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注定是這個民族恥辱的日子。
沒落的八旗軍抵擋不住聯軍進攻的步伐,他們自恃有先進的武器,氣勢洶洶,一直打算要給這個驕傲的民族一個狠狠的教訓。于是,從海上登陸,野蠻的八國聯軍一直從天津打到了京城,紫禁城的大門槍炮轟開。
帝國的君臣心里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么,雖然類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但是統治中心的淪陷倒也是首次。很清楚,議和賠款割地在所難免,可是派誰去談判呢?
只能派權臣李鴻章去,他是最有經驗的議和大臣,清廷之前這樣的事情幾乎都是他出面的,所以他也是最能代表朝廷的合適人選。晚節已經不保,更為千夫所指,即使萬般無奈,晚年的李鴻章也只能頂著壓力前往敵軍的駐地。他想到了之后的恥辱,想到了日后可能臭名昭著,可又能怎么樣呢?反正也是黃土埋到脖子的人,只是他恐怕沒想到自己的生命會這么快終結。
談判中,他據理力爭,堅決反對八國把慈禧作為首惡懲處,他明白慈禧如果死了,這意味著什么,他厲聲告訴所有聯軍首領處死慈禧,義和團會反抗到底,他們最終也不會得到多大的實惠。雖然是把老骨頭,他也用盡了最后的力氣 ,爭的面紅耳赤,最終簽訂了《辛丑條約》,那一刻他被所有人都視為“國賊”,而他不久之后也終于結束了疲倦的一生。
他或許不會想到,后人會如此評價他,更想不到人們對他最深的印象是三個字:賣國賊。歷史何其的相似,從古至今替罪羔羊永遠是奴才,統治者的無能也最先會被投射到臣子身上,君臣關系中臣子始終處于弱勢的一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觀念深入官場人心。無論是趙高還是秦檜,大奸大惡之人,臭名到現在,但統治者的無能又會有多少人去追究。說到這里,我是覺得趙高、秦檜之輩是遠不能和李鴻章相比的。前者是自惡大于他惡,后者則是他惡大于自惡,李鴻章是有才能的晚清權臣,他的悲哀多是被時代所誤。這些都是中國封建帝制社會的局限,單憑一人之力又怎能力挽狂瀾,況且這樣的人不止他一人。
從早年被曾國藩提拔入仕到創建淮軍剿滅太平天國,從開辦洋務運動再到創立北洋水師,一路似乎在官場順風順水,開掛到爆 ,但實則不是。身在官場,宦海沉浮的道理很多人都懂,為官前期,他創建淮軍鎮壓太平軍,開始經營自己的政治、軍事力量,后來清廷忌憚李的淮軍勢力,想盡辦法壓制,但李憑借自己的政治權謀,最終還是保留了一些力量。他通權達變、審時度勢的能力一流,使他在晚晴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既能做事,又能自保。在洋務運動開展中,面對保守派的重重阻撓,他既做到了不過分觸及頑固派的利益,又做到了開展近代民族工商業、改革軍事,實為不易。
曾國藩對于李鴻章就有高度評價:“少荃天資于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資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亦未可知。”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其能力不一般,只是身處一個腐朽的時代,他能做的只是盡力去維護現有的統治不崩塌,面對五千年未有的變故,他在其中即使想有一番做為,也無力改變走向沒落的王朝,最多也只能幫其多茍延殘喘一些時日。
李鴻章被聲名所累,被指責賣國賊也是在他當官的后期。從創辦江南制造總局到創立北洋水師,他光輝的政治生涯恐怕是后者,北洋水師是洋務運動的產物,也在當時被視為亞洲第一海軍。不過隨著1895年甲午海戰的失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對他確是極大的打擊。面對種種指責,他痛心疾首,但是北洋水師失敗的主要責任不在于他,在朝廷。
面對列強的侵略,國家面臨覆滅的危險,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認識不到其中問題的嚴重性,她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和新建三海工程,是晚晴腐朽的一個最明顯的標志。這就使得北洋水師的現代化發展受到巨大制約,所以無論其人員訓練還是武器配備,軍費上是明顯不夠的。李鴻章就算想大力發展海軍,也會由于種種原因受到掣肘。而后赴日談判,簽訂《馬關條約》,更是被國人所指責,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是在執行統治者的意志,這個時候李只能充當炮灰而已。
維新變法失敗后,慈禧大肆搜捕維新派領袖,李鴻章同情維新變法,暗中保護個別“新黨”人士,從中不難看出其的開明之處。身處一個巨變的時代,他對時局具有敏銳的判斷力,所以面對維新變法,他沒有公開支持,但也沒有極力反對。
維新變法的失敗使清帝國失去了最后一次挽救自我的機會,富國強兵的夢想終成泡影,也使清廷的帝國命運走到了世紀的拐點。八國聯軍侵華讓清廷的腐朽暴露無遺,結果是《辛丑條約》的簽訂,這次讓國人對李鴻章的行徑更是悲憤欲絕,也似乎坐實了他賣國的嘴臉,但其中的是非曲直只有自己清楚。作為傳統的一個士大夫官僚,他心中是把維護朝廷的統治放在首位的,而后才能顧及自己的聲譽。
就像是明朝的崇禎皇帝,即使自己勤政愛民,除掉了魏忠賢,但還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也難以挽救處于末路的明朝廷。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崛起,愚蠢的統治者看不到其中的政治危機,依舊以天朝上國自居,甚至在后來兵臨城下也不吸取教訓,所以王朝覆滅的危險在所難免。而李鴻章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一個開明的衛道士而已,即使再厲害,也難以扭轉時局。而且和其他人一樣,深受儒家“忠君愛國”的觀念影響,他只能盡力而為,絕不會因為統治者的腐敗而叛君叛國。這是時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再先進的掛念也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
所以李鴻章不是賣國賊,最多是一個巨變時代的王朝陪葬品,不能一味否定他本人,只有身處那個時代的人最能理解他當時的處境,理解他的所做所為。
寬以待人,更要寬以待史,客觀全面的評價分析歷史人物和事件,絕不能以己之私去固化、標榜他人,這樣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達到“以史為鏡”的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