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紅色大地的召喚

（1）

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旅程，中共“六大”代表絕大多數來到了蘇聯首都莫斯科。

掐指一算，這已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旬的事了。但是這里由于地處北半球偏北，天氣并不熱，一旦下雨還有一種陰冷的感覺。

說到莫斯科，學過世界歷史的人馬上就會聯想到一個詞，那就是“莫斯科公國”。原來，地跨歐亞兩大陸的沙皇俄國，最初并沒有這么大，而只是在烏拉爾山以西那片呈沼澤狀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小小封建國家。

由于這里地勢較低，多雨潮濕，所以就取名“莫斯科”。這是一句芬蘭語，意思是“潮濕的地方”。

莫斯科公國最早的發祥地在克里姆林宮。因為這個地方地勢高，叫波洛維茨山，在一條河的北岸，所以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那邊過來的斯拉夫維亞迪奇人，也就是俄羅斯人的祖先，就在這里的針葉林叢中，修筑了抵御外來攻擊的城堡，叫它“克里姆林”。

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塞”、“城堡”，是用來防備攻擊的軍事設施。但最初都很簡陋，就是用木柵欄把一個中心點圍起來，然后在這個點上建立一個可以抵御外敵的塔樓。

追溯其歷史，那是十二世紀以前的事了，即公元一一四七年的尤里·多爾戈魯基大公時代。那時，在莫斯科這個高地上，斯拉夫維亞迪奇人修筑了一座木柵城堡，并在城堡的周圍挖了一條護城河。這就是后來克里姆林宮群殿的最初設計，也是莫斯科這座城市的起源地點。

后來，地盤越擴越寬，越來越大，直接蔓延到伏爾加河，沿途也修筑了很多座“克里姆林”，像喀山、諾夫哥羅德等地都有，但其規模都沒有莫斯科這個大，也難怪，地盤越寬，越要有一種軍事力量去鞏衛，這就少不了有很多個“克里姆林”這樣的要塞。

至于后來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地界修起了華麗的宮殿，并作為最高統治者沙皇的寓居，那是后來的事。

從一三六七年起，那位德米特里大公，就將這個昔日的“木柵城堡”改成了白色的石墻。

七十三年后的伊凡三世時代，也就是一四四〇年，石墻損毀嚴重，伊凡三世請意大利設計師來重新設計，用紅磚修建了宮殿和圍墻，并拆除了東側約二百米內的所有建筑，把它平整成廣場。這個廣場，由于地面也是用的紅磚鋪設，所以被叫做“紅場”。

到了二十世紀，這里早已不是那個在一條河的北岸建起來的木柵塔樓，而已經變成了華麗的宮殿，高聳的教堂，以及由鋼筋混凝土建造起來的多層塔樓共同組合的建筑群。

現在這里，不光是俄羅斯帝國最高統治者沙皇的寓居，也是他們最高權力的中樞之地。從伊凡三世算起，已經有四十六位沙皇傳承到了現在。

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在各種力量的聯合進攻下，終于推翻了統治俄國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也就是沙皇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以亞歷山大·弗多洛維奇·克倫斯基為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卻在運轉了七個月后，終于使一同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失望，最后在列寧的直接號召下，于十一月七日推翻了這個政府，這就是偉大的十月革命。

當時，是工人和水兵組織起來的紅軍，在彼得格勒攻占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所在地冬宮，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蘇維埃政權。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鑒于莫斯科的地理位置是處于一個交通樞紐的地帶，其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很方便，在列寧的倡導下，聯共（布）中央和蘇維埃政權機構就遷到了莫斯科，并進駐克里姆林宮，象征政權已掌握在人民手中。

那個紅場，也就成了檢閱紅軍的廣場。

（2）

中共“六大”的很多代表到了莫斯科后，以為斯大林要在蘇共中央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宮召見他們，但卻估計錯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左右，當中共的許多代表都到達莫斯科時，斯大林卻在市區內一條小街的一幢房子的二樓上，接見了中共前來參會的重要代表。他們是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向忠發、李立三、鄧中夏等人。

從廣東來的黃平也參加了接見，但他遲到了。當他走進屋子，只見斯大林已經坐下在和眾人談話了，。原來這是一間寬敞的屋子，里面是一套套桌椅圍起來的一個橢圓形大圈，而斯大林卻沒有坐在主席臺位置，只是隨便地坐在進門的對面，這樣在他的左邊挨著坐的就是周恩來、瞿秋白、鄧中夏、蘇兆征、米夫和陳紹禹等人。

這個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書記，而陳紹禹卻是他的秘書。原來，這人就是后來在中共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王明，此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現在被臨時安排給米夫當翻譯。

黃平看見自己遲到了，就只好輕輕地膽怯地坐在進門口的位置，也就是斯大林對面。

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但可以說俄語，此時，只有瞿秋白來給他當翻譯。

當斯大林站起來的時候，黃平發現，他個子并不高，表情嚴肅，一雙濃眉下長著一對鷹似的的眼睛，機警而明亮，長長的鼻子下是一束濃濃的胡子，拖到嘴唇兩邊還微微往上翹。面部粉紅中透黃，還稀稀落落地散布著幾個坑點，可能是少年時代出天花留下的痕跡。

此時，他穿著一身士兵服，肩上和帽上都沒有任何級別和兵種標志，所穿的靴子也是肥大笨重的粗牛皮做的，從外表看，很像一個軍隊中復員的農民。

在這間屋子里，斯大林談了很久，也談了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第二，現階段的革命，是高潮還是低潮？

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來看，斯大林真不愧是世界級的革命導師，因為他所說的內容，在后來的歲月中，算是基本上被預見到了。

首先，他說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不管是以前和國民黨合作還是以后由共產黨獨立領導，其性質都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這一條很重要，它是揭示為什么現在到處暴動到處都失敗的原因，那就是指導者沒有把問題搞清楚就犯了急性病，把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混淆起來了。

他說，中國將來的革命主要是由農民組織起來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其革命的主力軍不是工人，而是為了獲得土地的農民，是農民組織起來的游擊戰爭，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區域發展壯大，然后再進軍城市。

這和毛澤東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然后“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不謀而合，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當然，斯大林說，這場革命雖然是以農民為主力軍，但它是需要工人階級領導的，是以工農聯盟為核心的共產黨來組織和發動，然后再經歷一場摧枯拉巧的革命戰爭。

但是，不得不承認，由于敵人的異常強大，革命者只有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才能展開大規模的進攻，這樣才不致慘敗。千萬不能在不成熟時就輕舉妄動，否則就是血的代價。要堅持斗爭，擴充實力，以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

說到革命高潮的問題，斯大林首先肯定地下結論說，現在不是革命的高潮，而恰恰相反，是兩個高潮之間的低谷。他以俄國的二月革命為例來作說明，勾畫了高潮來臨的前景特征，并且說：“這些目前在中國，一點也沒有看到。”

此時，膽子很壯的李立三卻說：“那為什么我們在發動群眾時，還有那么多人跟著響應呢？難道這不是高潮嗎？”

瞿秋白覺得這個“坦克”又在莽撞了，在這種場合，不該插嘴。本來他不想把這句話翻譯給斯大林，但斯大林卻用疑惑的眼光看了李立三一眼，再看著瞿秋白。這使瞿秋白不得不把李立三的話翻譯出來。

斯大林一聽，笑了。他說：“在低潮時，我們多少也能看到幾朵浪花的！”說著，他在桌子上拿過一支紅色鉛筆來，在紙上畫了幾條曲線，表示這是一條河流，然后在這幾條線上畫上幾個大小不同的圓圈，表示這是在低潮中不小心撞擊出來的浪花，然后出示給大家看。

在斯大林的設想中，那個高潮不是局部所看到的群眾運動，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狂潮，其規模是全國性的，排山倒海的，而被革命的對象卻像“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那種境況，其革命的聲勢猶如摧枯拉朽，勢如破竹！

這個狀態，在眼下的中國，確實還看不到。

（3）

“六大”的會址沒有在莫斯科市區，而是在莫斯科南郊幾十公里處的別勒烏麥斯基村，音譯過來就是“五一村”，這是在納拉法明斯克區的一家大地主的莊園，這里原名舊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羅斯沙皇時代大貴族居住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才更名為別勒烏麥斯基村。

在這里，有一幢三層高的筒子樓，也就是兩邊是房間，中間一條巷道的那種樓，由于它是用紅磚砌成而外面涂成了白色，這樣在陽光照耀下就分外晃眼，所以被當地人叫做“銀色別墅”。

這就是中共召開“六大”的會址，有人計算過，這里距莫斯科市中心，至少有四十公里。

代表們到了后，先在預設的醫療站檢查身體，然后住下來等待別的代表到來。

這里有許多松林，風景優美，加上附近也有幾幢房子可用，因此也就被共產國際選中成為召開中共“六大”的會址和代表們吃住都可以配套的地方。

許多代表來莫斯科后，就被專車直接送到這里來。

按照最遠的路程，從遠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要經過哈巴羅夫斯克，然后是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葉卡捷琳堡這些大站，才慢慢到達莫斯科北站，總共有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按火車那時每小時二十五公里的速度計算，也得十五天后到達。

然后還得在交通員的護送下，搭上專門為他們準備的汽車或馬車，從莫斯科北站直接往南，穿城而過，一直到達西南方向的這個五一村。

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五一村召集了一個由中共代表參與的“政治談話會”。他的職務，除了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處書記，還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中共方面，參加談話會的有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等二十一人。

按張國燾的回憶，在一間不很大的屋子里，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帶著東方部書記米夫及秘書陳紹禹，在這里召開了一次預備會。

說是預備會，其實是一次摸底會。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聽聽代表中有多少人對中共中央自大革命失敗后所犯錯誤的指責，或者說有多少人公開反對過由前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所倡導的“不斷革命”指導下的左傾盲動主義，現在就可以把想說的話說出來。

布哈林是長期從事宣傳、意識形態工作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曾寫過一本書，叫《共產主義ABC》，對共產主義理論的了解與學習具有啟蒙的作用。

這本書，可能在坐參會的許多人都曾讀過。

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哈林堅決捍衛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還系統闡述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被列寧稱贊為“黨內最可貴和最大的理論家”，是“革命的金童”。

原來，布哈林就出生在莫斯科，對五一村這一帶應該很熟悉。現在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帶著米夫來指導中共“六大”的召開，最想知道的，就是要聽聽在中共“五大”之后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的看法，然后可以在他寫的報告中盡量避免脫離實際，盡量不跑出理論聯系實際的軌道。

（4）

按張國燾的回憶，會議一開始，布哈林就說：“讓反對共產國際的人先發言。”

大家都面面相覷，沒有人發言。

其實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中共高層反共產國際最大的人物并不在場，他就是陳獨秀，其次，就是譚平山，此人已被羅明納茲開除了黨籍，根本就沒資格來開會了。

怎么辦呢？目前可能就只有張國燾，曾經對共產國際也是喋喋不休過，所以此時瞿秋白和陳紹禹都開口說：“就讓國燾同志說說吧！”

于是，張國燾也就毫不客氣地作為“反對派”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

他首先申明，自己并非是反共產國際，而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而已，而實際呢，就是對他們所派代表在中國的“瞎指揮”不滿。

他認為中共所犯的錯誤并不是什么右傾機會主義，而恰恰相反，是過于依賴共產國際所造成。

然后還根據事實，批評瞿秋白在中央把暴動當成兒戲，或稱“兒戲暴動”，也就是說，隨便哪兒都在搞暴動，成了無動不暴，而中央就好像一個“編輯部”，把每一次暴動失敗的材料編輯起來，作為下一次暴動的宣傳，或者叫失敗的“炫耀”。

接著，他闡述自己的看法，認為在暴動條件尚未成熟之前，不能任意去搞，而應爭取群眾，擴大實力。

張國燾認為，在白色恐怖下，更不應該輕率暴動，而應保全實力。可是中央方針卻恰恰相反，不注重團結革命勢力，急功冒進，不斷暴動，在廣州暴動嚴重失敗之后，仍認為革命潮流是在繼續高漲，又制定出兩湖暴動計劃，堅持繼續不斷的暴動，結果呢？又都失敗。這等于是“自殺”。

關于群眾運動，張國燾認為，爭取群眾的機會其實很多，比如日軍在五月三日進攻濟南，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日浪潮，但是瞿秋白中央卻認為，如果此時去反日，只會幫助國民黨蔣介石，所以采取了消極態度。

他說：“中央只注重土地革命的工作，對反日反帝國主義不重視。”

當布哈林聽到這里時，把眉頭皺了皺，然后又搖了搖頭，驚嘆道：“原來是這樣，說下去！”

接著，張國燾又說了很多具體的事。他認為工人的經濟斗爭應該與政治斗爭相結合，但瞿秋白中央卻忽略了這一點；并且認為，就是農民斗爭也是只希望武裝他們攻城掠地，奪取一省或數省的表面勝利，而忽視了農民的組織和一定程度的經濟要求。

最后，張國燾還談了中央的懲辦主義，說這樣做不好，因為它導致了黨內一部分人有離去的傾向。還說，他曾建議糾正，但瞿秋白不聽，也逼得他想離去了，直到接到被邀請參加“六大”的通知，他才放棄了這一想法。

張國燾的這些話是十分大膽和尖刻的，他就當著瞿秋白的面說，同時他的發言也太長了，致使許多人可能想說上兩句，都沒有時間了，再加上布哈林已聽夠了，不需要再聽別人的，所以也就沒叫人再發言了。

（5）

六月十七日下午，由周恩來主持召開各省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初步統計了各省已到達代表，一共來了一百三十八人。

這個數據不是應到人數，按應到人數，這里還差幾個，也許還在半路上，也許在路上已遇到了麻煩，也許因故本來就沒法來。

在這個聯席會上，周恩來確定了大會主席團和秘書長、副秘書長名單。此外，還有主席團下設的各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的名單。

大會主席團的成員有瞿秋白、周恩來、向忠發、蘇兆征、項英、鄧中夏、蔡和森、李立三、楊殷、關向應等十九人，但有人提議把斯大林和布哈林也寫上，這樣總共就有了二十一人。

大會主席團下面設了十個委員會，它們是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農民土地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和財政審查委員會等。

大會秘書處設在會場附近，負責紀錄、傳抄、整理、打印等工作。由周恩來任秘書長，黃平、羅章龍任副秘書長。

秘書們大都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調過來的留學生。那位羅亦農的遺孀李文宜剛到莫斯科，也被中途安排過來當了會場紀錄。

從福建來的省委書記羅明回憶，大會對每個代表都編有號碼，他是十八號。

十七日當晚，主席團舉行了預備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宣布了各項規定和議程：

（一）會場秩序

1.開會時間每日（從十八日起）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四時止。五時至八時休息。晚九時至十二時委員會會議。

2.每次召集開會以振鈴（小鈴）為號，不得遲到過五分鐘。

3.召集會議后在已到會場正式代表超過到會正式代表過半數，主席即有權宣布進行議事日程。

4.開會時會場秩序由主席團值日主席維持，值日主席有權調節一切舉止行動。主席團值日主席由主席團輪流擔任。

5.未經主席團宣布散會，正式代表不得自由離席，如有特別理由，應得主席團值日主席允許，方能離席。

（二）議事細則

1.大會逐日議事日程由主席團擬定宣布之。

2.每次會議中如有議事日程以外的臨時問題，應在該次會議議事日程進行完畢或得到主席團允許后才能提出討論。

3.每種問題討論之開始應在該項問題報告之后，由主席團征求同志發言，然后進行。

4.發言的同志應用紙條簽上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號碼代替）提交值日主席，到開始討論時，由值日主席指定發言。

5.發言時應站在主席臺旁之發言臺上。

6.講話時間正報告與副報告由主席團預告決定。對于討論之發言每人至多三次：

（A）對于政治報告之討論：第一次至多四十分鐘，第二次十五分鐘，第三次五分鐘。

（B）對于其他問題：第一次二十分鐘，第二次十分鐘，第三次五分鐘。有特別需要時，得主席團或大會許可后得延長之。

7.發言之先應先報告自己的號碼。

8.發言時如涉及討論范圍之外時，值日主席有權制止。

9.討論終結時，由報告人收集各方意見做出結論交各該項問題委員會討論后，向大會報告結果，并提出議決草案由大會通過。

10.表決以出席會議的有表決權代表之多數為標準，表決時代表應舉起表決權□為號。

在這個預備會上，除了瞿秋白在主持外，還有一個人在忙著，他就是從湖北來的工人代表向忠發。

此人長著一張消瘦的臉，其身子骨也和他臉差不多，沒多少肉，是屬于那種筋骨型的體質。還沒到五十歲頭發就花白，其表情也很特別，在濃濃的眉南下長著一對三角眼，看上去鬼鬼祟祟的樣子。

在大革命時期，向忠發只是一個在漢口江面上跑趟的碼頭工人，年輕時下過苦力，上了一點年齡后，就開始當上了碼頭幫的舵爺來，在漢口三十六個碼頭中，他們幫與幫的關系，簡直是太清楚不過了。

大革命以前，他積極參加了京漢鐵路總罷工，在碼頭上具有一定的號召力，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吸收為共產黨員，并兼任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此時他在開會前的頻繁活動，已經讓從福建來的羅明敏感到此人可能是此次會議的重要角色。

你看他那積極樣兒，就好像在辦他們家私事似的，儼然以半個主人自居，見人就打招呼，顯得很謙恭，認得的，雙手合起來作揖，認不得的，也能看見他一副笑臉。

（6）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南郊四十公里處的五一村一所舊式莊園三層樓房的底層大廳開幕了。當時出席大會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補代表三十四人，代表黨員四萬多人。

由于人數眾多，房間有限，所以主席臺上只能容得下一人講話，其余的人只能坐在一排排的長凳上。

參加大會的，除了中共代表，還有共產國際、少共國際、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和蘇聯、意大利等國的共產黨代表。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處書記布哈林也來了，也只能坐在最前面一排長凳上，但斯大林卻沒來。

大會由工人出身的湖北代表向忠發主持，他宣布大會開始，然后又宣布全體唱《國際歌》。這是法國工人歐仁·鮑徳埃作詞的全世界無產者的戰歌，現在蘇聯把它用作了國歌。

國際歌唱完后，主持人向忠發宣布，向從去年四月以來蔣介石叛變革命后被屠殺的革命烈士們進行追悼。

他說：“我們黨在一九二七年第五次大會以后，我們的同志與一切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地主軍閥等敵人搏斗。在戰場上成千上萬犧牲了的工農群眾和我們的同志，以及許許多多我們的同志受異常殘酷的刑訊，或拿到監牢里的，到處都有，犧牲人員的名單不能紀錄，……廣東、南昌、江蘇、兩湖，幾次暴動死的英勇的烈士非常之多。大會對于過去死難的同志和其他烈士，英勇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應當表示熱忱的哀悼，我們應當起立默哀三分鐘。”

大家輕輕地站起來，把頭低下，開始了沉默。在這個過程中，有的人漸漸穩不住了，開始泣不成聲，甚至哭起來了。

幸喜那個羅亦農的遺孀李文宜還沒到會場，不然她在這里，肯定會嚎啕大哭的。

這些為革命死難的烈士，據周恩來在本次大會中所講的數據，在三十一萬到三十四人萬之間。

接下來是大會第四項，通過主席團和秘書長、副秘書長名單。此外，還有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的名單。

然后，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向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

雖然是六月，但莫斯科是在高緯度上，再加上天氣變化，使身子虛弱的瞿秋白在今天居然穿了一件淺黃色的粗呢長大衣。

他在開幕詞中簡單地回顧了自“五大”以后大革命失敗的經過以及共產黨奮起反抗舉行一系列暴動卻不能成功的經過，特別是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失敗的過程，并承認中共自己是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所以他希望在這次大會上，一方面要“肅清機會主義的殘余”，另一方面要肅清一切“變形了的機會主義”，使黨完全布爾什維克化。

接下來，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安貝爾·德羅致賀詞。他是瑞士人，是在十月革命后才開始傾向共產主義的，并創建了瑞士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起，他就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

布哈林今天來參加開幕式，不代表共產國際了，他代表聯共（布）向大會致賀詞。當他站在臺上演講時，人們才發現，這人個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反應敏捷。

接下來是少共國際，法國、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伊朗、美國等地的共產黨致賀詞。

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致完賀詞后，中共屬下的團中央、全國總工會也上臺致賀詞。

之后，瞿秋白代表大會主席團致謝詞。

接著，全體代表齊唱《少年先鋒隊歌》。

然后，向忠發宣布：“開幕結束，全體休會！”

（7）

六月十九日，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作報告《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在這個報告中，布哈林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關于當前革命形勢的估計；第二，關于過去的經驗教訓即黨的機會主義錯誤問題；第三，黨在今后的任務和方針。

六月二十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這個報告，有二萬六千字，光是代表們討論，就用了七天。

之后，大會分組討論了這兩個報告。氣氛十分激烈，有時還要發生爭論，主要集中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要不要進行合法斗爭、革命的高潮與低潮等問題上。

在討論期間，蔡和森、王若飛、張國燾等作了長篇發言。

六月二十七日那天，周恩來也作了長篇發言。之后，他在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三日，又分別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報告。

周恩來在做軍事報告后，早就到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劉伯承，也來會場作副報告。

在作組織問題的報告時，周恩來回顧了一年多來的政治環境和黨的組織狀況。

他說，在這個時期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約有三十一萬至三十四萬人，還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監禁著。工會、農會和其他群眾團體遭受了嚴重的摧殘。全國的工會組織由七百三十四個銳減到八十一個，而這些工會都是秘密的，群眾也很少。

但就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下，共產黨人仍然進行著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來，在農村中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一些地方的黨組織在遭受破壞后，又重新恢復了。這是近一年來艱苦工作的成果。

在作軍事報告中，周恩來回顧了“四大”以來的軍事工作，總結了在“八·七”緊急會議以前中共在軍事上所犯的二十種錯誤，把其中的六種錯誤進行了分析，這就是幫助了資產階級鞏固軍隊、沒有在士兵中開展政治工作、武裝工人和士兵沒有堅定的方針、沒有軍事工作中心、對紅槍會這些民間組織也不注意、對帝國主義軍隊沒有做工作。

在建立紅軍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有一個原則，那就是：一，要把舊軍隊的雇傭性質加以改變，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軍官不一定非工農分子不可，但一定要無產階級化；三，紅軍一定要有政治工作。

劉伯承的副報告，或者叫補充報告，主要談了他在南昌暴動前軍閥部隊中的一些工作經驗，即如何把軍閥部隊進行改造的問題。他談了帝國主義與豪紳軍閥封建制度南北軍閥的性質，以及他們自身的矛盾和必然崩潰的命運，然后再談軍閥部隊里的成分以及如何去搞兵運工作把他們的士兵發展成共產黨員的問題。

其實，在他的心里還壓著一塊石頭，那就是南昌暴動南下失敗的問題，在這里他只字未提，也許是中央沒有要求他去總結。但是這之后，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時，卻在業余時間寫下了他終生難忘的南昌暴動南下的經過，命名為《南昌暴動始末記》。

通過這份紀錄，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革命失敗之際，共產黨人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要去拉隊伍，但沒想到失敗得那么快，原來在開始的時候，就力量不足，再加上沿途的損耗，到了目的地后，已經是強弩之末。

（8）

七月九日、十日，大會通過了已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各項決議案。

新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

決議案有《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關于黨綱的決議》、《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宣傳工作決議案》、《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提綱》、《中國共產黨組織決議案（草案）》、《關于組織問題草案之決議》、《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關于大會宣言問題的決議》等十六個。

這使“六大”成了歷次代表大會中文件形成最多的一次。

之后，大會進行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選舉。

最終選出了中央委員二十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三人，以此組成第六屆中央委員會。

在選舉的中央委員中，有幾個是沒來開會的，那是因為路途遙遠沒法通知到，他們是在海陸豐的彭湃、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和在湘南的楊福濤。

特別是楊福濤，此時他已犧牲，但大家都不知道，還以為他在湘南第一線戰斗呢，其實此時他已離開人世近兩個月。今年四月以來，敵人六、七個師進攻湘南，郴州已守不住，陳毅勸楊福濤一起去井岡山，而他卻固執不去，結果在撤退衡陽的路上被地主武裝挨戶團給包圍，整個中共湘南特委機關全軍覆沒。

在選舉中，還選出由三名中央委員、二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央審查委員會。

這應該是以前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延續，也是后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過渡。

（9）

在選舉中，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和已在蘇聯學習的劉伯堅，提名陳獨秀可以被選為第六屆中央委員。

頓時，會場上立刻掀起了軒然大波。

首先是蔡和森站起來，馬上說：“你們這種提名，簡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汪澤楷一聽，心里有些不服，他站起來要求發言。

當得到主持人向忠發同意后，汪澤楷說：“我要說的，并不是輕得不重要，也不是重的了不得。和森同志說，我們的名單中有‘獨秀’二字，是件很奇怪的事，有政治作用，我卻不這樣認為，相反的，我認為和森這些話才很奇怪，有政治作用呢！”

接著，他解釋說，自己和劉伯堅提出的名單，是不分什么新機會主義舊機會主義的，而是認為只要是同志，既能工作，又是人才，有政治經驗，有工作歷史，總之有能力，就選他。

他這個話的意思，就是不管此人有何政治背景，只要是個能人，都應該被選，并且說：“名單之中有十五個工人，六個知識分子，為什么我們不可以提‘獨秀’這個名字呢？因為他有政治經驗，對于黨有很大的貢獻，沒有卑鄙污濁的行為，對于工作也很努力；雖然他以前是機會主義的，但他現在是接受了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的決議的，既有政治經驗，又有工作能力，還在黨內是同志，我們不可以因他有錯誤，就把他說的一無是處。”

劉伯堅也發言表態：“選舉之后，沒有別的話可說，希望被選舉的中央，不用揣測別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汪澤楷見劉伯堅在支持他。于是又說道：“望共產國際注意，不要以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本來前面說的話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這句話，卻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共產國際，這個問題就大了。于是，汪澤楷馬上被當成了一只老鼠，人人喊打。

首先是來自廣東的蘇兆征發言。他說：“汪澤楷說自己是為了黨的利益，而實際不是。陳獨秀是嗎？也不是，因為他連‘六大’都不來出席，這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他還配被選為中央委員嗎？”

接著，蘇兆征又說：“獨秀有政治經驗是不假，但他并沒有接受國際九次擴大會的決議呀，也沒有接受大家對他錯誤的批評呀，所以，你為他說話，其實是與獨秀一樣的。”

汪澤楷一聽，露出不屑的表情，馬上調侃道：“你也太恭維我了！”

瞿秋白一聽，馬上發言。他說：“汪澤楷的話已沒有實際意義了，不必去討論！”

那位主持人向忠發說道：“過去黨有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獨秀工作是有歷史的，主要的責任應加之新中央，這是對的。可是汪澤楷出席大會的態度與精神，給了大會什么影響呢？完全是不好的。他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他說獨秀同志過去工作有成績，誰也沒有否認呀，是否對于他失望了呢？也沒有呀！國際及中國黨都要他來，如果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就應該來！”

張國燾也說：“汪澤楷說話的內容，我們可以不究，但態度實在不對。我提議，大會應給予汪警告。”

其后發言的李子芬也認為，大會快要閉幕，還鬧出如此掃興的事情來，可見機會主義的影響還在。他嚴厲指責汪澤楷的發言是反對黨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

他說：“獨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眾并沒有拋棄他，他有功績，可是不能以此掩蓋錯誤的責任。而汪澤楷到大會上來搗亂，實在是不對。”

李子芬發言后，王若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與陳獨秀交往較多，因為他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也就是后來的秘書長，主要工作就是協助總書記陳獨秀處理日常事務。這次到莫斯科來開會，他還親自去勸過陳獨秀來參加，但他卻堅持不來。

王若飛說：“對于汪澤楷的發言，同志們說了很多，我覺得對他的批評是不是太過，太感情用事了？陳獨秀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過去的錯誤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負責，這是大家都公認的。所以，我認為提陳獨秀為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也是可以的。因為陳獨秀可以改正錯誤，繼續工作；同時，黨內選舉，允許每位代表發表意見，怎么會覺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

在王若飛講話時，臺下有人要他停止說話。

會議主持人向忠發看見這種情況，馬上宣布停止發言，并問臺下：“有人提議給汪澤楷以警告，有附議沒有？”

臺下馬上有人表示贊同。于是，大會表決，結果大多數人都同意，給汪澤楷以嚴重警告處分。

見此情況，劉伯堅也主動提出也給他以警告處分，但大會沒有接受。

（10）

七月十一日，大會閉幕。

這時，代表人數增加到一百四十二人。原來在開會期間，又從國內輾轉來了四個。

經過二十四天緊張的工作，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六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首先，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批判。同時，也對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進行了整肅。

大會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大會總結了黨領導的軍事運動和紅軍建設的經驗，提出了加強軍事斗爭的任務，還總結了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

大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中國革命正處于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階段，革命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革命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準備武裝奪取政權、把農民同盟軍、建立和發展紅軍、創造和擴大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等問題，視為生長和決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動力之一，并把它提到了全黨應特別注意的中心問題的高度。

簡單地說，其總路線就是八個字：發動群眾，等待暴動！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自己所走的路是艱難曲折的，到處都充滿著坎坷，到處都荊棘叢生。所以，也難怪一個代表著人民利益的大黨，當她發現自己有悖于歷史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毫不猶豫地拭去蒙住眼睛的沙塵，再繼續前行，哪怕是還有可能遇到很多艱難險阻，激流險灘，都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決不回頭！

（11）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就在剛剛結束的六大會場，又舉行了由全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參加的六屆一中全會。

在這次全會上，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等五人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

向忠發，被確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六屆一中全會結束后，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征、張國燾等留在莫斯科，參加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員回國。

從后來的歷史評價來看，“六大”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仍然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城市，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同時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這未免又是一種釀成錯誤的隱患。

從中央領導機構的人員變局來看，共產國際居然把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確定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這是許多人都沒有想到的。

后來的歷史進程可以證明，向忠發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相反，卻是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惡劣影響。

會議造成這種現狀，可能有它內部的原因，但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認識世界的問題。由于認識有局限性，發現真理的過程就極其艱難，所以許多事的發生，都是在前進中難以避免的。

不過，盡管中共“六大”存在著一些瑕疵，但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