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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些話，“為什么上級老是讓我反復地干同樣一件事情”，“這個事情的責任根本不是我”，“我就是這么一個人，幾十年了改不了”，“我沒有時間”。
在我們的生活中，這些消極的抱怨每天都會鋪天蓋地向我們撲來。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消極的抱怨不好，但是我們又總會為自己找出開脫的理由，“是這個世界太殘酷了，他怎么可能像你想象的樣子來運轉呢？”
但是事實的真相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真的在環境面前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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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初，巴甫洛夫做了著名的“假飼實驗”。它通過外科手術將狗的食道引出體外，這樣食物就不可能通過食道進入狗的胃里面。與此同時再將一個管子插入狗的胃里面引出體外。
實驗表明，在狗進食的時候雖然說胃里面沒有任何食物，但是可以看到不斷的有胃液從管子里流出。
這個實驗得出的結論就是所有動物（包括人在內），其生理活動都是由于外界的條件刺激而引起的。
于是，環境與條件對我們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樣的觀點就廣為流傳，并且還產生了用來解釋人性的三種決定論。
“基因決定論”：認為人的本性是祖先遺傳下來的，比如一個人的脾氣不好，那是因為他祖先的DNA里面就有壞脾氣的因素，又借的基因被繼承下來。
“心理決定論”：強調一個人的本性是由父母的言行決定的，比如你總是不敢在人前出頭，每次犯錯都內疚不已，那是與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你的童年經歷分不開。因為你忘不了自己尚且稚嫩柔弱和依賴他人，是受到了心靈傷害。忘不了小時候因為表現欠佳遭遇的懲罰排斥的感受。
“環境決定論”：主張環境決定人的本性，周遭的人和事，例如老板還有叛逆期子女或者經濟狀況乃至國家政策都可能是影響因素。
所有這些決定論的觀點都認為我們會受條件左右，因某種特定的方式回應某種特定的刺激。決定論為我們的消極情緒提供了理論支持——我們之所以消極，完全在于外界不良的刺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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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裔的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在二戰期間被關進德國的集中營，同他一塊兒被關進集中營的父母妻子和兄弟都死于納粹魔掌，他本人也飽受凌辱酷刑，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按理說在這樣極端惡劣環境下生活的人都應該是絕對的消極悲觀才對。但是弗蘭克卻看到有些人非但不消極，還在這種簡直如地獄般的環境中，努力的讓自己過上更體面的生活。他們會用玻璃片把胡子刮干凈，堅持寫作記錄自己的感受，甚至還會搞一些唱歌等娛樂活動。
看到這樣的場景，維克多忽然有一種全新的感受，他稱之為人類終極的自由。雖然納粹能夠控制他們的生存環境，摧殘他的肉體，但他的自我意識卻是獨立的，能夠超脫肉體的束縛，以旁觀者的身份審視自己的遭遇，他可以決定外界刺激對自己的影響程度，或者說在遭遇與對遭遇的回應之間，他有選擇回應方式的自由。
后來維克多走出了集中營，并且寫下了著名的《生命的意義》這本書。在書中他這樣寫到，“哪怕剝奪你所有的權利，選擇態度的自由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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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的作者史蒂芬·柯維說，人的發展從依賴期走向獨立期，需要建立的第一個習慣，也是最重要的習慣，就是積極主動。積極主動讓我們從環境決定論手中奪回選擇權。哪怕在最極端的環境中，我們要選擇自己態度的權利，并最終決定我們生活應該怎樣去過。
在書中他介紹了三種方法讓我們重新奪回自己生活態度的選擇。
第一，在刺激和回應之間，給自己思考的時間。
當外界突然發生變化時，或者別人提出一個想法時不要一口回絕。給自己留30秒的時間，把自己從一個主觀經歷者變成旁觀者去審視全局。這30秒時間可以把我們從因情緒產生的本能反應中脫離出來，調用自己的自我意識、想象力、良知和獨立意志客觀的分析，然后把選擇權交給理性和價值觀。
第二，用積極的語言代替消極的語言
消極的語言，比如“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就這樣了”、“他把我氣瘋了”。在我們說這些消極的語言的過程中，其實本質就是在推卸責任，我負不了責任，我無法自由選擇回應的方式。
試著把這些消極的語言改變成積極主動的語言，“試試看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我能選擇恰當的回應”。當我們說出這些積極主動的語言的時候，就能從一個環境的被動承擔者轉變為主動反應者，做出改善我們處境的有效行動。
第三，減小關注圈擴大影響圈。
所有我們關注的問題，比如健康、子女、事業、工作、房價和國際環境，這些都可以納入關注圈內。關注圈里面的事情有些可以被掌握，有些則超出個人能力范圍。
在關注圈里面還有一個影響圈，是指我們力所能及可以改變的事情。
消極被動的人更多的圍繞關注圈思考，盯緊別人的弱點或者自己無法改變的事情，當結果越來越壞，就會自哀自憐，不斷為自己的處境找借口。
積極主動的人則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影響圈，比如我影響不了天價的房價，但我可以增加能力賺更多的錢。我影響不了老板的脾氣，但是我可以跟老板做有效的溝通。我不能讓每天有25小時，但是我可以加強時間管理，提高做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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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中，第一個習慣就是積極主動。印度圣雄甘地曾經說過，“除非拱手相讓，否則沒人能剝奪我們的自尊”。
其實，在我們生活中受到了巨大的傷害，并非客觀環境的惡劣，而是我們對這些環境的回應上。當我們從被動的承擔者便成為主動的改變者的時候，生活也會因此發生巨大的改變。
