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如
袁可如說，她理想中的藝術家也應該像詩人一樣，有種詩性在里面。這種‘詩性’并不意味著遠離煙火氣，相反如果能找到‘入世’的菁華，并且能用藝術的方式精準的表達出來，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生命中的詩意時刻往往是猝然的。在生活中迎面撞上的詩意，往往是一個人最暢快的時刻，也描繪出她內心深處既柔軟又倔強的底色。
可如至今還記得自己朋友寫的一句話：‘貧窮是一種真正的性感，杜拉斯深諳此道。上流社會公子看起來怎及越南雨季里赤腳的小哥哥’...這詩意可能來自某種反差，特別是在九零后影像藝術家袁可如看來，金錢至上的功利時代，人性愈加顯得趨同合一，能‘詩意’的看待世界和有態度對待自己的人，像一股清流，是袁可如一直找尋的，也是她最為看重的。她愿意和這樣的人結交朋友。她稱她們是「有趣的人」。
袁可如說，她理想中的藝術家也應該像詩人一樣，有種詩性在里面。這種‘詩性’并不意味著遠離煙火氣，相反如果能找到‘入世’的菁華，并且能用藝術的方式精準的表達出來，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獅語畫廊展覽現場
見到袁可如的時候，是她的個展《旦夕異客》在上海獅語畫廊結束前的那一周，在那之前，我也只看過她除新作之外的另一部影像作品《月亮便士》。事實上，從2011年創作至今，袁可如已經有了12部影像作品，其中還包括一部85分鐘的實驗/魔幻長片《會飲俱樂部》。
《月亮便士》截幀，15'51",2016
「因為沒有看過你的全部作品，所以我對你的想法基本靠猜。」我說道。
「不一定要看全，我覺得猜很好，能保持一種神秘感。」可如笑著回答我，聲音很清脆，也很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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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年輕的多產藝術家，袁可如并不認為自己做了超過這個年齡階段應該做的事情，只是因為實踐的多，收獲的經驗自然也會多，在作品的表達上，可能呈現出與她年齡不太相吻合的‘成熟感’。可如喜歡在晚上思考，通常這個時候，也是她腦洞大開、產生寫作欲望的時候。因為平常有閱讀和觀看大量書籍、電影的習慣，每每觸及到她內心的時候，她會用碎片化的方式記錄和收集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她說自己比較早熟，會經常考慮脫離日常生活的一些問題。她愛讀詩，關于哲學的問題，總是會讓她想那種很「虛」的東西。
《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獅語畫廊展覽現場
新作《旦夕異客》是袁可如把這種思考付諸于具體人物的一種嘗試，它關乎哲學中自我的拷問：‘我是誰？從哪里來？往哪里去？’的終極命題。
作品虛擬了四個平行世界，講述四個發生在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科幻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分別代表著試驗者、管理員、幸存者和電子人。雖然他們身處在不同的宇宙空間，但同樣表現出被命運操縱下的掙扎與無奈。
「最初是想拍四個錄像，后來覺得可以做一個完整的項目，由四個屏組成，慢慢就變成了現在的作品。」可如向崇真藝客解釋說。
作品素材源于她之前寫的四個故事，雖然年代不同，但故事主旨的指向性卻非常相似。于是，袁可如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把四個故事編寫成一個腳本，重新在故事之間建立彼此的關聯。
《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獅語畫廊展覽現場
「雖然我不是作家，但是我喜歡寫作。我也故意把劇情進行了復雜化處理，就像《云圖》中的六個故事，故事之間有聯系，但都不是非常直接的顯示，只是有一絲很隱晦的線索來暗示它們之間的關系。」
因為要同時播放，又不能像《云圖》那樣，用電影的剪輯、插敘的方式推進故事的演進。可如選擇四個屏幕同時進行，意義就在于打破人物之間所謂前生或后世的時間線，而是讓整個故事在同一個空間維度上起承轉合。
和文本故事相比，影片呈現出來的內容做了比較多的調整和刪除，為了突出人物各自的困境，在影片編排中，可如只將故事重點提純和放大。「在拍攝的時候把故事中的前因后果去掉，只留下中間的狀態，文字在內容上也做了相應提取。」四個屏幕的敘事關系會隨著劇情的發展，在影片中語言部分中得以互為印證。
極光囚鳥The mockingbird under the lightning 攝影90x160cm 數碼相紙輸出 2017《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首屏
蝴蝶商城 No.1 攝影 Lost in alpha city No.1數碼相紙輸出90x160cm 2017《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第二屏
瑪雅，瑪雅 Maya,maya 攝影 90x160cm 2017《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第三屏
天使與瑞思 Angel and Res 攝影 數碼相紙輸出 90x160cm 2017《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第四屏
「第二屏中的管理員想要逃離時曾經看過一張插畫，而這張插畫是第一屏的試驗者在監獄里畫的；第三屏的幸存者曾經出現在第一屏試驗者的夢中；第四屏的電子人‘鈦’正是被第二屏管理員操控的機器；第三屏的女孩，作為幸存者，也成為這個故事里的終結。其實整個故事是她父親寫的四本小說，而她其實是在小說的最后一本中。」在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四個故事逐漸匯成一個完整的小說循環，猶如一個烏比斯環，折射出一種宿命論和悲劇色彩。
作為創作者，可如坦言，四個角色中都或多或少的融入了自己的生理特征和身份焦慮，他們不分伯仲，共同構建著屬于她自己的人生邏輯。所以她都很愛。
蝴蝶商城 No.2 Lost in alpha city No.2 攝影 數碼相紙輸出 90x160cm 2017《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第二屏
《旦夕異客》，2017，四屏影像? 獅語畫廊展覽現場
影片中的試驗者患有無法睡眠的疾病，是在影射作者曾經患有嚴重的失眠癥狀；管理者因為受到諸多的限制困在阿爾法城（這里借用了戈達爾的‘阿爾法城’）而無法逃離，暗示著作為女性影像藝術家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來自社會和家庭的身份限制；幸存者在自白中隱晦的包含了對‘父親’的情感。因為可如在單親家庭長大，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同為藝術家的父親，給了可如很大的影響，也是她堅持藝術創作之路的動力所在；電子人更像是一種先知的存在，呈現出她內心敏感而細膩的特性。
可如將試驗者和管理者視為‘自我’的部分，那也是別人眼中的自己；將幸存者看為‘本我’，帶有一種先天性的使命感；將電子人象征為‘超我’，不斷把理念內化為‘自我’成長的部分。正如她選擇在作品中審視自己的焦慮一樣，可如并不介意在陌生人面前打開自己，她說，不管現在是不是真實的自己，她都要勇敢的面對，哪怕只是一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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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如
關于自我的認知，可如從小就很清楚，自己不應該是那種隨波逐流的人。「我從小就不太在乎別人說什么，也是最愛教育別人的人，我會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告訴大家，直到她們都被我說服。」身處魔都的紙醉金迷，時常會感受到焦慮，但她會提醒自己，越是在浮躁的環境中，就越要學會沉住氣。
「焦慮是這個時代帶給我的，而不是理想本身。」而作為藝術家，可如認為應該同時兼有「清醒」和「迷幻」的兩種特性。「清醒是你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迷幻是你個人生活的狀態，可能邊界不會太清晰，但一定要有趣。」
可如形容自己是「極端理性和極端感性的結合體」。
研究生期間，她舍棄了做兼職賺錢的機會，而是把時間全部用來看電影、整理資料、專心做學問。在可如眼里，研究生就是研究‘僧’，要像僧侶一樣專注。
《月亮便士》截幀，15'51",2016
「新浪潮、邪典電影、地下電影是我當時的研究方向，我做的還是比較全面的，看了很多的片子，有點走火入魔。」年輕的袁可如內心其實有著老派知識分子的情結，她有自己清晰的文化使命。「我對這個時代的理解就是，真的很少有人再去做學問了，雖然我是一個新時代的人，但我覺得做學問依然很重要。」
這或許也是一種強迫癥，對于真正喜歡的事物，人們總會本能的想要「刨根問底」。
「我的成績好，并不是說我是一個死讀書的人，而是會讀書，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很簡單的把這條線索理出來。我覺得這也是我擅長的事情，既然我可以做，為什么不去做呢？」
微信剛出來的時候，可如還做了一個跟藝術和電影有關的公眾號，把自己對電影藝術的研究和理解與大家分享。每天更新，三個月的時間就已經有了幾萬的閱讀量。后來因為要拍長片，就沒有精力再去自己寫。現在想來會有些后悔，如果能繼續堅持，會是一個讓大家了解藝術電影很好的平臺和入口。
攝影作品：阿斯匹林I need an aspirin, Photograph, 40x70 cm , 2017
而反觀自己的早期創作，可如也給出了很理性的結論。
「之前做的行為和觀念性的錄像雖然也很好，但還是相對稚嫩的表達，就是我可能直接受到了大師作品的影響。但是我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你要知道就是所謂的大師，他們的風格、流派、文化的源頭又是從何而來的。」
袁可如刨的根是奔著影像的源頭去的，也就是她追尋的「電影的本質」。她認為的電影和藝術應該是一個整體，并且兩者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包括現在好萊塢很多的拍攝手法都是從藝術家的影片里學習來的，藝術家的作品創作中也會受到電影的影響。區分不同的只不過是工業和圈子的問題。」
‘要有趣’是可如在訪談中不斷強調的特質。何為‘有趣’？藝術家表現出「很職業」的狀態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對一個‘有趣’的藝術家來說，看世界的眼光不可以太正常。或許這是可如對‘有趣’給出的最感性的回答。
《翎音》截幀，20分鐘，2013
「我不能算是一個‘正常’或‘規矩’的學生。」本科畢業創作的那段時間，可如結交了一群修行的年輕女孩。她們不是科班出身，但卻非常熱愛藝術，和她們在一起，讓可如覺得「很有趣」。畢業作品《翎音》也由此而來。
「和她們一起玩覺得非常意思，就決定拍她們。我當時只是作為一個記錄者，抓拍她們的真實狀態。」可如帶她們去了杭州臨安。那是一片森林，半年在水中，半年在水上。水氣重，很江南，也很迷幻。
《翎音》截幀，20分鐘，2013
「我問她們，想用什么樣的道具，其中一個女孩就對我說，她想和一個梯子做愛，我就給她一個梯子，她背著梯子跑來跑去，還給梯子各種貼符…還有一個女生，赤裸著，拿著一塊布…」可如回憶道。
女孩們不吝彰顯各自的性情，這份自然的真實感在可如看來是難能可貴的。她故意選擇不聚焦的方式記錄，用一種看似不真實的視角觀察，讓整個片子充滿了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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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楊福東工作室，可如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拍電影，想要講故事。「我覺得我是可以寫故事的，這也是為什么我要嘗試做敘事的作品。」但她知道敘事本身不是她追求的終極目標，卻是她必須要走的一個過程。
「比如一個畫抽象畫的大師，不是小時候開始畫抽象的，而是經過了非常專業的具象繪畫訓練之后再回到抽象。為了真正能夠達到自己的‘抽象’，做完敘事之后，再回到我所謂的更觀念性、更簡潔的、更行為化的東西，我覺得才會更有力量。」
可如希望未來能寫一部完整的劇本，拍一部能夠上映的電影，她說那是每一個影像人都會有的情結。
《會飲俱樂部》海報，85分鐘，2014
為了最大限度累積創作經驗和不斷靠近藝術電影的頂端，可如用極強的行動力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電影長片《會飲俱樂部》。那是她對‘邪典電影’文化的致敬。看過的人都認為那是‘邪典版’的袁可如。
電影里的故事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只是她在影片呈現上將情節作了戲劇化的處理和放大，所以帶給觀者直觀的感受是強烈而夸張的視覺暴力。
《會飲俱樂部》截幀，85分鐘，2015
《會飲俱樂部》截幀，85分鐘，2015
「片子中女孩們的狀態其實是非常邊緣化，非常極端的，但其實我并沒有那么極端。也是因為自己沒有那么極端，所以想把這些人物塑造的很極端。」
在有限的拍攝條件下，還要往‘邪典’文化靠攏，可如說，那是一次非常辛苦的拍攝經歷。
「因為當時很迷戀這種視覺的東西，而且也能夠體現出自己的天賦。在場景搭建上，都是用布料拼起來的視覺效果，完全要依靠想象力和腦洞。很多人看了布景后，都感覺像是一個個行為藝術現場。（笑）」
長片匯集了可如彼時對‘邪典電影’文化的所有想象，充滿了她內心對藝術表達的原始靈光。所以即便設備和演員都不足夠好，她還是會義無反顧，不吐不快。
「片子拍完了，我覺得我已經完成了自己內心的那個狀態，這一頁也就翻過去了。也是因為拍了長篇之后才有了現在的拍攝經驗和控制，只有做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別人對我提的意見我都會記在心里，然后下一個片子就會修正和進步。」
可如遵從自我內心的表達，所以她不會因為時代流行什么而去做什么，寄望于自己，將對人性的探索一直延續下去。「我的每件作品基本上都是拍人的，我有可能是把人當物來拍。」
國美（中國美術學院）建校八十五周年的時候，讀研一的袁可如曾用紀錄片的方式拍攝了一批在藝術上有所建樹的藝術家。這讓她不由的想到，如果父親還健在，那他又會呈現出一番怎樣的人生景象。
真正意義上理解父親作為藝術家的存在，是可如讀大二進入國美南山校區的時候，那是她父親曾經待過的地方。常常聽母親談起父輩一代的人，已然成為當下中國藝術界的翹楚。那一年，可如創作了作品《木蘭辭》。
《木蘭辭》截幀，2分41秒，2011
嘻哈男孩用hip-hop的方式唱著‘木蘭辭’， 看起來充滿著反抗精神和暴力情緒，但整個人卻被困在透明膠帶包裹下的公交車站里，既不能前行，又無路可退。「當我讀這首詩的時候，心境和木蘭很像，就是要替父從軍。」
父親過早離世留給可如內心的疤痕或許早已隨時間的推移消退，但印記卻依然存在。
「他是一座豐碑，就是這種形象。如果說有痛的話，是對這個人物本身的一種痛。是一種具有時代性的悲劇感，沒有像同代藝術家那樣成功，或者留下來一些藝術印記。」
‘木蘭辭’中有糾結和徘徊，但可如還是會堅定的走上和父親一樣的藝術道路。她將父親作為藝術家的理想和期待，看成一種使命擔在自己的肩上。某個時刻，可如與父親之間或許能夠成就互為彼此的人生，而那個時刻，就是屬于他們兩代藝術人彼此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