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寫好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卻一直不敢公開發表。這些日子，我不斷搜集來自支教實踐者的文章，里面描寫了很多孩子的苦難，以及支教志愿者的付出、心血以及面對殘酷現實的無奈。在這些真實實踐面前，所有的邏輯分析都顯得蒼白無力。我擔心自己生硬冰冷的文字，會帶來對社會熱情的傷害，對實踐者的傷害。但沉疑多時之后仍感覺，一方直言總能針砭一方沉弊，也可能激勵勇敢者的前行。一家之言，當與不當，請讀者諸君論斷。
以下為正文。
談支教，其實就是在談公益。支教是公益的縮影，至少在今天的論題上是。
近些年在公益界有一場關于支教是與非的討論，正反雙方各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翻閱之后，我發現，雖然他們各自站在反對或者支持的陣營雙方，但他們在一點上卻分享著共同的觀點。
那就是，誰是支教實質意義上的最大受益者。
在反對方，《 叔叔、阿姨，我們不希望你們來支教》一文用孩子的口吻寫到：
“叔叔阿姨，在你們走后的日子里，聽說你們因為對我們的愛心獲得了學校的獎賞，你們的經歷豐富了你們的厚度，開拓了你們的視野和格局?！?/em>
“在這之后，我們開始有點反感，我開始明白你們所給與的遠不是我們想要的，你們的愛心破壞了我們心靈的安靜，你們的奉獻破壞了我們傳統的善良，這些，也許你們永遠無法察覺，畢竟，你們是旅游來的，你們是讓這塊熱熟著的黃土地見證你們的愛情而來的，你們是帶著愛心尋求自我心中的安靜而來的，你們是尋找呼吸西部貧瘠的空氣而來的……?！?/em>
在支持方，心平公益基金會秘書長伍松先生在采訪稿《回應被質疑的支教》一文中提到：
“在支教中……第一位的受益人是大學生。……我覺得這些所有的批評聲音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他們忘記了大學生其實并沒有完全完成成年這個過程，他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一個獨立的成年人，大學生仍然處在接受教育的一個階段……參與支教……讓大學生在這四年里能夠離開象牙塔，到最真實的一線去，他們的大學生涯會變得更加完整。
正反雙方，觀點相同——支教志愿者，做事的人，是實質上的最大的受益人。
那么，誰是應然上的最大的受益人呢？
如此一問，分歧出來了。
一部分人認為是支教志愿者。大學生還沒有完成教育過程，支教是幫助志愿者開闊眼界，了解社會，以及豐富個人體驗的方式。即使認為志愿者完成了教育，也還是有些項目希望支教可以把志愿者培養成未來的領袖。不管怎樣，人的完善沒有盡頭，如果你的關注點在志愿者，那么志愿者總歸是需要成長的。
另一部分人認為是學生和孩子。支教是教育的一種，而所有的教育，都是最終指向學生的。在支教關系中，志愿者是老師，孩子是學生，哪有教育是以老師為目標的道理？
我的立場呢？是后者。第一種看法，在我看來，不太合理，甚至有些危險。
我的理由有兩個。
首先，任何事業如果希望運轉順利，就必須滿足所有利益相關方的訴求。換句話說，如果要確定一個首要的服務對象，則這個定位必須得到所有相關方的認同。
志愿者是支教的目標服務對象，持有這種觀點，除了公益組織之外，恐怕其他相關方都難認同。我曾參加過一個志愿支教機構的開放理事會，會議上我發現，其實很多志愿者都很清楚，他們參加支教，目的是服務學生，參與的小學校長也這么認為，他私下里對我說，“如果支教是為了讓我以及學生們來服務志愿者，那是本末倒置了”。如果支教的最終目的是，動員農村地區的家長以及孩子，來為志愿者提供服務，幫助其成長，這種道理又怎么能讓校長、老師、家長以及孩子們接受呢？如果說支教是為志愿者服務，校長、老師、家長、孩子甚至志愿者能答應嗎？我相信，很少有志愿者機構，會這樣對校長、老師、家長和孩子描述自己。
其次，我們做項目，持有什么樣的目的，就會招募到什么樣的人。如果我們反復強調，支教可以開闊視野，豐富簡歷，那么我們能招募到的，就是那些以自我成長為目標的人。一旦后期在支教過程中碰到麻煩和困難，一旦當孩子的需要與自己開拓視野或者豐富實踐的目標相沖突，那個時候，志愿者就很難做出有利于孩子的選擇了。
現在有些組織，為了鼓勵年輕大學生參與支教，經常游說支教經歷有利于開闊眼界，甚至說對未來找工作會有幫助，這種功利主義的話語體系，招募到也常常是一些功利主義者。而我在很多支教志愿者的文章中讀到，他們相當不一部分是有情感、也是有擔當之心的，因此我覺得放棄這種引誘性的游說，并不會妨礙年輕人的熱情和投入。
支教應然的目標對象是孩子，這個道理并不深刻，也并不太懂，可在現實之中，志愿者組織或者公益組織為什么還經常模棱兩可，顛倒不清呢？
這可能和人的行為心理，尤其是和志愿者公益機構的行為心理關系甚大。以下是我的猜度，可能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如有不當之處，敬請諒解。
第一種心理是逃避難題。
要知道，如果支教定位是為志愿者提供幫助，而且尤其是開闊眼界這一說，只需要把他們送到農村即可，而如果說要給孩子提供幫助，那么支教組織就必須如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所評述的那樣，弄明白且必須遵守教育的規律，那些教電腦、講英語、講故事、講外面的見聞的方式，可能并不符合教育本身的要求。
絕大多數的支教，都面臨著時間短、志愿者不專業、不懂教育等難題，這些都是約束條件，使得支教為孩子帶來改變十分困難。給孩子帶去真正的價值，這就對支教機構以及志愿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人們普遍把支教當作一種簡單且易于參與的公益形式，不愿直面困難以及更高的挑戰。
第二種心理是逃避真正的問責。
目標越具體、越明確，越可衡量，則越容易判斷成功與否，也就越容易問責。如果我們把目標確定為：通過十年的時間，使得抗艾藥物價格下降90%。十年后，目標實現與否，立刻就能判斷。
避免被問責的最好方式就是制定非常模糊的目標，比如培養志愿者的領導力，培養世界公民，何謂領導力，何為世界公民，如何判斷呢？
再進一步，如果就是不明確自己的服務對象是誰，那么就更不好判斷成功與否了。你說，給志愿者的服務不好，我可以說你要去看看孩子，而如果你說孩子沒有太大變化，我又可以說你要看看志愿者。
第三種心理則是逃避掌控力不足。
支教的服務鏈條是這樣的，支教組織—>志愿者—>孩子。支教組織離志愿者更近一些，他們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志愿者相處，因此對志愿者的需求感覺更敏銳一些。而如果往服務鏈往下端再走一步，感知對孩子的需求，對支教組織的能力要求就更高了一籌。
這里面包含著對自我控制力的擔憂。如果把組織把目標人群定在志愿者，支教組織能感覺到自己可以對成果有所控制，而如果再往下推一環，則常常感覺無能無力，服務完志愿者，至于志愿者能把孩子服務怎么樣，效果如何，就只能想像，無法控制了。
既然沒有能力進行控制，還不如讓語言與行為保持一致，干脆說自己是為志愿者提供服務好了。
想一想這一切和公益行業的狀況是如此的相似。我們不是經常說，做公益收獲最大不是別人，而正是我們自己嗎？如果這是謙詞，倒也罷了，而如果這是事實，那不就是公益最大的悲哀嗎？我們不是經常說，我們應該促進中國公益組織的發展，公益組織發展了，社會自然就發展了。
真是這樣嗎？
這難道不是公益慈善效果不明的首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