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澤東46歲。
1939年1月17日，毛澤東復信時任陜北公學教授、中國問題教研室主任何干之。信中說：
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同志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于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采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
毛澤東在信里提到陳伯達，是因為陳在研究中國古代史。
2月1日，關于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毛澤東致信陳伯達。信中說：“《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毛澤東的意見，主要有：
事物的“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于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
“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
關于中庸問題，“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 ‘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斗爭，反對過與不及。”
曾經的文藝青年
陳伯達（1904年7月29日-1989年9月20日），原名陳建相，字仲順，福建省泉州市惠安縣人。
15歲那年，陳伯達考入華僑富商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集美師范學校（現為集美大學師范學院）。在集美師范學校讀了兩年半后，17歲的陳伯達回到惠安老家當上小學教員，一年后到廈門小學任教。
1925年春，陳伯達回到廈門。他曾經非常崇拜文學家郭沫若，開始學習寫小說。就在這年初春，還是文壇上無名小卒的陳伯達在當時頗負盛名的《現代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寒天》。這篇《寒天》竟然緊挨在鼎鼎大名的紅學家俞平伯的文章旁邊。寫這篇小說的時候，陳伯達剛滿20歲，不過以后他再也沒有創作過小說。
大革命失敗后入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伯達由廈門來到上海，向組織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跟隨王明、李立山、羅亦農、王荷波等人坐船撤向武漢。到了武漢，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出版科科長。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是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陳伯達接到黨組織的通知：派他赴蘇聯學習。陳伯達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被分配在一年級二班。
1930年底，26歲的陳伯達回國。1931年春，陳伯達來到上海，接上組織關系。在上海，陳伯達見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班同學王明，還有校長米夫。
陳伯達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順直(即河北)省委宣傳部工作，任務是負責出版、編輯一個刊物——《北方紅旗》。
被捕服刑，出獄后參與組織一二九運動
1931年4月8日，陳伯達由上海坐船抵達天津。這一天，中共順直省委機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大破壞，化名王通的陳伯達，與省委組織部長陳原道、省委書記許蘭芝以及劉寧一、劉亞雄(女)等，計15人一同陷入特務的魔掌。由于省委書記許蘭芝的叛變，特務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陳伯達與陳原道等人，從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陳伯達被判處兩年半徒刑，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陳伯達出獄。1933年初，黨組織派他赴張家口到吉鴻昌部隊工作。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次日，陳伯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趕到北平，與李葆華、柯慶施等一道領導當時北平全市學生的總罷課，并負責執筆起草北平學生運動的宣傳大綱。
1936年春，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改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部長、林楓任秘書長。自此，32歲的陳伯達因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而在黨內開始有了一定地位。
來到延安
陳伯達到延安時，正值陜北公學剛開始創辦，需要教員。陳伯達曾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組織便安排他到陜北公學當教員。后又被調往中央黨校當教員。
1938年5月5日，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這是中共中央培養理論干部的院校，院長是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兼任。張聞天跟陳伯達很熟，當即把陳伯達調到馬列學院當教員。
陳伯達在馬列學院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也教歷史和哲學。有一次開會，毛澤東來了。張聞天當眾向毛澤東介紹陳伯達，但當時，毛澤東并未注意到陳伯達。后來陳伯達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被任命為出版科科長。
引起毛澤東注意
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那是一次有毛澤東參加的理論座談會，討論孫中山的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
雙方激烈爭吵。陳伯達運用對立統一的方法加以闡述，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陳伯達發言完畢，毛澤東很高興地說：“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會后，毛澤東把陳伯達留下來，問了一些關于他的情況。
當天傍晚，毛澤東派人通知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原來毛澤東宴請一位美國記者。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
閑談中，毛澤東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先秦諸子課，而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饒有興趣。這便有了共同話題。
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為這個團體的領頭人，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請求毛指正。毛澤東細致地讀完后，親筆給陳伯達復了上述的一封信。
陳伯達所擅長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正是毛澤東當時思索的熱點。陳伯達見毛澤東對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澤東呈送上他所寫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兩篇文稿。毛澤東讀后，興致很濃，于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詳細地寫了七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主要有：
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伯達的指出是對的；但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論來說則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理論就沒有正確實踐’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又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與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
二、關于中庸問題，“伯達的解釋是對的，但是不足的。‘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孔子的中庸觀念，包含著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的思想。“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三、關于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后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范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陳伯達收信后，當即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
2月22日，毛澤東又寫一封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伯達同志的文章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伯達同志考慮……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補充了三點意見。
由此，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
1939年3月4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此次會議后，陳伯達被調到毛澤東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