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張居正》書稿的時候，正是長安城的炎夏，窗外的法桐綠葉如蓋，大團大團的陽光從枝葉的縫隙間傾瀉下來，流光溢彩。不知名的鳥兒和蟬沒完沒了地聒噪著，即便我坐在二十六度恒溫的空調房里，仍不免有些燥熱。從第一個字開始讀起來，四卷本的小說在我手里過了一遍之后，時令已是初冬。那是校園里最美麗的季節，金黃的銀杏葉子在乍涼的風中抖索著葉子，蔚藍的天空澄澈而高遠。周遭的一切肅穆而寧靜，特別適宜冥想和感懷。

關于張居正，我知道的其實并不多。除了歷史書上寥寥數筆的萬歷新政和一條鞭法之外，便是大學時候讀的《明朝那些事兒》。在正史野史之間游刃有余、文思泉涌的當年明月，面對張居正竟然有些失語，在描寫他時犯了難。我記得明月君最后頗為無奈地采取了語焉不詳的處理方式：“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而是一個復雜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煙海的人物中，最打動我的，卻正是這個復雜的人。”然而，所謂的“復雜”究竟在何處，我卻不得而知。直到讀完熊召政先生的長篇小說，一個鮮活可感、有血有肉的張居正才在我眼前浮現出來。

張居正天縱英才，以一介草民闖蕩二十余年，終成大器。他在與高拱的斗爭中占盡先機，一躍成為首輔。甫一上任，便安排京察，整頓吏治，蕩滌了官場人浮于事的歪風邪氣。緊接著便是進行財政改革，興修水利工程，以雷霆手段和鐵腕政策彰顯除舊布新的大無畏氣概，在短短的十年間把萬歷皇帝的江山打理得井井有條，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這是張居正的生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大人辭世不到一年，便遭到了他最得意的“學生”——萬歷皇帝的清算，抄家，削墳，褫奪尊號，如此慘禍，不禁讓人扼腕痛恨。

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讓大明王朝“海清河晏，歌舞升平”的英雄人物，一直以來都不受史家待見，他們很不客氣地批評他“威柄之操，幾于震主”。且在文人學者的筆記小說里，他也是個好色的登徒子，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稱張居正“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一個扶大廈于將傾的經世之才，卻受到如此冷遇，不得不謂咄咄怪事。所幸，并非是眾口一詞。三百多年之后，同樣懷著變革之心卻最終鎩羽而歸的梁啟超先生說了一句公道話：“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把張居正拔到與開國皇帝朱元璋同樣的高度，也算是非同一般的贊譽了。

正是這種絕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引起了熊召政先生的濃厚興趣。二十多年前的某個清明節，熊先生千里迢迢趕到荊州拜謁自己的鄉黨張居正，誰知幾乎無人知道張氏為何人。最后經過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荒野中的一個小土丘，上面僅書“張居正之墓”五個涼薄的小字。大明第一首輔，死后光景如此凄涼，熊先生不僅悲從中來，立志要讓世人記住張居正。回家之后，閉門謝客，寒暑不易，歷十年而終成龍泉寶劍。

熊先生作為張居正跨時空的知音人，不惟懷著“為張居正正名”的夙愿，更多是心有戚戚的英雄惜英雄。他筆下的張居正并非道德完人，而是一個正常人，他處理政事，雷厲風行，果敢決斷，為了推進土地改革，不惜得罪勢豪大戶。同時，張居正也有常人的欲望和貪婪，矛盾與掙扎。為了更好地掌握小皇帝行蹤，不惜與宦官馮寶勾結在一起，胡自皋上任便是宮府交易的產物；他好美色，玉娘被放在香積寺中金屋藏嬌，隨后又有戚繼光進獻的波斯美女，甚至張居正最后病死可能都和縱欲過度有關；另外，他生活奢侈，回鄉葬父的乘輿是三十二人抬大較；他性格褊狹專斷，壓制言官，鉗制言論，不允許出現不同聲音。或許，這些便是張居正為后人所詬病的原因。

事實上，張居正病死在任上，為國家絕對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就他的功業而論，足以媲美諸葛亮。之所以沒有受到與諸葛亮相同的待遇，就是因為古代以禮法治國，餓死不食嗟來之食，道義可是天大的事情，殺身取義是士大夫們普遍奉行的準則。但張居正不可能任憑自己被道德準則縛住手腳，他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心態來做事。同時代的海瑞評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在熊召政先生眼里并不成立，小說最后一卷命名為“火鳳凰”便是對這一定論的反撥。熊先生認為張居正不是疏于防身，而是不屑于防身，所謂成大事者斷不可糾結于得失毀譽，這大概也是小說家對張居正最帶感情的一種評價了。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勇者向來是無所畏懼的，既然注定要做那只不一樣的羽毛，自然就擔當得起歷史迎面潑來的污水。

熊十力先生曾評價張居正說“漢以后二千年一人而已”，對其推崇備至。良相也好，權臣亦罷，功過自待后人評說，因為，世間已無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