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在這里提到“普遍精神”，而非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因為我覺得“普遍精神”更為恰當。黑格爾的邏輯學不應該導向一種絕對精神，這種導向把黑格爾的思想重新納入到了柏拉圖的理念之下，使得黑格爾的哲學重新成為了柏拉圖哲學的注腳。黑格爾稱哲學研究的對象應當是這種“普遍精神”[1]，普遍精神和絕對精神不同，絕對精神指向一種柏拉圖式的“理念”，是不變的一。而普遍精神不直接指向絕對，它含有變化的因素，指向普遍適用的意思，表現在邏輯、理性和實踐層面只是符合普遍原則的一種規定性，具有一種“普世原則”。它指向的具體內容卻隨著時間和時代的推移，有著相應的變化。我們學習哲學史的目的，是通過“作為分歧意見之堆積”的分析，從意見中尋找到“普遍精神”，哲學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恰好是建構“普遍精神”的模式，各種不同思維方式的指向，則是各種意見。作為思維模式的“普遍精神”也隨著時代變化進行著自身的解構和重塑，而唯一評判的標準則是與時代應當具有的思維的契合，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走向一致。意見難免誤入歧途，意見也難免徘徊不前，然而“普遍精神”模式的指向，終究被時代所選擇，進入一種發展的狀態。
哲學史的“普遍精神”孕生時代精華的源泉
20世紀初期中國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決絕拋棄無疑是錯誤的。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同時，中國和中國人雖然在一定的社會制度、法律條款、行為方式等方面有了全新的改變和進步，但是延續和固守在大多數中國人思維模式里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是決然沒有根除的，也不可能迅速根除。中國迅速建立起了最先進的社會制度，這種先進制度源自的西方哲學的思維基礎與中國傳統中走來的大眾思維毫無疑問地存在著巨大隔閡，沒有進行全新的思維模式訓練，中國人沿襲著傳統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如火如荼的現代化進程中逐漸感到困惑，逐漸出現了各種問題，相關制度在制定中對相關理論基礎理解的不透徹，在執行中對制度的理解障礙，大眾對相關制度的不理解、社會沒有穩定的評價標準，除了中國人自身對傳統的思維模式沿襲與現代相關制度沖突之外，整個社會思維模式的多元化也促長了這種混亂。
對于傳統思維模式的改變無疑是需要的，但是這種改變并非是對傳統的決裂。中國人逐漸認識到這一點，并開始學著延尋傳統來關照當今，并希望在對于傳統的重新解讀中尋找到當今時代的“普遍精神”，以指導和規定現代社會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對于傳統和歷史的傳承和改造是需要人們在對傳統的“普遍精神”的把握基礎上，結合對現代文化走向，達到一種思維模式的適合，這種思維模式的適合，成就了時下各類思維模式即“意見”的產生，而這些“意見”所蘊含的就是時下的“普遍精神”。
擺在中國人面前的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文化的傳統是一種“現成的材料”[2]，這些材料都將成為孕生中國現代思維模式的前提，關鍵在于中國人對這些材料中所蘊含的“普遍精神”的把握，并在這種把握基礎上認識關于時代走向和時代思維模式的重塑。這種認識和重塑在于如何運用哲學思維模式引領中國大眾在中國殘存卻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模式與近代沖入中華大地的顛覆性西方思維模式中尋找一種適合，這種適合首先包含的是消化，是對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存在在一個共同體內的矛盾沖突的消化，在這種消化中吸收并自然規整時下的思維模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應該是尋找這種消化，這種消化不是讓馬克思主義思維模式與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戰爭，勝者為王。這種消化是基于中國人固有思維模式基礎上的規整，在審視和分析的基礎上，在對原有材料中“普遍精神”的把握中，區分兩種思維模式的不同，尋找兩種思維模式共融的契合點，從契合點出發，逐步規整統一主流的思維模式，獲得社會的發展。這種發展來源于聯系和意義的尋求。“如果我們要把握哲學史的中心意義，我們必須在似乎是過去了的哲學與哲學所達到的現階段之間的本質上的聯系里去尋求。”[3]即在現有的材料和將有的材料中延續“普遍精神”，“因為歷史里面有意義的成分，就是對‘普遍’的關系和聯系。看見了這個‘普遍’，也就是認識了它的意義。”[4]
發展基于最大多數存在的啟蒙
生活方式的進步、思維模式的進步，代表著社會的“發展”[5]，如果正處于這種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轉變中的人自身并沒有發覺和意識他經歷的這種轉變的話，他自身會在愈來愈明顯的不同之中陷入一種困惑而產生陌生感，他看到的是超出習慣的生活，令人訝異的行為模式，莫名而來的思維模式，他試圖在固有的習慣中尋找一種解釋，可是這種發展超出了他的習慣方式和解釋能力。此時人們就需要運用人自身具備的“理性”[6]，把這種陌生感和困惑對象化，在對象化的過程中對它進行再考察。這種再考察的過程是哲學思考的純粹化過程，也是使這種“對象成其為對象自身”[7]的手段，它表現為對這種發展和轉變普遍化的追溯和反思，并在這種追溯和反思中確立新的解釋話語，新的思維模式，并把新材料納入自身的生活和思維習慣。
馬克思試圖把純粹的理論和理性思考“介入”到最普遍的大眾生活之中，尋求為沉默的大多數提供發言權和行為權的平臺，然而大多數存在能夠發言和行為的前提卻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存在要學會發言和行為，而發言和行為的基礎卻是大多數存在的理性運用即進入成熟狀態，這種自我理性的運用被稱作啟蒙。只有大眾進入自我啟蒙的狀態，才能自覺地進行哲學思考，大眾的發言和行為才能占據歷史舞臺，否則這樣的發言和行為就是一團糟的鬧劇，不僅沒有任何歷史意義，反而混淆人們的思維，新中國發展史上的深刻教訓明確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試圖最接近“普遍精神”的理論雖然不斷地遭到現實的嘲笑，但從人類理性判斷的歷史中來看，馬克思主義這種尋找一種運用被遺忘了幾千年的最廣大存在者的普遍的理性來思考審視社會的發展的有效方式，只有通過這種有效方式，或許才會使得社會發展成為發展自身。否則，這種發展對大多數存在者來講只是一種虛偽的假象。
“一個神圣的廟宇，在這里面，人類的各民族帶著感謝的心情，很樂意把曾經增進他們生活的東西，和他們在自然和心靈的深處所贏得的東西保存起來。接受這份遺產，同時就是掌握這份遺產。它就構成了每個下一代的靈魂，亦即構成下一代習以為常的實質、原則、城建和財產。同時這樣接受過來的傳統，復被降為一種現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轉化。那接受過來的遺產就這樣地改變了，而且那經過加工的材料因而就更為豐富，同時也就保存下來了。”[8]這種豐富和加工即是社會發展的形式。“當我們去吸收它，并使它成為我們所有時，我們就使它有了某種不同于它從前所有的特性”[9]。對于大多數存在的啟蒙，尤其是對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中的社會存在者的啟蒙，比別的國家更需要時間和思維引領。消化歷史遺留下來的思維模式沖突，接受大眾樂于接受的精神遺產，在新的遺產重組中構建新時期的思維模式，從而實現社會發展。
[1]“但我們這里所須研究的，主要的也正是這普遍的精神。”《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8
[2]“它（普遍精神）的活動以一個現成的材料為前提，它針對著這材料而活動。并且它并不僅是增加一些瑣碎的材料，而主要地是予以加工和改造。”《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9
[3]《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7
[4]《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11
[5]“發展是一個熟知的觀念。但哲學的特點，就在于研究一般人平時所自以為很熟悉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25
[6]“人是有理性的，人的本性具有理性”《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26
[7]“說理念是發展的，并且說它首先必須使它自己成為它自身，從理智看來，似乎是一個矛盾，但哲學的本質正在于消除理智的對立。”《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25
[8]《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9
[9]《哲學史講演錄》[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