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6年的萬國運動會上，各國國旗伴隨著各自的國歌依次升起，等到大清國的黃龍旗升起時，現場卻是一片寂靜——偌大個中國，竟然連自己的國歌都沒有。
正當人們驚詫之余，一位年已七旬的中國老人，步履蹣跚地走到黃龍旗下，用盡全身力氣高唱起他家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蒼老的聲音，孤獨的背影，卻捍衛起一個民族最后的一點尊嚴，因此，他得到了全場觀眾最熱烈的掌聲。
這位步履蹣跚的中國老人，就是被愛國青年罵了一百多年的賣國賊--李鴻章。
作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臺上，一直處于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他是一位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矛盾的人。
李鴻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時代的人站得高、看得遠。他有兩個很重要的觀點，一個就是他對世界局勢的認識，第二個他對中國當時所處的環境提出來一個治國方略。
他對世界的認識提出了一個主張，“中國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中國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他這個觀點是在同治年間就提出來了，而這個看法則被近代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蔣廷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是十九世紀中國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遠的一句話。
在近代中國，位極人臣的李鴻章無疑是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賣國賊”，中國近代史上屢次大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幾乎全部出自李鴻章之手，當時許多國人更是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但這樣的罪責，對于李鴻章而言未免太過沉重。
李鴻章自幼聰慧，學問廣博，20歲入選優貢，24歲中進士，后來又拜在曾國藩門下，并最終成為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研修學問，他心誠神明；平定叛亂，他居功至偉；投身洋務，他開中國近代化之先河；再后來，他成為西方列強唯一認可的晚清外交家，并在斗爭中贏得了“東方俾斯麥”的稱謂。
咸豐三年(1853年)，李鴻章在家鄉辦團練，繼而充當曾國藩幕僚。其后，因平太平天國和捻軍有功而從此官運亨通，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了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方面的代表和實際掌權人物。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駐俄公使王之春為賀使，竟招致俄國政府的抗議。俄國駐華公使提出的理由則是“加冕為敝國重大禮典，非得貴國位望最高之人，為列國所稱許者，不足當賀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選，能勝任者當數李中堂”。于是，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鴻章為賀使，出訪莫斯科。
但作為傳統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李鴻章的思想自然少不了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鎮壓農民起義時的殘暴，抗法戰爭中的軟弱表現，以及大量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注定要成為他人生中無法抹去的污點。
李鴻章晚年從事外交期間，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與英國簽訂《煙臺條約》，與法國訂立《中法新約》，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等，其生前簽訂的最后一個條約則是《辛丑條約》。
而《辛丑條約》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擴大和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因此，《辭海》(1979年版)稱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
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這讓李鴻章非常緊張，李鴻章的一個基本觀念也隨之改變。在這之前，李鴻章認為日本和中國同文同種，都是黃種人，可以團結起來。
當時，李鴻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聯合東洋對抗西洋，所以李鴻章曾在滿朝大臣都反對的情況下，于1872年一個人，堅持和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一個平等條約。
但是后來他發現，日本居然要侵占臺灣、吃掉琉球。這使得李鴻章發現日本野心太大，所以他才開始感覺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則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鴻章在70年代產生了這個思想之后，他就覺得中國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海防的建設。李鴻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寬，不僅有海軍，而且還有沿海炮臺防御體系建設，有機器制造，還有人才的培養，通通都在這個海防的題目下。實際上這個“海防”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大題目。
李鴻章為此專門給朝廷寫了《籌辦海防折》，這個折子上報中央以后，清政府當時不置可否。軍機大臣和總署大臣討論半天，也不知道是否應予批準，因此上呈慈禧，慈禧也無法決斷，最后決定發六部和各地督撫大員討論，一年之內上報意見。
一年以后，這些官僚各種花樣的意見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這個問題上都不敢多說話。包括慈禧的妹夫——醇親王奕譞，光緒皇帝的生身父親，他在奏章中說，“海防故不可輕語一試，尤不可因噎廢食”，兩邊都不得罪。
從此事清政府內部反應表現就可對比看出，李鴻章當時改革的魄力有多大，眼界有多高。
在這一過程中，1875年左宗棠上了一個很重要的奏折，主張要先重視塞防，而這個事件就是中學歷史課本上著名的海防、塞防之爭。
一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使得清政府上層偏向了左宗棠，而左宗棠則不負眾望，以抬棺西征的決心，加之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終收復了新疆，保住了中國陸地六分之一國土，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受人吹捧的民族英雄。
塞防是沒問題了，但是，海防呢？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參與此次爭論的朝廷重臣，并無人提出放棄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議，其所爭論的焦點則是，在目前有限的財力條件下，應以何者為先。
左因為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飽受贊譽，但事實上，李鴻章等所謂的“海防論者”也并不是認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過是現有財力條件下，塞防與海防，誰該優先辦理而已。
與李鴻章認為海防危機更甚，應集中財力優先辦理不同，在左宗棠看來，海防費用可以省去購船與雇船之費，因為福州船政局已經可以自己制造船艦，不必再動用西征的餉銀；再者，即便不西征，畫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餉銀供海防使用。
至于李鴻章所謂海防危機重于西部邊疆危機的觀點，左也作了截然相反的論述，左上奏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
清廷最后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即所謂“塞防與海防并重”。左也不負眾望，成功收復了新疆，后世也因此多譽左宗棠而極貶李鴻章。
但在左宗棠的光榮背后，還有李鴻章的福建馬尾水師和北洋水師先后全軍覆沒的恥辱，所謂“塞防與海防并重”，體現在數字層面，則是：1875—1884年十年間，西征和塞防軍費為8000萬兩；1875—1894年的20年間，海防經費總共籌款為4200萬兩，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軍建設，約1000萬兩被清廷挪作它用。
日軍侵臺將中國千里海岸線無海防的現實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參與1875年海防討論的清廷重臣基本上都意識到了日本對中國的潛在威脅。譬如總理衙門核心成員大學士文祥，即在給朝廷的奏折里把對日防衛看作目下的當務之急，文祥說：
“日本與閩浙一葦可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后患，尤可慮者，彼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叛藩亂民，一旦崩潰，則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鑒前車。”
文祥的觀點，正是1875年“海防論者”們認識上的吊詭之處——文祥擔憂日本為中國外患，但同時又否定其明治維新的成功，而且認為正是維新的失敗，會導致大量的日本亂民流亡中土，導致明末倭亂情狀再現。
文祥的這種看法不是特例。
前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對日本明治維新持否定態度，在回復總理衙門關于海防與塞防爭論的信函里，丁稱“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敗之舉，“為識者所竊笑也”。
江西巡撫劉坤一則將日本國君比作趙武靈王，稱其因為改革“聞其財盡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為擔心日本因為亡國之患而牽連中國——“第瘥狗將斃，難免肆毒于人。”
福建巡撫王凱泰在給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該國政令，向操之將軍，專恃中國銅商貿易，以擅利權。自通泰西各國，將軍不能主其權，利為西人所奪。乃復改革舊章，一從西人。又重利盤剝之，貧困幾不能支，于是鋌而走險，興兵擾臺。論者謂其內亂將作，終必敗亡。”
諸重臣當中，惟有李鴻章的看法比較切合當時的實際。文祥上奏之后，李隨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祥奏折中的謬誤。李說：“該國近年改變舊制，藩民不服，訪聞初頗小斗，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為識者所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于國民生計不無利益。并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臺灣之舉。”
最后，李鴻章得出結論：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廣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之大患。
1894年的甲午之戰，無疑給了投身洋務的李鴻章致命一擊，由于統治者的傲慢自大，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敗于一個彈丸小國，朝廷顧不得顏面，急派李鴻章前去日本議和。
沒有強大的國力做后盾，談判的過程可想而知，他忍著被刺客襲擊的傷痛，承受著國內巨大的輿論壓力，同蠻橫的日本侵略者據理力爭。不過，弱國無外交，結果就是《馬關條約》簽訂，李鴻章又被加了頂賣國賊的帽子。
甲午戰爭后，李鴻章奉旨到日本議和時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槍擊，險些命喪東瀛。《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自然成了被抨擊的中心，一時之間，李鴻章的先祖被世人們問候了個遍。
李鴻章在《馬關條約》談判時費盡心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則態度強硬，極盡羞辱之能事。在條約締結前最后一次談判時，李鴻章對伊藤博文說：“沒有想到閣下是如此嚴酷執拗之人！” 隨后憤然離去。李鴻章登船回國，發誓終生不再踏上日本土地。一年后李鴻章訪問美國時途經日本，果然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最終沒在日本上岸。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因“擅入圓明園禁地游覽”被“罰俸一年”。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下旨:“李鴻章、敬信均著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李鴻章被罷官。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李鴻章重新起用，任兩廣總督。
1896年5月，貝塔·克虜伯隨父親應邀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她當時還只是一個十歲的小女孩。她在日記里寫道：“俄國的司儀每念到一個國家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代表就出來，并奏這個國家的國歌。”清國沒有國歌，念到清國的時候，一個老頭推著一個老頭出來。司儀宣布奏國歌，場地上一片死寂，沒有任何動靜，所有目光都投向了輪椅上的老頭。隨即，場地上又變得吵吵鬧鬧——大家在嘲笑清國竟然沒有自己的國歌。老頭的臉從白到灰、從灰到紅、從紅到紫……”
沒想到這個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各國使節注視之下，輪椅上的老頭豁然站起，清了清嗓子，用他沙啞的嗓子發出一種聲音出來——高亢、蒼涼又很悠揚！全場立即一片寂靜。當老人唱完后，全場掌聲不斷。
這時候，小女孩貝塔·克虜伯也很激動，她日記原文是這樣寫的：她覺得這個老人“太可愛了、太好了、太偉大了！”并說她自己“眼簾掛著兩行熱淚，覺得這位老人太棒了！”后來，她爸爸告訴她，這是清國的最高官員，他叫李鴻章，唱的是他自己家鄉的廬劇。
李鴻章一行在歐洲訪問俄、德、荷、比、法、英等國后，于1896年8月末抵達美國。在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克利夫蘭照例先唱他們的國歌《星條旗永不落》。這一次，李鴻章不緊張了，他用到了一首內容頗有豪氣的唐詩，作者叫王建：“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車駕六龍。”
這是最早關于國歌歌詞的文字記載，詩的內容也很有王者之氣，可李鴻章當時唱出來的調子，依舊是他家鄉的“倒七戲”——安徽廬劇。這首歌后來配上古樂，經常作為國歌使用，由于它是李鴻章最早使用的，因此被稱為“李中堂樂”。
9月14日，李鴻章一行搭乘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的輪船橫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國的航程。到達日本橫濱時，需要換乘招商局的“廣利”號輪船，而視《馬關簽約》為奇恥大辱，曾發誓“終身不履日地”李鴻章，不愿登岸換乘輪船，只好用小船擺渡。
可那艘擺渡的小船也是日本船，李鴻章說什么也不肯，最后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3歲的李鴻章，硬是在波濤起伏的海面上，從兩艘輪船間高高懸空的木板上，步履蹣跚地挪了過去。寧愿冒著墜海的危險在兩船之間搭上木板登上另一艘船也不愿踏上日本的土地，此情此景，就連船上的美國船員也為之動容。
由于中國已無力抵抗列強入侵，有些人便想到了“以夷制夷”，為此，李鴻章在自己73歲高齡之際，拖著花白的大辮子開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在俄國，他本著“聯俄拒日”的思想與俄親善；在英國，他詳細考察英國的軍隊建設；在美國，他重點了解了當地的科技文化發展。
在他看來，只要利用好列強之間的互相掣肘，中國就有發展的機會，但他機關算盡，到頭來依舊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侵略者們是不可能對一個弱小的國家講什么仁義道德的。八國聯軍侵華再次向國人證明了一個道理：弱國無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每一次國家面臨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總會是李鴻章，他為腐朽的清政府背上了所有的罪責，換來的卻是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一致聲討，“叛國者秦檜，賣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終其一生都在替清朝賣命，甚至在他臨死前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迫他在俄占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此時的李鴻章已不能說話，只剩下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晚清文學家、教育家吳汝綸東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的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便大書四字--“傷心之地”。
捫心自問，處在那樣一個積貧積弱的年代，朝廷無實力也無決心與敵人作戰，而面對擁有最先進軍事實力而且狼狽為奸的西方列強。他作為統治者的一顆棋子，除了努力將損失降到最低，又能做些什么呢？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似乎能讓委屈的李鴻章稍稍寬慰：“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沒有得到大多數國人的認可，卻贏得了許多西方外交家的肯定與尊重，在和他打過交道的西方外交官看來，“李無疑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始終在盡他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他國家的利益，但遺憾的是，他手中的籌碼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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