恥。
宋熙寧二年，神宗任呂富弼為宰相，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神宗這樣安排是有他的特別用意的，因為變法在當時還不得人心，如果讓王安石當宰相，那么將使王安石四面受敵，讓富弼做宰相可以借其元老的身體為王安石擋去許多的麻煩。不僅有助于政局的穩定，推進變法，同時也起到保護王安石，給新法推行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
熙寧二年七月，經制置三司條件例司議定(這是一個為變法而設立的特別權力機構，用于立新法)，頒布了新法第一條法令——“均輸法”?！熬敺ā焙芎唵危从沙艹鑫灏偃f貫錢和三百萬擔米作為起始的周轉資金，由發運使根據京師庫藏與各地物資的實際情況來購買政府所需要的物愛。與此同時，將各地多余物資由政府統一收購銷售。這實際上就是官商，用政府之力地平衡市場。
“均輸法”打擊了自由經濟，觸動了商人的利益，因此，從一出臺就反對聲不斷。蘇家兄弟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瘋狂功擊。
在一片喧囂中，王安石在同年九月又推出了“青苗法”?！扒嗝绶ā本褪菄曳刨J，把本來由民間經營的高利貸業務由政府來辦。農民可以用田間農作物作抵押貸款，待秋后本利歸還。這樣一來，既使農民能夠在青黃不接時以適當的利息貸到資金，又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謂一舉兩得。但是，由于此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變異，不但不能達到富國惠民的目的，相反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導火線。
變法從一開始就在重重矛盾中展開，為保證變法的順利進行，宋神宗幾乎趕走了所有的反對勢力。但是，由于變法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得不到官僚階層與大地主大商人的支持，使變法舉步維艱，曾一度中止。
但神宗皇帝是確實想有所作為，他看到了國家在舊制度下的種種弊端，他想改革，而且態度是堅決的，在經過了一段挫折后，熙寧三年，王安石升相，變法再一次復蘇與深入，“保甲法”的推出涉及到軍隊改革，目的是改變軍隊的老弱軟狀態，通過換血液來加強軍隊的戰斗力。事實上，“保甲法”是實實在在的強兵之法，“保甲法”頒行之后，宋朝軍隊的數量在逐漸減少，這樣，軍隊每年的耗費也相對減少了，“保甲法”的推行給宋朝多年以來軍隊冗積的局面得于轉變，給軍隊帶來了新的局面，而且保甲法也有利于社會治安的穩定。
在“保甲法”推出的同時，“免役法”也頒行了，這“免役法”之前實行“差役法”，差別就是一邊是公民必須參加各種義務勞動，包括政府部門當差，輪到了必須去，不得違抗，“免役法”就是免去勞役，只要納錢就行，政府拿到錢后可以化錢雇用各種閑雜人員當差。這種由政府統一招募的工作人員，比以前的被逼無奈的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肯定要好許多。
熙寧四年，王安石還向科舉制度開刀，改變了人才招聘制度，盡量為國家培養實用人才。
從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來看，變法確確實實地從農業，商業，軍事，政府工作人員以及科舉制度各方面，全方位的改變。其改革的目的與改革的動力都是志在徹底解決宋開國以來的積貧積弱的局面，擺脫舊體制走向新的道路。
然而好動機好意志并不等于就是成功，王安石依靠的只是一個皇帝，反對勢力極其強大。
王安石變法用藥太猛，得罪的人太多，不但得罪了上層的官僚集團，也得罪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直接侵犯了他們的利益，這種沖擊的后果是瘋狂的反撲，阻力重重。特別是后宮勢力同樣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這樣一來，改革派完全孤軍奮戰，變法是在皇帝的意志下的強行推行，這種推行的后果是驚濤駭浪，一時民怨沸騰，就是在等待機會，這種機會有可能是天災，有可能是戰爭，還有一種危險就是最高權力機構的突變。前兩種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都曾發生過，曾經使神宗皇帝產生過動搖，迫使王安石離開京城，使變法面臨中止的局面，但由于神宗皇帝始終念念不忘改革，一條道走到底，所以在最高權力的推動下，變法依然在艱難地推行。
神宗趙頊，英宗趙曙之子，他比他父親強多了，他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一生致力于變法圖強。然而他的努力并沒有給宋朝帶來國強民富的局面，反而由于變法而淪落為朝廷兩派的相互傾軋的道具。神宗在理想灰滅后意志也塌坍了，身心俱疲的他終于匆匆忙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歷程。
公元1085年4月1日，36歲的趙頊帶著失望與遺憾撤手西去。他的兒子趙煦接位，是為哲宗皇帝，那年他還是一個10歲的孩子。趙煦的第一個年號叫“元祐”，高太后輔政。一個10歲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權力當然落入高太后之手。
后宮本來就反對變法，只不過抗不過最高權力，今天大權在握，高太后哪里會放過機會，一場反撲，一場清算在所難免，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勢力進朝，全面復辟，徹底清算，凡是神宗時的一切改革措施，法令全部廢除，神宗時的領導班子全部換血，一律清除，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謂是真真切切。這種毫無法律保護的人事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通病，而且這種病一直在延續，即使在標榜以法治國的時代，這種病依然無法絕跡。如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倒也罷了，可憐的是這些臣子并非是皇帝的臣，而是太后的臣。高太后一死，形勢又是一場急轉。
哲宗趙煦早已是怨恨于心了，權力是個好東西，高太后行使皇帝的權力也算是上了癮，如果在皇帝小時垂簾聽政，輔助皇帝，發號施令那也無話可說，關鍵是皇帝大了，再不放權，而且權力越握越緊，那么就有點過分了，趙煦對這個整天代他發號施令的老嫗早就不耐煩了，但哲宗還是比較冷靜，他知道，他的優勢在年輕，一個十幾歲的小伙子與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太去爭什么？她還有幾年光景呢。趙煦是忍著，盡管他忍無可忍，咬牙切齒，但他沒有發作。
他看不慣那些復辟派，心里恨恨地想，你們別猖狂，總有一天你們都得徹底滾蛋。
無論誰都無力與命運抗爭，高太后終于死了，一切權力歸皇帝趙煦，忍了整整九年了，趙煦要報復了。當然高太后已經死了，讓她享受哀榮吧，而仇恨還是要徹底解決的，趙煦親政后，馬上恢復起用神宗時的舊官，把“元祐”派全部趕下臺。廢除“元佑”政策，繼續神宗路線，恢復變法。
自此以后，宋朝廷永無寧日，黨爭不斷。
哲宗是一個意氣用事的人，他并不是為了國家興旺而要改政，他完全是為了報仇雪恨。替他父親報仇，也替自己雪恨。而那些黨人們卻利用了皇帝的這種心理對“元祜”派的大臣們進行瘋狂的報復。無情的斗爭，政治就是這樣被玩來玩去，國家利益，人民的福祉都被拋到九宵云外了。宋朝衰亡的真正原因是黨爭，無休無止的黨爭。哲宗又是一個短命皇帝，哲宗死后，一個風流天子上臺，此時的宋朝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而宋徽宗趙佶只是一個玩客而已，盡管他的字畫在后世很有名氣，但作為一個皇帝卻是一個荒淫無度的末代坯子。
宋徽宗不是一個皇帝的料，他胸無大志，也沒有掌控權力的堅強意志，這是一個拿江山開玩笑的人，皇權傍落，權臣弄鬼，使宋王朝急速地走向消亡。而在徽宗一朝，黨爭依然不斷，而且更激烈，可笑的是黨爭的議題還是王安石變法，圍繞王安石變法而進行的政治傾扎幾乎沒有停止過，一直到靖康之變，一直到北宋滅亡，而且南宋依然延續了北宋的那一套，宋朝其實正是因為無力改變舊體制，日積月累，舉步維艱，終于走向徹徹底底的滅亡，沒有人能救得了它。
本人是肯定王安石變法的，而且對王安石的思想行為都深深敬佩。
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中，要進行一場大改革，本身就是一種奇想，因為宋王朝已經歷百年無事的太平盛世。王安石能夠推動這樣一場改革，其眼界和膽識已不是一般人所比。這場變革所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權力的應用也是超強的，此時，面對氣勢洶洶的反對勢力，他惟有剛愎自用，惟有把權力應用到極致。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富民強國的理想的實現。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上層建筑的問題，是上層權力的坍塌所導制的。相反，正是這場變革的失敗，使北宋失去了涅槃重生的機會，最終走向毀滅。沒有王安石變法，北宋仍然有靖康之難，這是由北宋的先天不足所決定的，不應把王朝毀滅的責任推給一個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