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31?習得性抑郁

Seligman, M.E.P.，& Maier, S.F.（1967）. 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74.1-9?

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就會期望你的行為產生特定的結果。你的預期既會使你的行為朝著令人滿意的結果邁進，又會盡量避免令人失望的結果。換句話說，你的行為至少部分由一種信念所決定，即你相信自己的行為會產生某種后果，而這種后果與行為有對應關系。

讓我們設想一下，假如你不喜歡現在的工作，于是你開始著手準備換個工作。你與周圍的熟人聯系，翻閱你感興趣的招聘廣告，為獲取新的技能參加業余培訓，等等。所有這些行為都由你的信念所引發，即你的努力最終會給你帶來好工作和幸福的生活。人際關系也是如此。如果你正處于一種不良的人際關系中，這種人際關系帶有侮辱性或使你不愉快，你將希望采取必要的行動改變它或終止它，因為你期望成功地建立一種令人滿意的人際關系。

所有這些都與能力和控制力有關。許多人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并能控制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至少在有些時候是這樣，因為他們在過去曾對某些情況進行過控制并取得了成功。他們相信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達到目標。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缺乏能力和控制力，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無助和絕望了。如果你感到自己被一份不滿意的工作所困擾，卻又找不到另一份工作，或不能學習新技術來提高自己的職業水平，那么你將不太可能為改變工作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如果你太依賴某人，而你與他的關系已經破裂，又覺得無力去修復或結束它，那么你便只能無奈地處于這種關系中并忍受煎熬。

能力與控制的知覺對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參見研究20中蘭格和羅丁關于養老院中老年人自制力的研究討論）。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有使生活發生改變的能力和控制力，在你身上發生的事情與你的行為無關，你將有何感受？你可能將感到無助和無望，并且放棄一切嘗試。換句話說，你將變得抑郁。

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是非常著名和有影響力的行為心理學家。他認為，我們對能力和控制的知覺是從經驗中習得的。他相信，當一個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失敗后，他（或她）將停止這種嘗試。如果這種情形出現得太過頻繁，這個人就會把這種控制缺失的知覺泛化到所有的情景中，甚至泛化到實際上能控制的情況下。于是，他（或她）開始感到自己像一顆“命運的棋子”（pawn of fate）任人擺布，無助而抑郁，塞里格曼把這種抑郁的產生原因稱為“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塞里格曼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以狗為被試，通過一系列現在被視為經典的實驗，發展了他的理論。我們下面將要討論的這項研究由馬丁·塞里格曼與史蒂文·梅爾（Steven Maier）共同完成，它被認為是對其理論有決定性作用的最早論據。

理論假設

塞里格曼從一項有關學習的早期實驗中獲悉，狗在受到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逃脫的電擊一段時間后，即便逃離的機會唾手可得，也學不會逃走。你想一想，這在一個行為主義者看來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在實驗室中，對狗的懲罰是電擊，但這種電擊不會對其構成傷害。然后。把放在一個“梭箱”（shuttle box）里，那是一個大箱子，由一塊隔板分割為兩部分。在箱子一邊的地板上通電。狗感到箱子的一邊有電流時，便只需越過隔板，跳到箱子的另一邊即可避開電擊。通常，狗和其他動物都能很快學會這種逃脫行為（不難看出其中的原因）。事實上，如果有一個信號（如一個閃光燈或一個蜂鳴器）警告狗電流即將來臨。狗將學會在電擊前跳過隔板而完全避開它。然而，在塞里格曼的實驗中，在梭箱里的狗在經歷無法逃脫的電擊后，它們就學不會這種“逃脫——回避”（escape-avoidance）的行為了。

塞里格曼的理論認為，動物在學習控制不愉快刺激的過程中存在著某些因素，這些因素決定了它們后來的學習。換句話說。這些狗在先前的電擊經歷中已經懂得自己的行為不能改變電擊結果。因此，當它們處于新的環境中時，即便它們有能力逃脫——做出控制行為——它們也會放棄。它們已習得了無助感。

為了檢驗該理論，塞里格曼和梅爾計劃研究可控電擊與不可控電擊如何對后來學習回避電擊產生影響。

方法

該研究是本書中幾個用動物作被試的經典研究之一。而該研究所引起的關于動物研究的倫理問題，可能比其他幾項研究都要多。為了檢驗一種心理學理論，就要讓狗忍受令其痛苦的電擊（雖然沒有身體上的傷害）。這種做法在倫理上是否恰當，是每個研究者和心理學學習者必須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將在討論塞里格曼的研究結果后再進行論述）。

實驗的被試是24只“雜交犬，它們肩高15-19英寸，體重25-29英磅”（P.2）。它們被分為3組，每組8只。一組是“可逃脫組”，另一組是“不可逃脫組”，第三組是“無束縛的控制組”。

可逃脫組的狗和不可逃脫組的狗均被單獨安置并套上狗套，這種套子與巴甫洛夫設計的實驗裝置相似（參見研究9中對巴甫洛夫實驗方法的論述）；雖然狗受到約束，但并不是完全不能移動。在狗頭部的兩邊各有一個鞍墊（panel），以保持頭部面朝正前方。狗可移動頭部，以擠壓兩邊的鞍墊。可逃脫組的狗受到電擊后，它可以通過擠壓頭部兩邊的鞍墊終止電擊。不可逃脫組的狗與可逃脫組的狗一一配對（這是一種稱為“匹配”的實驗程序），然后在同一時間給每一對狗施加完全相同的電擊，但不可逃脫組的狗不能控制電擊。無論這些狗做什么，電擊都將持續，直到可逃脫組的狗擠壓鞍墊終止電擊為止。這樣就能確保兩組狗接受電擊的時間和強度完全相同，其唯一不同的是一組狗有能力終止電擊，而另一組卻不能。8只控制組的狗在實驗的這一階段不接受任何電擊。

可逃脫組的狗和不可逃脫組的狗在90秒的時間里均接受了64次電擊。可逃脫組的狗很快學會了擠壓旁邊的鞍墊來終止電擊（既為它們自己，又為不可逃脫組）。

24小時以后，所有的狗被放入前面所述的梭箱中，箱子兩邊都安裝有燈，當箱子一邊的燈光熄滅時，電流將在10秒種后通過箱子的底部。如果狗在10秒內跳過隔板，它就能完全避免電擊。如果不這樣做，它將持續遭受電擊，直到它跳過隔板，或直到60秒鐘電擊結束。每只狗在此梭箱中進行10次試驗。

研究者根據以下指標對學習程度進行了測量：（a）從燈光熄滅到狗跳過隔板平均需要多長時間；（b）完全沒有學會逃脫電擊的狗在每組中所占的比率。另外，7天后不可逃脫組的狗在梭箱中再次接受10次額外測試，以評價該實驗處理的持續效果。

結果

在64次電擊的過程中，可逃脫組的狗用于擠壓鞍墊并停止電擊的時間迅速縮短；而不可逃脫組的擠壓鞍墊行為在30次嘗試后便完全停止。

圖8-1表示了在梭箱中進行的全部實驗中，三組狗逃脫所用的平均時間。記住，這個時間是指燈光熄滅到狗跳過隔板之間的時間。可以看出，不可逃脫組的狗與其他兩組間的狗存在顯著差異；但可逃脫組的狗與控制組的狗之間的差異無顯著性。圖8-2表示10次嘗試中至少9次不能跳過隔板并避免電擊的狗在每組中所占的比率。可逃脫組的狗與不可逃脫組的狗之間也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不可逃脫組中有6只狗在9次甚至全部l0次實驗中完全失敗。7天后，這6只狗被放入梭箱中再次進行測試；結果，6只狗中的5只沒能在任何一次試驗中逃脫電擊。

討論

因為可逃脫組的狗與不可逃脫組的狗之間唯一的不同是：狗能否主動終止電擊。因此，塞里格曼和梅爾得出結論認為，一定是這種控制因素導致了兩組狗在梭箱中學習逃脫電擊時表現出明顯不同。換句話說，可逃脫組的狗在梭箱中能正常學會新技能的原因是，它們在前一階段已習得自己的行為與電擊終止之間存在相關。因此，它們能主動地跳過隔板并逃脫電擊。而不可逃脫組的狗在前一階段的行為與電擊的終止毫無干系。因此，在梭箱中它們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能終止電擊，故不會主動嘗試逃脫。正如塞里格曼和梅爾所預言的，它們習得了無助感。

偶然地，不可逃脫組的一只狗在梭箱中做了一次成功的逃脫。然而，在下一次試驗中，它又恢復到無助狀態。賽里格曼和梅爾對此的解釋是即便是在一次成功的經歷之后，前一階段的無效行為依舊阻止它們在新的情境（梭箱）中形成終止電擊的新行為方式（跳過隔板）。

塞里格曼和梅爾在后能的實驗中報告了另一些有趣的發現。在第二項研究中，首先將狗放置在可逃脫的情境下，在此情境下，狗可擠壓鞍墊以終止電擊，然后將其轉移到不可逃脫的條件下，最后將狗放入梭箱中接受10次實驗。處于不可逃脫條件下時，狗不斷嘗試擠壓鞍墊，并沒有像在第一項研究中的狗那么快地放棄了嘗試。而且，它們在梭箱中都成功地學會了逃脫和同避電擊。這表明，一旦動物習得了有效的行為，隨后的失敗經歷不足以消除它們改變自己命運的動機。

后續研究

當然，密里格曼也想做你可能已經在腦子里進行的事情：把這些研究結果應用于人類。在隨后的研究中，他聲稱人類的抑郁發展與動物習得性無助的形成過程非常相似。在這兩種情形下，他們（它們）都表現出被動、消極、坐以待斃、缺乏進取心、學習某些成功行為極為緩慢、體重減少和社會性退縮等行為。無助的狗和抑郁的人都認為從以往的特殊經歷中習得自己的行為是徒勞的。無論狗做什么，它都無法逃脫電擊；而人也有無法控制的事件，如愛人的去世、父母的粗暴、失業或嚴重的疾病（Seligman，1975）。

習得性無助導致的人類抑郁可以產生比抑郁本身更嚴重的后果。研究表明，許多老年人，像生活在養老院中的老人，由于各種原因而失去了對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他們的健康狀況比那些能保持這種控制力的老人差，死亡的概率也更大。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不受人力控制的應激事件在諸如癌癥這樣的嚴重疾病的形成中起重要的作用。一項研究發現，在過去的幾年中遭受喪偶、失業、失去威望等事件都將增加一個人的癌癥患病概率（Horn & Picard，1979）。在醫院星，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部希望病人能心平氣和地配合醫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運交到這些醫學權威的手中。病人認為他們想要盡快康復，就必須完全聽從醫生和護士的指導。一位著名的健康心理學家曾指出，做一名“好的住院病人”意味著病人必然是被動的，而且必須放棄所有控制力。這其實是為病人創造了一種習得性無助的境況，此后即使控制力有可能對繼續康復起作用，這些病人也已喪失了使用控制力的能力（Taylor，1979）。

由芬克爾斯坦和雷米（Finkelstein & Ramey，1977）完成的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可作為習得性無助的進一步證據。研究者在所有嬰兒床的上方架設旋轉的可動裝置（rotating mobiles）。有一組嬰兒，其頭枕著對壓力敏感的（pressure-sensitive）特制枕頭，以便他們可以通過轉動頭部來控制可動裝置的旋轉。另一組嬰兒，其床的上方雖然有同樣的可動裝置，但它們被設定為隨機旋轉，不受嬰兒的任何控制。可控制枕頭組的嬰兒每天有10分鐘時間接觸這種可動裝置。經過兩周，這組嬰兒掌握了非常熟練的技術，通過轉動自己的頭使可動裝置旋轉。然面，更重要的發現接踵而來——后來實驗者把不可控制枕頭組的枕頭全換成可控制的，并給予這組嬰兒比第一組更多的學習時間，他們卻全都無法學會控制可動裝置。第一種情境下的經歷已使這些嬰兒了解到自己的行為是無效的，并且這種認識遷移到可控制的新情境下。對于可動裝置，嬰兒們已習得了無助。

近期應用

塞里格曼關于習得性無助的研究一直影響著當代的研究。并在許多領域引起爭論。其他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增加我們對個人控制力在生活事件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塞里格曼的觀點與這些研究者的相吻合。

關于這種廣泛影響的一個非常糟糕的例子是恐怖襲擊引發的大面積恐慌和之后的“反恐戰爭”。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對美國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恐怖襲擊。這些恐怖事件產生的心理上的影響在美國和全世界范圍內蔓延。這些癥狀包括持續增長的焦慮、憤怒、緊張、酒精濫用、對外部事件控制感喪失以及無助感（CDC，2002）。事實上，恐怖分子的襲擊目的之一就是讓人們產生脆弱和無助感。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對襲擊后的影響作出如下總結：

恐怖主義威脅為焦慮和抑郁的出現營造了標準的心理氛圍。心理學家稱之為“預期焦慮”，就像諺語中描述的那樣，一直在等待另外一只鞋掉下來。現在這個情況下即是等待恐怖分子的炸彈爆炸。加上“習得性無助”這個成分，即面對阻止恐怖主義，你意識到自己能做的很少或者什么也做不了，會使抑郁、易受傷害、控制感缺失進一步加劇。這些正好是自“9·1l”襲擊事件后，我們大家所感受到的狀態。這些就是“新常態”和“9·1l綜合征”的特征（Braiker，2002）。

有趣的是，近期的一個研究表明，間接地體驗到創傷性事件，經過一段時間后，可能會有一些心理獲益（Swicket等，2006）。盡管作者沒有否認或輕視“9·11”事件目擊者所經受的極度痛苦所帶來的心理影響。但他們指出在一些個體身上存在著相反的結果，這些人被稱為創傷后成長。研究者指出，以往的研究假定“當人們對自己、他人和將來的基本假設受到挑戰時，會出現創傷后成長。作為對這個挑戰的回應，心理受創傷的個體可能會試圖從他們的經歷中尋找意義。因此，有些人常會發現他們從創傷事件中獲益”（P.566）。你可能會問，這種經歷會產生哪些可能的益處？作者指出，另一個研究已經給出答案。在經歷“9·1l”事件后，個體的一系列積極特征都有所增強，其中包括感激、希望、仁慈、領導力、愛、靈性和團隊合作。研究者說，那些間接目擊了襲擊的人在事件發生不久后報告了相似的獲益，但這些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弱。

結論

現在，我們再回到實驗的倫理問題上。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而言，讀到在心理學實驗室中用動物，特別是把狗或其他常成為我們寵物的動物作為被試進行電擊實驗是很難接受的。在過去的許多年中，實驗的倫理標準已得到發展，以確保實驗者更人道地對待動物（參見本書前言中就該問題的論述）。然而，在科學領域內外，還有許多人認為這些標準是不夠的。一些人提倡在心理學界、醫學界和所有的科學界徹底取締以動物為被試的研究。在此問題上，無論你的個人立場如何，你應該思考的問題是，這些研究的結果是否擴展了我們的知識，減輕了人類的痛苦，并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所有這些收益是否足以為其所用方法的合理性進行充分辯護？

就塞里格曼和梅爾的這項研究，請你自己思考一下以上這些問題。他們的研究創立了解釋為什么有些人變得無助、無望和抑郁的理論。塞里格曼隨后繼續發展了一種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治療抑郁的模式和方法。他的理論經過多年的不斷完善和補充，現已能對在明確界定的條件下發生的抑郁進行更精確的治療，比如愛人的死亡、重大的自然和人為災難。

例如，通過塞里格曼的研究，我們現在了解到，如果個體學會把自己的控制力缺失歸因于：（a）永久性的，而不是暫時性的；（b）自己的內在人格因素（而不是情境因素）；（c）滲透到他們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參見Abramson, Seligman，& Teasdale，1978），那么，個體最有可能變得抑郁。認識到這些后，治療師和咨詢師就能更好地理解、干預和治療嚴重的抑郁癥病人了。

這些知識能否表明在習得性無助的早期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合理的呢？這個棘手的問題就由你自己來決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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