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才的重視、尊重和培養是唐太宗成功興國的首要策略。他善于選賢任能，培養直諫的氣氛，天下之才皆為他所用，集中大眾的智慧。他相信"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秉承"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

在懷念一代名臣魏征時他還說過一段千古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些，都是唐太宗留給后人的閃爍著光芒的智慧和寶貴財富。他的領導藝術與管理智慧曾為歷代統治者和有識之士所推崇。

企業用人，關鍵在于看得準、用得對。這樣，人才就會立刻出現在你面前，否則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見。唐人韓愈說："世有伯樂，然后才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問題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發現人才的"伯樂"。

諫議大夫魏征就是一個典型的"逆才"，他經常對唐太宗的缺點和不足犯顏直諫，多次讓唐太宗威儀掃地。他于貞觀十三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尖銳地指出唐太宗十個方面的過錯和缺點，令唐太宗非常尷尬。可唐太宗一貫將魏征作為難得的賢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尷尬之后，將《十漸不克終疏》列諸屏風，朝夕瞻視，并作為其當朝執政的座右銘。正因有魏征之類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會有大唐基業的穩固和貞觀盛世的出現。

在企業中只有相信下屬，用人不疑，才能與下屬建立起密切關系，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個下屬，都渴望獲得領導者的信任。如果領導者高度信任下屬，讓他們放開手腳大膽工作，那么，下屬就會受到激勵最大限度地發揮聰明才智，積極肯干，變革創新，表現出極大的工作熱情。

唐太宗選賢任能不論親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問出身。在唐初上層管理集團中，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房玄齡是隋朝舊臣，張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馬周本為中郎將常何的門客，魏征則是政敵李建成的謀臣。這些人后來都成為中流砥柱的人物，為唐朝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同時，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張亮、侯君集諸人，打破了魏晉以來任用士族地主為官的定制。更為可貴的是，他敢于沖破民族偏見的藩籬，選拔少數民族人才。如貞觀六年，任鐵勒族酋長契何力為領軍將軍；貞觀十四年，封突厥族阿史那忠為大將軍；后又封突厥執失思力為安國公。

李嘉誠由一個出身微賤的打工仔成為香港首富，"長江"企業由一間破舊不堪的小廠成為龐大的跨國集團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離不開其用人之道。李嘉誠的企業取名"長江"，就是基于其不擇細流，有容乃大。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誠，不僅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大膽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業發展的同一階段注重任用經驗豐富、極具專長的"客卿"。他的"智囊團"里既有朝氣蓬勃、精明強干的年輕人，又有一批老謀深算的"客卿"。

"先存百姓"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唐太宗親身經歷了隋末的社會大動蕩，親眼看到龐大的隋朝迅速崩潰，為避免重蹈隋亡覆轍，安邦定國，唐太宗首先確定了治國的大政方針。這種"存百姓"的思想就是他吸取隋亡教訓、探討歷代興亡更替得出的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他深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從而認識到存百姓就是要讓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國家才會長治久安，才能富強，這是最重要的"為君之道"。

而遺憾的是，今天很多企業管理者對自己的下屬表現得不夠尊重。他們發布強硬的命令，進行粗魯的指揮、控制和監督，甚至對下屬隨意地斥責、詆毀，毫不顧及下屬的感受，更不會理會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他們認為這樣可以使自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智慧、理性、有權威。事實上，這種做法并沒有使他們顯得更加睿智，相反卻很愚蠢。

在初唐統一戰爭的歷次戰役中，李世民沖鋒在前、身先士卒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在同王世充的對陣中，他令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別統率騎兵輪番向敵陣發起沖擊，而他本人則輪番參加每一次沖擊并率隊為前鋒。李世民總是身先士卒打頭陣。有一次，他帶五百騎兵巡視前方地形，結果被敵人騎兵包圍。敵將單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遲敬德躍馬而出，將單雄信刺落馬下，掩護李世民突出了重圍。

只有領導者率先示范，以身作則地努力工作，這種熱情和精神才會影響其下屬，讓大家都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形成熱情的工作氛圍。可以說，領導者的榜樣作用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是一種無聲的命令、最好的示范，對部下的行動是一種極大的激勵。

從一定意義上講，領導者在群眾中，是一級組織的代表，領導的言行對群眾影響非常大。在很多情況下，領導者說之無心，而群眾卻能聽出你話里的弦外之音。領導者一定要慎言，不該說的不說，不該講的不能亂講；要約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適時，言必適情，言必適度。只有這樣才會一點一點的積累自我的權威，才能鑄就卓越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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