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以及類似的文藝生產過程）很難，是因為這是一種創造過程。
想是一回事，說是一回事，寫又是一回事。
有時候，你比如說我想到了一句好詩，我說的時候和我想的并不一致（這個說有可能是沉默的說，并不一定要發出聲音，頭腦中的某些意象很難描述，說會出錯），我寫的時候又和說的不一致了（我肯定先要把它“說”出來，才能寫，因為你寫的時候要還記著每個字怎么寫，結果由于某個字想不起來怎么寫了，這會導致你停下來思考這個字怎么寫，結果要寫什么也忘記了）。
那這句好詩，到底是什么呢，等你再去回想的時候，也回想不出來了。因為忘記了。
這就是信息傳達的衰減。所以說，創作其實是很難的，大作家，大藝術家，之所以牛，就是因為他盡可能的把知情意行，通過各種方式給它描述出來了，但描述出來之后，其實也不見得是最原初的設想了，因為沒辦法，也只能以此方式來描述了。
再談一個觀點，這個世界是有“我”嗎？
有一種觀點，壓根就沒有我，因為你的腦子里的東西，并不是你決定的，而由外界輸入刺激而決定的。換句話說，我（思想）根本不存在，我只是一個殼子，負責外界信息的加工。
如何加工也不是你能決定的，而是你的腦結構（比如你的腦子生理部分損壞了，你可能就不能理解世界了），這種生理機制來決定的。這是一種科學的解釋方法，但也是很有道理的。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腦子損壞了，還能思想這些東西嗎？腦子有問題了，還怎么思想？連思想的前提物質條件都沒有了，還怎么思想？
也很難了，瘋子的腦結構就是不正常的（這只是不是瘋子的說法），但瘋子確實還是可以思考的，而且他們有的活得也很好，他們想象力奇特，他們有的畫了很多畫都很驚人（比如“瘋”了之后的梵高），他們腦子里在想些什么，當然有人研究，比如心理生理醫學家，問題是不好研究，因為你不是瘋子沒法想象瘋子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是瘋子了，還能研究嗎？
如果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是瘋子，瘋子就是正常的，而不是瘋子的人，反而被“規定”是瘋子。
福柯的歷史考證：
在文藝復興時期，癲狂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且在莎士比亞的著作中，真理往往發自瘋人之口，在中世紀晚期，懲治瘋人在一條無人船上，把瘋子裝到船上，送到海洋里任其漂泊，這是朝圣者的旅行，那個時候對精神病是防范不了的。
到了17世紀，人們關于癲狂的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17世紀，肆虐已久的麻風病突然在法國滅絕了，那么當時關麻風病人的空房空起來了，空出來了以后，這批房子怎么辦？一看，那關精神病人吧，所以這樣一來，有什么問題呢，當時的1%的巴黎市民被囚禁起來，瘋人與罪犯一樣成了社會的敵人，是需要防范管制和改造的對象，就是一個偶然的原因。
很顯然這考證是真的，那這又說明了，瘋子也不是瘋子，只是在歷史時空下的一種人為的規定，而這種規定就成為了歷史傳統，延續下來了。而很多歷史傳統就是這種關系。
就是一開始什么叫理性，什么是非理性，一開始是沒有限制的，因為麻風病治好了，房子空出來了，哪怎么辦，總要把人關進去吧，那誰，精神病人吧，那誰是精神病，總得有點規定吧，這樣一來把“精神病”這個概念炮制出來了。所以他認為，實際上，你關精神病的那批人，本身就是精神病，因為為什么，你為什么把他關起來，你不是瘋了嗎（房子空出來就要關人嗎），是你瘋了，還是他瘋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精神病患者倒可能是真正的正常人。理性的人反而是最非理性的。
這說明，理性的標準不是天然的合理性，不是來自知識的論證，而是一定的外在的歷史因素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