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質量發展實體經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高質量發展：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三大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那么，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作為全社會的高頻詞，它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時代變化，抓住主要矛盾、順勢而為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經濟生活的實際出發，中央先后提出了“三期疊加”“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新常態”等一系列重要判斷。在我看來，十九大提出的“高質量發展”是對上述系列重要判斷的提升，是對“新常態”判斷的跨越，是一個戰略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判斷。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提出“高質量發展”的背景，可以從以下內外環境來看。從國內經濟格局看，高質量發展適應了全社會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老百姓富起來了，需求升級了；人們對高質量產品、個性化服務、健康醫療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長了。提出高質量發展，就是要讓供給體系能夠跟上這個時代變化。什么是高質量？有很多衡量指標，但其本質特征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全球經濟格局看，我國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但自主創新、品牌競爭力還明顯不足。尤其是在美國制造業回歸的背景下，在數字經濟引領產業變革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面前，如何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影響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因此，要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高水平實體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基和主體高質量發展抓住了我國新時代發展的核心。那么，如何轉向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有問題導向。轉向高質量發展，要適應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抓住新經濟發展的歷史性機遇，著力破解現實經濟發展中“質量不高”的某些突出問題。從總體看，這個“質量不高”，主要反映在實體經濟上。我認為，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鮮明地提出，把發展高水平的實體經濟作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基和主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踐證明，沒有一個高水平的實體經濟，就難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難以有一個高質量、高效率的供給體系，就難以為人民提供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各類產品和服務。什么是實體經濟？就是創造產品和提供服務的領域，是提供有效供給的領域。虛擬經濟則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不能本末倒置。適度發展虛擬經濟，目的在于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而不是“脫實向虛”“空轉盈利”。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依靠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是高質量發展的主體，是經濟強國的根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前面我們從大的角度分析了高水平實體經濟是高質量發展的根基。接下來的問題很重要：發展高水平實體經濟，在當前面臨哪些挑戰？客觀分析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有助于精準施策、精準發力。在我看來，發展實體經濟主要面臨結構性失衡的挑戰。比如，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老百姓的消費需求已經向高品質升級了，但供給體系總體上仍處于中低端。很多人去日本買馬桶蓋，去國外體檢、就學，都反映了我們在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上還有很大的差距。作為一個大國，這是值得警醒的。再比如，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目前工業行業平均利潤率在6%左右，銀行業的營業利潤率遠超工業利潤。“鋼材賣不出白菜價”，這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此外，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在某些城市和地區，房地產明顯脫離了居住屬性，成為金融投機的工具，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我一直認為，供給體系有產能過剩的問題，但也有供給不足、不優的矛盾和挑戰。兩者同時并存，需要兩端同步發力解決。怎樣認識我國實體經濟面臨的挑戰？事實上，實體經濟面對的各種挑戰，主要是“長期因素積累、成本因素增大、國際因素促發”的結果。第一，長期因素積累。在較長時期內，我們以總量發展為導向，以做大GDP為重要目標，形成了“增長主義”的某些突出特征。這種發展方式在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產能過剩、環境破壞等棘手的問題。第二，成本因素增大。主要是勞動力成本在上升。21世紀初平均勞動工資在每月700元左右，現在漲到4 000元以上，但是產品的價格卻沒有長得那么快。過去社保體系還不健全，現在“五險一金”完善起來，企業成本也就上去了。此外，要素成本、環境成本等也在不斷上升。這些因素傳導到實體經濟，尤其是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時候，矛盾就集中爆發出來了。第三，國際因素促發。現在企業的產品在國際上相互流

通，相互競爭。2015年美國一家品牌咨詢公司發布“全球最佳品牌榜”百強名單，美國有52家企業品牌入選，而我國只有2家。2016年世界500強中，我國內地企業的人均營業收入只相當于500強總體人均營業收入的76.06%、美國企業的63.48%。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實體經濟的短板就凸顯出來了。歷史的、現實的、國際的因素綜合作用，形成了今天實體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因此，實體經濟優化升級已經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大任務。當前實體經濟困難，在我看來，不是哪家企業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運行中仍存在的某些突出矛盾與問題。2016年2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出現斷崖式下降，從2015年年底的10.1%直接降到6.9%；2016年1月至8月，同比名義增長僅為2.1%。此后開始逐步回升，但直到2017年11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也未能達到全國平均投資水平。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意愿低下，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體經濟成本過高，包括稅費、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資、用能、物流成本等。從“三去一降一補”到“破、立、降”，降低成本任重而道遠。為此，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求，采取各種措施“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以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二是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的障礙依然存在，“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忽隱忽現，石油、通信等領域社會資本難以進入。這就需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破除歧視性限制和各種隱性障礙”，以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三是產權保護政策尚未得到很好的落實，一些企業家對未來的預期不穩。為解決好這一問題，當前相關方面正在“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案件”，以落實中央產權保護政策，弘揚企業家精神，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可以說，在內外環境相互作用下，我國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那么，怎么看待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前景？在我看來，我國發展高水平的實體經濟，面臨著新的歷史性機遇。經過近40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經濟轉型升級呈現歷史性特點。一是產業結構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2017年前三季度服務業占比達到52.9%，預計到2020年有可能接近或達到60%。在服務型經濟比重不斷提升的同時，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成為助推產業變革的新動能。二是消費結構正由物質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轉型。估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將由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我國正在進入一個“新消費時代”，為全球尤其是歐美提供了經濟合作的巨大市場空間，也為我國發展自由貿易、推動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條件。三是城鎮化結構正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預計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35%提高到60%以上。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融合并進的趨勢明顯增強。四是從以貨物貿易為主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轉型。預計到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比重將由2016年的18%提高到20%以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未來幾年，發展服務貿易成為我國開放轉型的突出特點和重大任務之一。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經濟轉型的大趨勢，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契機，要在鼓勵發展實體經濟的同時，推動實體經濟的優化升級。實體經濟優化升級做得好，實現高質量增長就有重要前提，就能為高質量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制造業優化升級：將實體經濟做強做優做大我國實體經濟有著巨大的優化升級潛力。釋放這些潛力，推進實體經濟高水平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既要通盤謀劃，又要重點突破。在我看來，發展高水平的實體經濟，關鍵和重點都在于發展制造業，推動制造業優化升級，提升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什么說發展高水平實體經濟的關鍵和重點都在于發展制造業？第一，制造業的優化升級決定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我國的實體經濟，目前可以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一方面，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迅猛。2016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2.6萬億元，同比增長18.9%，占GDP比重達到30.3%。另一方面，傳統制造業面臨比較大的挑戰。“三去一降一補”，更多的是針對這些制造業。習近平總書記在徐州視察徐工集團時又提到，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抓實體經濟一定要抓好制造業。第二，制造業優化升級決定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當前，制造業發展的主要特點可用九個字概括，“全球化、信息化、服務化”。尤其是服務型制造業發展勢頭相當猛，從3D打印機到工業機器人再到人工智能，勢頭不可阻擋。在美國，制造與服務融合型企業占制造企業總數的58%。在德國，有兩個“70%”：服務業占GDP的70%，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70%。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的發展，制造業要著力在“服務化”三個字上下功夫。強調“服務業主導”，不是不要制造業，而是要以研發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提升制造業發展水平，大力推進制造業服務化進程。就是說，制造業的優化升級，關鍵在于研發能力，重點是核心設備和核心技術。第三，制造業的優化升級決定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以東北振興為例，東北地區制造業發展有基礎、有條件，問題在于能否抓住機遇，加快推動制造業尤其是裝備制造業的優化升級。我在東北振興論壇上提出，東北的出路在于依托國內巨大的市場，大力發展制造業，大力提升制造業的水平，尤其是裝備制造業。2015年遼寧裝備制造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32.5%，裝備制造業的利潤總額占比為49.5%。裝備制造業是東北地區的傳統產業，更是優勢產業，完全有可能通過優化升級，達到國內領先或國際先進水平。而主張東北發展輕紡業的建議則值得商榷。創新驅動：釋放經濟發展第一推動力創新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更是發展高水平實體經濟的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徐工集團視察時指出，“發展實體經濟，就一定要把制造業搞好，當前特別要抓好創新驅動，掌握和運用好關鍵技術”。我國進入發展新時代，強調“創新”，抓住了關鍵點。近幾年，我國在發展信息技術與先進技術方面有明顯進步，某些產業世界領先。但是，一些關鍵技術、核心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里，有兩組數據很重要。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中國的創新能力在全球排名第22位。但同時我也注意到，我們在監管環境、高等教育、單位能源GDP貢獻量等指標中排名靠后。一些關鍵領域的技術還依賴于國際市場。最近幾年，互聯網、大數據正在引領制造業優化升級。未來5～10年，我國的高質量發展正需要自主創新這個強大的“中國發動機”。把創新這個第一動力釋放出來，經濟發展的前景就不可估量。其中，人才是創新的第一源泉。目前，我國人才的結構性矛盾還比較突出，各種制約因素還比較多。以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為例，“新興技術+操作人才”嚴重短缺，“技術+管理人才”更是一將難求。由此看來，自主創新的關鍵是盡快培養人才，盡快形成人才支撐創新發展的良好環境。以教育為例，教育體制“考試型、封閉式、行政化”的特點在一些地區還比較突出，導致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難，一方面企業招工難。我們急需的工匠型人才、技師型人才短缺，這是制約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推進教育改革，調整教育結構，是釋放創新這個第一推動力的根本所在。這些年來，我一直呼吁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要從“考試型”向“能力型”轉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大力培養大國工匠，培養技術型人才。我認為，這是教育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深化供給側改革：向高水平經濟發力聚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八項重點工作。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推動高水平實體經濟，要從哪些方面破題發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需要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其實質是結構性改革和結構性調整，是促進供需關系動態均衡的根本保障。從實際情況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攻堅戰，既要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貫穿經濟轉型全過程，又要在短期內實現重大突破。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繼續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與此同時，從市場主體的需求出發，找出實體經濟的“痛點”，并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來舒經通脈。一是擴大市場開放，尤其是服務業市場開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放寬服務業準入限制，完善市場監管體制”。當前，重點是擴大服務業市場的開放。二是成本要降低。制度性成本看上去很虛，卻很真實。“曹德旺現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成本過高。娃哈哈的宗慶后算過一筆賬，一年要繳費200多種。這些制度性成本要盡快降下來，真正“放水養魚”。三是稅收結構要調整。過去幾年來的減稅，多數企業叫好，但也有企業表示“不解渴”。美國的大幅減稅，對我國制造企業更是無形的壓力。從當前的情況看，減稅的空間不大。為什么？現行的稅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出路在于加快稅收結構轉型，從以間接稅為主轉為以直接稅為主。關鍵有兩點：一是抓住機遇，下決心；二是穩妥安排。例如，開征房產稅的趨勢不可避免，但要做好設計，最好是明確告訴老百姓，開征房產稅的前提是整體稅負下降。四是市場監管要轉型。要把監管變革作為深化簡政放權的重點，進一步推進監管轉型。要向專業的、技術的、法律的監管轉型，而主要不是行政性監管。在這些“痛點”上聚力、發力，打通經脈，就能夠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為實體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產權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發展實體經濟，根本因素還是人。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判斷，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過去一段時間，由于多種原因，企業家的預期不是特別好。為此，近年來國家密集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那么，如何穩定企業家的預期，調動他們創新創業的積極性？發展高水平實體經濟，需要培養有能力的企業家，需要弘揚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在市場上能識別風險、防范風險、把握風險。當務之急是降低非市場風險，“守護”企業家的預期。這個非市場風險主要與產權保護相關。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解決這個問題。2016年11月出臺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7年9月再出臺意見，強調弘揚企業家精神，更好地發揮企業家作用。現在關鍵在于落實。令人欣喜的是，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院公布將依法再審三起重大涉產權案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希望以此為突破口，出臺詳細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釋，使得產權保護制度化、法治化，該“赦免”的赦免，給予“定心丸”，以徹底免除企業家的“后顧之憂”。我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創新型企業家”，他們是企業的創造者，是企業的靈魂，是企業文化的倡導者。怎么讓他們發揮作用？總結過去近40年的經驗和教訓，要在制度上實現產權激勵，結成利益共同體，這是根本出路。贏在轉折點：重在搞好“兩個保護”可以說，穩住了企業家就穩住了經濟，釋放企業家活力就釋放經濟活力。近幾年，我相當關注浙江這塊熱土，到浙江調研也比較多，與一些企業家座談交流，從中獲益不小。2016年，我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贏在轉折點》。這個題目，就是在和浙江企業家座談當中得到的啟發。對于浙江，我有兩件事印象比較深刻。第一，贏在轉折點。發展高水平的實體經濟，我認為浙江已經在起步，而且勢頭很好，在某些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我們過去講，“贏在起跑線”，現在是“贏在轉折點”。浙江大部分民營企業家市場感覺好、趨勢把握準，企業體制活、轉型快，所以贏得了市場競爭的主動。現在，浙江相當一部分企業已經從傳統業態中抽身出來，投資到新的業態中。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一批新型浙商企業成為全球的領跑者。應當說，“贏在轉折點”是浙江的突出優勢，也是浙江未來發展的新起點。第二，浙商精神。這兩年，我多次在浙江相關的論壇上作演講，很有感悟。不但省級商會，而且市一級的商會、縣一級的商會都很活躍。浙商敢于創新、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浙江在轉型發展中走在了全國前列。下一步，浙江如果把下面這兩件事做好了，后發力會更強。一是產權保護。浙江民營企業家多，對產權保護更為關注。如果浙江能率先拋出一兩顆“定心丸”，就能更好地穩定企業家預期，激發企業家精神。二是治理霧霾。我在國際場合交流時，不少國際上的知名企業家告訴我，如果杭州能夠有更多的藍天白云，他們的企業尤其是研發中心就會入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