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后就篤定地堅持。”
在大動蕩、大離亂中,錢穆在一片對中國歷史的撻伐聲中保持了自我,他說對本國歷史要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西南聯大堅守著知識分子的本分,寫下了《先秦諸子系年》《朱子新學案》《國史大綱》等令后人敬仰的杰作。
而當他站在一九四九年的香港街頭,看見滿街露宿、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他是錢穆,字賓四,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
從前有一故事說,仙人呂洞賓,能點鐵成金,他遇到一乞丐,把一塊泥土用手指一點成了金,給那乞丐,但乞丐不要那金,卻要呂洞賓那手指。我們去學習,學習的只在知識和技能上,那些知能,縱有價值,也僅像一塊塊黃金。什么是能點鐵成金的那手指呢?我們當知,我們之自身,我們自己所修養鍛練出的品格,才是那點鐵成金的手指呀!
一個宗教徒,他懂得向往天堂和上帝;你且問他天堂的情況,上帝的高矮肥瘦究怎樣?他自然不知道——但他總有了這一番向往。我們要有人生理想,這也并非有具體內容可說;只要有此一向往,有此一想象,就是了。倘若一個人真能具有了如此的向往和想象,他的氣象自會不同,他的格調也自會不同;接著第二步他的待人接物的態度也會因此而不同了。
我們常說中國文化,那中國文化的最要處在哪里?我想:中國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處乃在其能著重學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異地上進。這種向上和前進,乃是人格的表現,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現。由外面看來,像是平平常常的,并沒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鮮明界線之存在;但在其內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進,實不平常的。信上帝,進天堂是死后事;但是,講到孔子的道德,中國文化之所重,則全在我們未死之前這一生,全在當下平常日用間。“學無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們內心境界上,有一個天天上達﹑欲罷不能之境;這始是中國文化中獨有的學問和獨有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是要表露給人家看:所以說:“古之學者為己”,又說:“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曾說,他“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內心境界,真是天天在進步。又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當知:簞食﹑瓢飲﹑陋巷,在外面的人盡可見,看來好像總如此;但講到里面,顏子的內心方面,則天天在進步,所以他覺得是可樂。
孔子亦說:“我見其進,未見其止。”淺言之,如我們畢業后,去當一小學教師,每月得薪五千元,如此一年復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學教師,老得月薪五千,這也無所謂:但論做人,便不能老如此無長進。我們要能活在一個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斷有上進,從童雅到白發,那只是身體物質上變化。這種變化,一切禽獸生物都有,卻不是上進。我們做人,從幼到老,也不是上進﹔上進則在精神上。孔子所講的道理,即中國文化之最獨特﹑最有價值處,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內心應能天天有進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與境界。諸位若知道這一點,人生樂趣與人生大道都在此;并可由此知道中國文化之高深獨特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