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來想去還是拿電影的名字作為題目來的明白。圣誕——象征著宗教，理性，正義；玫瑰——意味著人情，非理性，沖動。當這二者交織在一塊時，總能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美麗”。

《圣誕玫瑰》是楊采妮“演而優則導”的處女作，跟徐錚和趙薇的小心翼翼相比，個人覺得楊采妮不愧是見過大陣仗的，出手就不一樣，更何況有徐克壓陣，那么多明星頂起，拿出手的東西總不像某些寫書改行的那么“不像話”。當然了，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泰囧》和《致青春》憑借很好的宣傳及不錯的題材贏得票房，不過《圣誕玫瑰》卻更靠內容打動我。這是一部看完之后會讓人產生很多想法的電影。

電影頗有TVB法庭戲的風格，不過，鬼才徐克的監制也不是白干的，細節讓真相一點點的浮出水面，可到后來，我們不禁又懷疑，什么是真相？最后，又似乎覺得，真相已經不重要了。

故事圍繞著桂綸鎂飾演的少女狀告其醫生在為其檢查身體是涉嫌性侵展開，中間由于原告下半身癱瘓，與被告感情糾葛，原告生活經歷甚至幼年時被繼父性侵的經歷等諸多環節而使真相撲朔迷離。剛開始，我們不由自主的因為原告的女性、殘疾、可憐甚至于美麗的身份標簽而傾向于她，這也是剛開始劇中所有人的觀點。導演似乎還嫌火候不夠，為被告安排了一個唯利是圖的律師（還提到他是大陸來的富二代，莫非現在富二代成了貶義詞？），而撿方律師（郭富城）則堅持正義，甚至剛剛因為正義而選擇離開一家事務所。這種對弱者的同情一直延續到最后，甚至于當原告相當于承認自己誣告時，導演因為“同情弱者”，而不顧現實生活中的法庭秩序，竟讓被告大聲在法庭上痛訴自己的“血淚史”。

以前選過一門法律文化的選修課，記得老師在課上給我們講法律的歷史時提到，法律最早來源于復仇。當社會進化到一定階段而不允許私自報復時，法律就取代了很久以前私人的復仇行為。當時我的疑問是，這跟我平時接觸到的價值觀有些不一樣，我一直認為的是法律的作用是保護弱者。后來我慢慢關心近年來一些國內外有名的案例，而且更偏重于喜歡琢磨一些有值得玩味或者說有疑問的案例。有趣的是，我發現就西方而言，我看到很多都是法律條款與真相之間在糾纏，而中國很多案例中，都是案件參與人的背景與事實真相之間的糾葛。比如我最后的結課論文就提到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我甚至還試圖做出假設，這個案情發生在當下的中國會產生何種效果。當然我當時的參考主要是“李剛他兒子撞人”的案件。

社會對弱者的同情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有時候，弱者，并不代表正義的一方。一個法律工作者需要的是將自己置身事外，僅憑證據去窺探事實的真相。而一個普通人在面對弱者，正義，真相這些對象時，我們能不能在保護弱者這一第一反應之后稍微理智的思考一下呢？比如最近很火的城管打人事件，每當有這類事件一出現，公眾輿論毫不例外的一邊倒，而當這類事件出現的次數多了的時候，這些事件就僅僅變成了佐證“惡勢力城管欺負手無寸鐵的弱者小攤販”的一個個典型案例。當然我們也不妨提提李某某涉嫌“輪奸”的案子，在案件剛剛發生時，我們就毫不猶豫的給李某某扣上了一頂“有罪”的帽子，然后這似乎就成了鐵案，無論被告律師提出什么樣的觀點都會被大家嘲弄從而作為“位高權重者欺負弱者”的又一典型案例。更奇怪的是，我們往往還認為自己代表的是正義，保護弱者，天經地義。

有一句話說：“不要替上帝做判斷。”我覺得，正義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物，當我們主觀的給自己戴上正義的眼睛時，真相，或許可能藏在眼睛架上。同情弱者不該成為借口。弱者應該同情，而正義與真相同樣重要，而如果一定要二者選其一的話，我會選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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