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整個宏觀經濟學研究的其實是協調問題，協調的核心手段，就是貨幣。宏觀經濟學的關注點，就是整個社會是如何通過貨幣來達成合作和協調的。貨幣是一種自發秩序。貨幣的作用：一，避免交易中雙重偶然性的要求；二，降低質量檢驗成本；三，增加市場交易量。

104.商業銀行創造貨幣。劣幣驅逐良幣定律：一旦一個社會確定了以某種商品作為貨幣，這種商品在流通中的質量就會發生變化，質量不高的貨幣會把質量較高的貨幣驅逐出流通領域。只要人們相信他有用，他就有用，劣幣就是有效的貨幣。“法定準備金”。商業銀行創造貨幣原理：沒增減1元基礎貨幣，商業銀行系統就能創造出超過1元的活期存款。它創造貨幣的能力和法定準備金率成反比.“流動性困難”：銀行固有機制催生流動性風險，商業銀行無法滿足所有儲戶提現要求。“資不抵債的困難”：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商業銀行遇到的兩類困難，一類是整個銀行系統本身所固有的“流動性困難”，如果有了擠兌的傳言，大家要攜手來幫助人、它，或者尋找強有力的支撐，才能挽救整個銀行系統；由于經營不善而面臨倒閉的“資不抵債的困難”，就讓他接受市場的懲罰。

105.通貨膨脹是指物價的持續增長。“物價”指的是一般的物價總水平，是持續的增長，不是暫時的增長。惡性通貨膨脹指的是每個月的通貨膨脹率超過了50%的情況。貨幣數量論：貨幣流通量乘以貨幣流通的速度，等于一個社會里貨幣的總量乘以平均物價。mv=py。一個社會的平均物價跟這個社會的貨物總量成反比，貨物總量越大，產生通貨膨脹的機會就越小。而社會平均物價和貨幣流通量成正比，貨幣流通量越大，產生通貨膨脹的機會也越大。同時他和貨幣的流通速度成正比，貨幣流通的速度越快，通貨膨脹的機會也越大。

106.現實生活中新增的貨幣，總是通過某個出口逐漸流向社會的，流動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貨幣對整個經濟生活的影響是不均勻的。這種貨幣要經過一段時間才逐漸在整個社會里均攤的現象稱為坎蒂隆效應。通貨膨脹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在經濟生活當中，每個個體很難分辨物價的上漲究竟是相對價格的變化還是物價整體水平的變化。通貨膨脹具有轉移社會財富的效果，財富主要以錢的形式保存的人會受損，以物的形式保存的人會相對得益，靠固定收入過日子的人會受損，靠不斷出售他們的資產兌現現金的人會得益。有些人會提前作出反應，但通貨膨脹并不是這些人造成的。通貨膨脹過程中，私人和政府之間也會產生財富的轉移，政府多印鈔票，購買力增加，民眾購買力下降，實際上是政府向民眾征收的無形的稅。也會使納稅人因為被迫上檔而多交稅。政府也向持有債券的人征了稅。

107.通貨膨脹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認識是需要時間的，會被迷惑，做出錯誤的決定，如企業擴張，就業率增加，收入增加，消費增加。如果人們對通貨膨脹預測的能力在提高，那么通過制造通貨膨脹來減少失業的努力就會失效，甚至出現“滯漲”：既存在通貨膨脹，又存在經濟停滯的現象。

108.奧地利學派關于經濟周期的基本觀點：貨幣不是中性的，對人的行為會產生引導作用；資本是異質的不是同質的，錯誤的投資決策一旦做出，就要付出代價；各種社會機構和安排是人們共同行為自然形成的結果，不是計劃的結果。他們認為，經濟周期的起源是政府過度發鈔。他們建議，一要回到金本位，二要實施自由發鈔制度。

109.凱恩斯主義學派認為，社會的總需求下降，總消費下降，對就業，產量和價格這三者的影響不是對等的，價格的調整總是遲鈍和緩慢的，受到沖擊的是就業和產量，這就是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他們認為，應該加大政府的開支。政府應該逆經濟周期而行，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手段。

110.貨幣主義學派的見解：一，通貨膨脹是因為貨幣超發；二，貨幣在短期內不是中性的，對人的行為和決策有引導作用，影響經濟結構，貨幣具有長期中性，長期而言，政府通過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的努力是無效的；三，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垂直的，濫發鈔票會引發滯漲；四，人們的消費水平是根據他們的永久收入而定的，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不會奏效。理性預期學派：人們在解讀政府經濟政策時也是有預期的，政府管的越多，經濟波動越大，政策會被人們的預期抵消。

111.真是經濟周期理論：沖擊無處不在，經濟周期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政府連管都不應該去管。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庫存積壓，是合理現象，對時局進行判斷再采取行動，才是合理的。有些失業現象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過去的錯誤的商業決策也是經濟衰退的成因，因此額外的干預不會解決問題，只會產生新的問題。

112.宏觀經濟學家為什么會彼此不同意。動物精神；那些莫名巧妙的原因，難以名狀，難以刻畫，難以衡量的不確定性。

113.選舉未必反映大多數人的意愿，選舉由中間派說了算。簡單地說，如果用市場的方法來解決公共選擇的問題，那么公共選擇就會落在大家都愿意出的那個價格的平均數上。在投票的情況下，公共選擇的結果相當于中位數，由中位數決定；而在市場里公共選擇的結果則由平均數的位置決定。在任何一個選舉中，不管那些參選人的政治理想原來是怎樣的，只要他們想獲得勝利，在競選中存活下來，就必須選擇那些能夠討好中間選民的政綱，這就是中位數投票人原理。要獲得最大多數的支持，參選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數者的偏好。

114.阿羅不可能定律，是指人們在有多種不同選擇的情況下，選舉不一定能夠反映出大多數人的意愿，選擇的結果是循環的，不同的角度決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大多數人的意愿這一說。現實生活中，會議召集人或議程設計者才是最重要的角色，投票結果在他選擇投票方案時就已經被決定了。用鈔票來投票，不僅能反映出選民對不同選項之間的排列順序，還能反映出他們對不同選項偏好的輕和重，因為價格能反映出量的不同。

115.民主為何會產生不良經濟政策，傳統公共選擇學派提出了兩個理由：選民是無知的，選舉的機制有問題，天然容易被利益團體操縱。威特曼的反駁：黨外的監督可以幫助選民做出正確的政治決定，而眾多利益團體互相抗衡，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機制。他認為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經濟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卡普蘭的“理性胡鬧”理論認為，普通人對一系列常見的經濟問題，都存在著大量的偏見：排外偏見，貿易保護主義；職位偏見，把就業機會留在本地；反市場偏見，歡迎價格管制；悲觀偏見，總覺得今天不如昨天。成為中間選民的概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參選人贏得大選的概率，概率越接近，成為中間選民的機會就越大；第二個因素是選民的人數，在現實的民主選舉中，任何一個人去投票而剛好成為中間投票人，從而扭轉選舉結果的概率，幾乎是零，沒有人可以通過參加投票來改變選舉結果。市場決策和民主決策這兩種公共決策機制，一種是數鈔票，認錢多少，一種是數選票，認人多寡。在做政治選擇時，每位選民都不需要像在市場里那樣，為自己的選擇負上財務責任，就會不惜代價的縱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好。是否需要為自己的主張負直接責任，是市場決策和民主決策的根本區別。因此，在政治領域，人們會理性地選擇不理性，這就是“理性胡鬧”，會產生巨大的外部負效應。

116.關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雷克特定律。通過計算社會總效用的辦法來支持或者反對任何一種公共政策，都是缺乏合理依據的。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不是窮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而付出的代價往往是這個社會中最窮的人和最富的人。最窮的人他們的知識時間精力致使他們對社會問題的參與很不夠，沒有意識沒有能力沒有資源替自己說話；而最有錢的人不屑于替自己說話，不在乎多交稅收。而處于中等收入的階層，他們有很大的積極性，有很強的動機和能力，通過選舉為自己說話，為自己辦事。結果是社會上最富和最窮的人，共同補貼了中產階級。

117.脫貧致富之路知易行難，讓窮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是最重要的，制度設計上的一點差別，結果就會有很大差異。國家差距是因為，有些國家采取了包容性的政策，有些國家采取了汲取性的政策。包容性政策就是能夠惠及所有人，在社會中保持公平公正，使得發展能夠持續，所有人都能和睦相處，發展自我的政策；汲取性政策就是通過壟斷，專賣，市場控制等方法，把社會上的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經濟政策。但這兩個概念太空泛了，反例很多，例如洛克菲勒和比爾蓋茨的壟斷，對科技進步和物質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

118.中國做對了四件事情：一，給重要的資產確權，給土地界定產權，對人力資本進行保護。二，引入市場競爭，從認人的制度變為認錢的制度，按出價高低來競爭，會使無謂的損失和競爭成本降到最低，是最有效的。三，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充分利用企業家優勢，同時發揮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四，加入世貿組織，讓中國直接參與了國際化的大合作，開放國門迎接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