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前些年看《繁花》，金宇澄用漫不經心的筆，演繹了民國蕓蕓市井的街巷，耳畔徘徊的是吳儂軟語的嘈雜，觸景傷情的是平凡世相的流水席。而葛亮不同，他用兩個中國傳統大家庭的破碎還原了人世間的荒誕，用飄忽不定的紙鳶道盡了時代的浮沉。
人的起落，卻是朝夕間事。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述，“那個時代，于人于事，有大開大闔的推動，但我所寫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小說雖以沉重的史海為背景，作者卻無意時代的厚重，反而執意勾勒人的品性，展現的是大時代中人的自我救贖。
此番經年，盧文笙在毛克俞課堂上畫的雛燕風箏，雖然兩翼上畫著的花開富貴、福祿呈祥的意像，卻終究逃離不了“命懸一線”的判詞。書中的人物，也如這風箏被時代牽扯，既“命懸一線”卻又“一線生機”。故事開頭盧家睦貨物失而復得，所象征的正是這沉重命運的起興。后至日軍攻占南京，昭如舉家外逃，馮家碎風飄絮，無不處于身不由己卻又尚能保全的境地。上帝不言，又像一切皆有算計。令人痛苦絕望的，不是這既定破敗的命運，是這身軀被大風吹打得七零八落時，卻總有一絲一線始終緊緊地攥著土地。文笙棄筆從戎，九死一生，卻又得以回到了天津。馮家通日叛國，縱使今非昔比滄海桑田，卻終究還是存了下來。“家道敗下去，不怕，但要敗得好看。活著，怎樣活，都要活得好看。”孟昭如這一番話，說盡了生活的辛酸，卻又零零散散地透露著岌岌可危的希望。
陳思和評論《北鳶》說，與其說《北鳶》關乎的是政治的民國，還不如是關于文化的民國。葛亮似乎在渲染時代的壓迫感的同時，又將人從歷史的沉重里抽離出來，還原“個人”以精神。很多關乎歷史的小說，總以歷史的關鍵節點為線索，從這一事件過渡到另一事件，以歷史的進程推動“個人”的變化。所幸的是，葛亮有意忽略歲月的浩蕩，書里的人物卻總沾染些仁義道德。盧家睦繼承了殷實的家業，卻在亂世中張口閉口良知仗義；孟昭如寬厚仁義，體恤下人，又能配合丈夫的“迂”；言秋凰癡迷戲曲，恪守于心的是暗殺日本軍官的勇氣。難為可貴的是，作者并非把“義”與“氣”僅僅聚集在少數的幾個人中，而是將這種力量擴散開來，成為了平凡百姓的精神體魄。管窺之中，是民族的真精神。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提到，一個故事的生命在于它的細節，因為細節代表了故事超越的部分。時隔多月，家睦在天津與昭如重逢，燈下相顧無言，家睦說道，"何當共剪西窗燭，這不，說來也來了。''昭如貧嘴，怕是想的不是和我共剪。家睦卻執了她的手，上海都有了洋燈，怕是將來想要剪，都沒了機會。這文人之間的斗嘴雅趣，在那動亂的年代顯得可愛又著實令人心疼。“洋燈”和“燭火”的碰撞，實際上也象征著新舊文化的變革與沖突。楔子里，文笙去四聲坊買風箏，平鋪直敘的對話，沒有渲染和修飾，卻把中國傳統文化里的道義給闡揚盡致。時過境遷，龍家仍銘記著龍師傅當年許下的諾言，這精神是在破碎的時代面前夾縫生存的遺物，在到處是紅燈綠酒斷壁殘垣的今天，顯得格外彌足珍貴。
故事的最后，是老文笙和老仁楨去夏場里放風箏。文笙最終還是用小刀截斷了風箏的線，這風箏便借著東南風的力，遠遠地飛去了。書里的人在經歷了這么多的波折苦難后，仍能保有一顆面對命運也能不卑不亢的心，這或許才是真正的勇氣。
忽然憶起戲子秋凰最后那一場絕唱。她刺殺和田后，用顫抖的手給自己上妝。她執起鴛鴦劍，用盡生命的力氣唱著：君王意氣盡，妾妃何聊生。
沒有觀眾，戲也已經散了。可這生命卻如同那紙鳶越飛越高，終究沒有掉落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