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風波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云亸，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么，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閨怨詞，通篇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抒寫了一位閨婦在同戀人分手后的相思之情。要說這首詞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一個字“俗”。當然這里的“俗”并沒有貶義，而是指一種作詞風格。詞中運用白描手法，語言淺顯甚至使用市井俗語，將閨婦追求愛情的心情表現的淋漓盡致。這首詞的作者就是以俚詞見稱的浪子柳永。

在我國遠遠流程的文學史上，宋詞向來和唐詩并稱為光輝奪目的明珠，都代表了一代文學的高峰。在群星閃耀的宋代詞壇，柳永可謂是獨樹一幟的詞人，在詞的題材內容和體制形式等方面都有大開拓和大創造。他開辟的主要方面就是在于在詞中大量引入市民生活和市民情調，以通俗俚淺的語言和民眾喜愛的藝術形式去反映當時的都市市民生活和市民階層的思想情趣。這可謂開一代詞風，突破了傳統“花間”詞派清詞麗句的格局。

詞在它的黃金年代——宋代，并非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文字，而是要配合音樂由歌妓演唱的。雖然在蘇軾和辛棄疾后詞開始有脫離音樂的傾向，但整體上，“合樂應歌”一直是詞體文學的主流。這也造成宋詞“獨重女音”，趨向艷靡柔美的風格。不過，雖然同屬柔美詞風，也還是有區別的，即“雅俗之分”。柳永自幼與樂工、歌妓為伍，其詞生動活潑，不講求含蓄，以俗為美。同樣是表現閨怨題材的作品，晏殊的《玉樓春》又是另一種風格：

? ? ? ? ? ? ? ? ? ? ? ? ? ? ?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

? ? ? ? ? ? ? ? ? ? ? ? ? ? ? ?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

? ? ? ? ? ? ? ? ? ? ? ? ? ? ?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

? ? ? ? ? ? ? ? ? ? ? ? ? ? ? ?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整首詞感情真摯，情調凄切，輕寫實重寫意，避免直述，用比喻、夸張的手法抒發感慨，烘托感情。與柳永的淺俗直白、市井俗語形成鮮明對比。而代表傳統士大夫情趣的晏殊也是極力排斥柳永這種充滿市民階層的文學趣味，有一則為人熟知的小故事：

“柳三變（永）既以詞忤仁廟（宋仁宗），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殊）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閑拈伴伊坐。'柳遂退?！?/p>

在這個故事里，柳永找晏殊為自己辯護，說自己也是像晏殊一樣寫寫詞罷了，但晏殊卻堅決與柳劃清界限，“我雖然也寫詞，但和你不一樣，至少我不會寫‘針線閑拈伴伊坐’這樣的句子”。對柳永的鄙視躍然紙上。其實柳永作為當時活躍在詞壇的大詞人，只是走的創作路子和風格與晏殊不同罷了，卻被極力的排斥。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么明顯的雅俗對立呢？這還得從詞的歷史說起。

在宋之前，以詩文辭賦為主要樣式、以宮廷文學和山林文學為主干、以士大夫意識為靈魂的正統文學居于絕對統治地位，是封建社會上升階段的代表文學。隨著中唐之后封建社會逐漸走向衰落，正統文學也就日趨老化。與此同時，城市繁榮，商業發達，市民階層日益膨脹，自晚唐至宋，市井間的娛樂活動也日益興盛，在市井說唱娛樂活動土壤里滋長了與正統詩文辭賦迥然有別的市民文學。宋代以來，新興的市民文學呈不斷上升之勢，在元、明、清三代，其成就已出于正統的士大夫文學之上，事實上占據了創作的主要地位。宋代處于正統文學與市民文學盛衰交替的重大轉變期，而新興的曲子詞，正好是從正統文學向市民文藝過渡的一個重要標志。

詞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極盛于宋代。據《舊唐書》上記載；“自開元(唐玄宗年號)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樂的廣泛流傳；當時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為生的優伶樂師，根據唱詞和音樂拍節配合的需要，創作或改編出一些長短句參差的曲詞，這便是最早的詞了。從敦煌曲子詞中也能夠看出，民間產生的詞比出自文人之筆的詞要早幾十年。唐代，民間的詞大都是反映愛情相思之類的題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視為詩余小道。入宋之后，儒學復興，而新興的都市文化色彩極濃的曲子詞，卻放肆地表現男女情愛，沖破了傳統士大夫“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的信條。士大夫在政事之余也利用了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學樣式表達自己內心積壓的感情。但在競相作詞的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不能徹底拜托正統禮教、詩歌的規范，于是給詞安排了一個靠后的位置，在不妨礙詩文正統地位的前提下為詞找到一個存在的理由。于是也就有了“詩莊詞媚”的說法，在提到詞的時候，總要加一個小字，稱為小詞。無非是想表明，雖然文人也會作詞，但純屬小道游戲、娛樂性情而已。也正是這些士大夫的參與，用士大夫的審美和風雅去提高和改造艷體的小詞，使詞從民間的世俗文學提升為士大夫的雅文學。所以我們也就明白了，以晏殊為首的士大夫雖說也寫柔美的小詞，但在理念上還是排斥它，表現出不屑一顧的姿態，更不要說柳永這種都市市民味極濃的“俗詞”了，就是因為以晏殊為首的詞人認為柳永的作品背離了士大夫應有的思想規范。宋詞，尤其是北宋詞中不同流派的產生和它們之間的對立斗爭，就與當時新興的都市文化同以儒家為核心的正統士大夫意識兩者的沖突矛盾、消長起伏有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